1914年的一天，美国人林百克收到中国人黄兴寄来的一个大包裹。
　　此前的9月29日，两人曾于芝加哥会面。这位在菲律宾做过法官、一贯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人，向第一次造访美国的黄兴提出，希望能为他写传记，为此，请他写些可用于传记的材料。
　　现在，黄兴如约寄来了包裹。动手拆包时，林百克激动得“手有点发抖”：“我想，那里面装着一位英勇的将军的生活历史资料。”他小心翼翼地把包裹打开，“像朝圣的信徒展读圣书一样”。
　　包裹里，是一份用打字机打成的、长长的文件——吁请美国朝野支持中国的民主政体，反对袁世凯篡国。无一字涉及黄兴个人的勋业和生活。
　　黄兴，字克强，与孙中山并称为“开国二杰”，章士钊的挽联称“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武昌首义前，革命党人所经历的10次革命，大都由黄兴主持，“几乎是无役不与”。章士钊早年在《沈荩》一文中说：“吾闻之：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黄兴是甘冒巨险和深入虎穴的人，这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识。
　　这个寡言重行的人，始终站在孙中山的身边和身后，将满腔的情感与满腹的智慧，化作无以伦比的行动力，留在了奔向共和的路上。
　　
　　“谷中一鸣，众山皆应”
　　
　　1910年5月30日，黄兴致信孙中山，讨论9次武装对抗清廷之起义失败后，革命的走向和计划。
　　黄兴在这封信中指出，推翻清政府最好的力量，就是它自己的军队。他分析了新军起义流产以后的广东形势，断言：尽管此前遭遇种种挫折，但是，“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这修正了孙中山长久以来主张的于边远地区起事的观点。
　　在结论中，黄兴预言：革命一经在一省爆发，各省将闻风而动，“必有谷中一鸣，众山皆应之象”。
　　胡汉民评价说：“其后进行计划，大略如书中所言。”
　　其实，早在1903年11月4日，在华兴会成立会上，黄兴就对武装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有过完整而富于远见的论述：
　　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一种为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然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专制痛苦，奋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辈革命，既不能借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
　　赴日留学是黄兴一生的转折点。1902年夏，黄兴被官派至日本弘文学院习师范。他的朋友和传记作者刘揆一称，他在那里学习到的西方知识，使他成为一个民主共和政体的鼓吹者。
　　1903年夏，黄兴回到长沙主持明德学堂新成立的速成师范班工作，兼任历史、体操等课目教员。“他的图画很好，白天上课在黑板上画瓜果，晚上计划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