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触目惊心的“感谢同学不杀之恩”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复旦投毒案”高居各大网站新闻关注度的榜首。
人们对2004年马加爵犹如泰森般的凶恶面容似乎还记忆犹新。如果说当年马加爵的行为让人感受更多的是残忍和血腥，那么复旦大学投毒案凶手表现出的工于心计，则更让人不寒而栗。
2013年4月17日下午，复旦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黄洋经抢救无效，于当天下午非正常死亡。警方在其寝室饮水机内残留的水中检测出有毒化合物成分，认定其室友林某有作案嫌疑。林某所投毒物为N-二甲基亚硝胺溶液——浅黄色油状液体，高毒、无味，易溶于水。这让缺少化学知识的中国人除了从食品安全事件中知道了很多化学元素外，又增加了一个学习化学知识的渠道。
随着调查的深入，林某的作案过程渐渐清晰。
3月31日中午，多云，阳光被遮挡，靠近潮湿洗衣房的复旦大学医学院西苑20号楼421室里没有其他人。林取出装有N-二甲基亚硝胺的溶液试剂瓶，缓缓注入寝室门边的饮水机。这瓶致命的毒药，林储藏已久。他熟悉这种试剂，过去三年里，他曾先后将这种试剂注入数百只白鼠体内，制造肝脏纤维化的样本，然后处死它们，以采集数据。这次致死的将不再是白鼠，而是他的室友黄洋。这间寝室，常住的只有林和黄，两人都长年在医院实习。
直至今日，在认识林的人中，还有不少人不太相信林会毒杀他人。黄洋病发入院后，作为实习医师，林还给黄洋做了B超；黄洋的父亲听说儿子出事赶到上海后，曾在寝室留宿，与林共处一晚，黄父回忆，林神色自若。
据说，林曾是本科学生会学术部部长，科研能力惊人，论文发表数远超一般学生，热心同乡会的活动，爱打篮球，玩“三国杀”，擅长讲冷笑话。
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积极规划人生、在公开场合略带羞怯、但在自己的圈子里擅长沟通合作的瘦高个男生。
绝少有人留意到林的另外一些特质：林在与异性沟通上长期积累了挫败感；林在网络上习惯使用极具攻击性与侮辱性的语句，无论是对自己的同学还是公众人物；林把自己比较普通的家庭小心翼翼地隐藏在与人交流的话题之外。
几乎没人能体察到迥然相异的两面在林的内心长期煎熬、发酵——在林的性格中，自尊、上进、好强、善良的一半，始终没有停止与苦闷、自责、充满挫败感的那一半的战争。这场一个人的战争，最终以毁灭的方式结束。
这不难让人联想到1994年清华女生朱令中毒事件。朱令在校期间离奇出现铊中毒的症状，由于朱令并没有铊的接触史，警方认定是投毒案件。但此案经过调查，几度沉浮，凶手至今逍遥法外。由于铊中毒造成的损伤，朱令的智力、视觉、机体和语言功能都没有得到恢复，留下永久的严重后遗症，她生活根本无法自理，必须由年迈的父母照料起居。
同为室友，即使不能成为同窗好友，也没有理由促成深仇大恨。2013年1月，武汉长江工商学院新闻专业学生针对大学生寝室关系，在华中师范大学等12所高校做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仅43%的大学生对寝室关系表示满意。调查发现，容易引发寝室矛盾的原因主要是性格、生活习惯以及沟通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而当问题出现时，多数学生会选择跟室友“冷战”。毒杀黄洋的林某，也只是因为生活琐事与黄洋关系不和而心存不满。
此类“同室操戈”案件频发，的确让人深思。
如今，本应在校园毕业季上演的惜别深情竟然被一句“感谢同学不杀之恩”所代替，人们在触目惊心之余，不禁要问：我们的校园怎么了？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于是，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热点。
学者宋石男在微博中这样评论复旦投毒案：“每出一个轰动的案子，不少人就会呼吁反思，但这种反思毫无意义。未来的杀人犯没有一个会因为看到这种呼吁而从现在就开始立地成佛。”他的看法的确不无道理——有时只是几秒的冲动就会造就一个杀人犯，仅仅靠一个轰动案件发酵出来的“反思”，就指望减少冲动犯罪并不现实。
但既然反思不可能杜绝“恶”，就要学会正视这种“恶”，尽力去减少造成“恶”的因由，把“普通问题”解决掉，让这些恶行出现的概率小一些，也竭力让处于善恶边缘的人更难滑向“恶”的深渊。
所以，从学校教育的层面看，虽然对学生的心理疏导只能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但必须用足力气去做。
10年前，一次大规模调查中的数据表明，有16.51%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健康问题。10年后，据《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分别有27%、66%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经常或偶尔有心理方面的困扰，也就是说，近九成学生存在心理问题。
为应对这些心理问题，国内各高校都配备了心理咨询室，可力度显然过于单薄。这方面，美国大学的架构或可学习：从内容上看，美国的心理健康教育有学生心理健康咨询、生活指导、生涯辅导等；从实施途径上看，有学生自我心理保健教育、校园生活的渗透作用、进行社会服务、设立健康图书馆等。这些远较国内简单的心理咨询室或者几个课时的心理健康课更系统和全面。
而面对寝室矛盾，哈佛大学的经验也十分值得借鉴。新生入学第一年，校方新生主任就会刻意将不同文化背景、社会阶层、兴趣爱好的学生安排在同一寝室，让他们迅速体验彼此的文化冲突、生活习惯冲突和个性冲突等带来的强大压力，为他们将来走上社会提前锻炼适应能力。
其实，无论是人格、人生还是情商教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对生命的敬畏。
形形色色的生命教育
尊重生命，既是尊重别人的生命，也要尊重自己的生命。
河北任县一初二男生因早恋问题跳楼身亡；云南昆明一初二女生因42.5元钱受到委屈，从学校三楼跳了下去；浙江余杭一名18岁的高三学生因被母亲拔掉网线，与父母吵架跳楼自杀；山东东营一名年仅14岁的女孩从自家五楼的窗户跳下，就因为不愿按学校要求剪去长发…… 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活中却时常有人放弃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是社会、家庭、学校教育的莫大悲哀。
美国的生命教育起初是以死亡教育的形式出现的。死亡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形式，名为谈“死”，实则让孩子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念，以正确的态度保持生命、追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澳大利亚的生命教育强调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新西兰的生命教育课程实施的原则是：建立学生自我尊重意识、教导学生拒绝的技巧和认识健康生活的好处。
在英国人眼中，尊重生命是最基本的素养。在英国，生命教育是从培养孩子对动物的关爱开始。喜爱小动物是孩子的天性，把珍惜和爱护动物作为切入口，教导孩子珍爱生命是英国幼儿园、小学普遍采用的方式。
姆利是西伦敦杭斯洛一所小学的健康教育课老师。他指着一群正搬家的蚂蚁对孩子们说：“蚂蚁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动物，一亿多年前就存在了，并且它们总是成群活动，非常团结，你们不能无故残害它们。但如果它损害家中物品，你们怎么办？”小约翰说：“把它放回土里。”姆利说：“非常好，将家中一两只蚂蚁放回花园、草地，它会通知同伴这里有危险，其他蚂蚁就会从你的家中撤离了。”
英国一些野生动物组织或者救护中心也跟中小学有合作，经常组织学生参观他们收容救治的受伤动物和遭到遗弃的宠物。
而在韩国则推崇一种旨在警醒人们珍爱生命的健康教育形式——“模拟葬礼”。
“模拟葬礼”在韩国有多种叫法，可称为“入棺体验”或“临终体验”，主要环节有专家讲座、书写遗书、进入棺材模拟死亡等，让参加者通过体验更加珍爱生命，并以更积极健康的心态面对生活，进而降低韩国的自杀率。
位于德国东部的德累斯顿卫生博物馆，每年都会定期举办“短寿展览”，吸引了大量民众去参观。这间博物馆由发明漱口水等医学物品的德国著名医学家林格建于1912年。博物馆里展示着2000多名短寿者的档案资料，且按名人、普通人分别陈列在一只只玻璃柜中，每一位都有为什么短寿的详细说明、照片和生前使用物品。这些短寿者的平均年龄不到29岁。
参观者个个神情凝重，不时有人发出几声轻叹。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病人和学生。一位参观者说，对这些短寿者的介绍让人震撼，比看电视、报刊印象更深刻。
德国卫生部门认为，短寿展对民众的警示效果远远超过长寿展。
其实，对生命的尊重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我们耳熟能详；《弟子规》中的“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也非常精辟地阐述了生命教育的要义。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这种古而有之的“仁爱”教育传承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带。
传奇“逃亡猪”引发的思考
爱惜生命，并不仅仅是狭义上爱护珍惜人类的生命，亦指以何态度面对世间万物。其中，体现着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对生命尊严的尊重。
弘一法师圆寂前，再三叮嘱弟子在将他的遗体装龛时，在龛的四个脚下各垫上一个碗，碗中装水，以免蚁虫等爬上遗体后在火化时被无辜烧死。
英国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保护动物的故事则发生在1998年。在威尔特郡马尔梅斯伯利屠宰场，屠夫纽曼先生像往日一样，正准备将刚用小卡车运来的三头小猪拖下来进行屠宰。或许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将尽，其中两头小公猪在门打开的一刹那突然蹿了出来，且立即没命地向前奔跑，它俩顺利逃出屠宰场，向远方的丛林奔去。
猪逃走后，屠宰场立即派人进行搜寻追捕，同时求助于警察。警察为此专门开设了一部“热线电话”，报告猪的行踪，提醒人们注意。于是这两头小猪成了全国最著名的逃亡者，赢得了公众广泛的同情。人们佩服它们的机智和勇敢，担心它们会不会饿死，关心它们被捉拿后的命运。
日子一天天过去，终于有人发现了这两头猪的行踪，于是通知了警察。追捕人员和大批记者立即赶到，“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督导官兼麻醉枪射击专家哈雷先生亲自出马，警察和捕捉人员用绳索、大网和聚光灯等设备进行围堵，终于将两只小猪“缉拿归案”。
在猪逃亡的过程中，好几家动物保护组织都表示要收留这两头猪。大多数人都希望这两头猪能有好运气，希望它们是在理想的环境中生活。连一向杀猪不眨眼的屠夫纽曼也称赞这两头猪勇敢聪明，非常难得。他祝它们好运，不要再回到他的屠宰场来。
小猪是活下来了，但事情并没有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用了一个专版来写猪，谈猪的历史和猪的好处，介绍关于猪的著述，以及评论猪与人的相同之处等，几乎要掀起“爱猪热”。英国最大的玩具公
司巴西尔登也将两头猪的可爱形象制成玩具猪出售。而自从两头猪出逃后，每天都有一百多人打电话到食素者协会进行素食咨询，说他们再也无法继续食用肉类了。马尔梅斯伯利的肉食商店估计“民愤”一时平息不下来，于是纷纷用“跳楼价”将猪肉香肠卖掉，以免过期扔进垃圾桶。还有电影公司专门以此为题材炮制了影视作品且大受欢迎。
这一场小猪的胜利大逃亡，引发的并非闹剧。在这一事件中，人们表现出不同的情绪——同情、关切、嘲笑、冷漠、愤怒……而实际上，人们关注并争论的，已不仅仅是两只小公猪的命运，而是对生命的深层思考：生命是否真有高低贵贱之分？自命为高级动物的人类是否真有对他人他物生杀予夺的大权？
原宥，是对生命最深的敬畏
2007年4月16日，23岁的韩裔学生赵承熙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校园枪击案件，包括凶手本人在内的33人死亡、29人受伤。
在遇难者悼念仪式上，人们敲响了33声丧钟，放飞了33个气球，用33块安放在校园中心草坪上的半圆石灰岩纪念碑，来缅怀这33个逝去的年轻生命——32名被害的学生和凶手赵承熙。在赵承熙的悼念碑旁，放着鲜花和蜡烛，还有人留下纸条，上面写着“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 对凶手的原宥体现了人性的关怀，在美国民众看来，凶手孤僻、性格扭曲，却没有被关怀和治疗，社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单单对赵承熙如此。
早在1991年，中国赴美的博士留学生卢刚开枪杀死了包括他的导师在内的5名教师和同学，自己饮弹自尽。枪击案发生第三天，受害者之一的副校长克黎利女士的家人就通过媒体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公开信：“我们知道，此时此刻，比我们更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这样，我们就能从中一起得到安慰和支持。”
也不单单是美国如此。
2011年7月22日，一声巨响击碎了挪威的平静与安宁。当场有8人丧生。而这，仅仅是血腥的开始。32岁的布雷维克制造这起爆炸后，又伪装成警察，聚集一些青少年进行“反恐演讲”，随后向密集的人群开枪扫射，打死了69人。
布雷维克以“从事恐怖活动罪名”被判入狱21年。面对这个恶魔布雷维克，挪威人表现出的不是愤怒和复仇，而是悲伤和团结。
《挪威晚邮报》编辑哈拉尔德说：“我们对这个疯子的态度，是给予更多的民主、宽容和爱，这些价值观正是布雷维克想要破坏的。我们要确保这个疯子不能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而反观我们国人对待周克华案的前前后后，让人深思。周克华杀人抢劫，视生命如草芥，而他被击毙的地方又成了旅游景点，人们纷纷去探寻，去围观，去拍照留念……
对生命的尊重应该是平等的，不受个人财富及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换言之，一个乞丐和一个亿万富翁，他们在占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上有着天壤之别，但他们生命的本身却并不应该因这些因素而变成千金之躯，或如草芥。
我们的教育缺少对生命的敬畏，这不仅导致出现虐猫、虐狗的惊心一幕，在面对他人的死亡时，很多人依然表现出麻木和冷血。
生命教育也不是单一的人伦道德思想，而是一种更为真实坚韧的生命价值观和普世精神，即：
生命是最基本的价值，是人生其他一切价值的前提和基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生命是最珍贵的，没有了生命一切都无从谈起。
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要珍惜，对别人的生命要关爱。
只有我们对生命拥有敬畏之心，世界才会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它的无限生机，我们才会时时处处感受到，生命的高贵与美丽。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复旦投毒案”高居各大网站新闻关注度的榜首。
人们对2004年马加爵犹如泰森般的凶恶面容似乎还记忆犹新。如果说当年马加爵的行为让人感受更多的是残忍和血腥，那么复旦大学投毒案凶手表现出的工于心计，则更让人不寒而栗。
2013年4月17日下午，复旦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黄洋经抢救无效，于当天下午非正常死亡。警方在其寝室饮水机内残留的水中检测出有毒化合物成分，认定其室友林某有作案嫌疑。林某所投毒物为N-二甲基亚硝胺溶液——浅黄色油状液体，高毒、无味，易溶于水。这让缺少化学知识的中国人除了从食品安全事件中知道了很多化学元素外，又增加了一个学习化学知识的渠道。
随着调查的深入，林某的作案过程渐渐清晰。
3月31日中午，多云，阳光被遮挡，靠近潮湿洗衣房的复旦大学医学院西苑20号楼421室里没有其他人。林取出装有N-二甲基亚硝胺的溶液试剂瓶，缓缓注入寝室门边的饮水机。这瓶致命的毒药，林储藏已久。他熟悉这种试剂，过去三年里，他曾先后将这种试剂注入数百只白鼠体内，制造肝脏纤维化的样本，然后处死它们，以采集数据。这次致死的将不再是白鼠，而是他的室友黄洋。这间寝室，常住的只有林和黄，两人都长年在医院实习。
直至今日，在认识林的人中，还有不少人不太相信林会毒杀他人。黄洋病发入院后，作为实习医师，林还给黄洋做了B超；黄洋的父亲听说儿子出事赶到上海后，曾在寝室留宿，与林共处一晚，黄父回忆，林神色自若。
据说，林曾是本科学生会学术部部长，科研能力惊人，论文发表数远超一般学生，热心同乡会的活动，爱打篮球，玩“三国杀”，擅长讲冷笑话。
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积极规划人生、在公开场合略带羞怯、但在自己的圈子里擅长沟通合作的瘦高个男生。
绝少有人留意到林的另外一些特质：林在与异性沟通上长期积累了挫败感；林在网络上习惯使用极具攻击性与侮辱性的语句，无论是对自己的同学还是公众人物；林把自己比较普通的家庭小心翼翼地隐藏在与人交流的话题之外。
几乎没人能体察到迥然相异的两面在林的内心长期煎熬、发酵——在林的性格中，自尊、上进、好强、善良的一半，始终没有停止与苦闷、自责、充满挫败感的那一半的战争。这场一个人的战争，最终以毁灭的方式结束。
这不难让人联想到1994年清华女生朱令中毒事件。朱令在校期间离奇出现铊中毒的症状，由于朱令并没有铊的接触史，警方认定是投毒案件。但此案经过调查，几度沉浮，凶手至今逍遥法外。由于铊中毒造成的损伤，朱令的智力、视觉、机体和语言功能都没有得到恢复，留下永久的严重后遗症，她生活根本无法自理，必须由年迈的父母照料起居。
同为室友，即使不能成为同窗好友，也没有理由促成深仇大恨。2013年1月，武汉长江工商学院新闻专业学生针对大学生寝室关系，在华中师范大学等12所高校做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仅43%的大学生对寝室关系表示满意。调查发现，容易引发寝室矛盾的原因主要是性格、生活习惯以及沟通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而当问题出现时，多数学生会选择跟室友“冷战”。毒杀黄洋的林某，也只是因为生活琐事与黄洋关系不和而心存不满。
此类“同室操戈”案件频发，的确让人深思。
如今，本应在校园毕业季上演的惜别深情竟然被一句“感谢同学不杀之恩”所代替，人们在触目惊心之余，不禁要问：我们的校园怎么了？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于是，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热点。
学者宋石男在微博中这样评论复旦投毒案：“每出一个轰动的案子，不少人就会呼吁反思，但这种反思毫无意义。未来的杀人犯没有一个会因为看到这种呼吁而从现在就开始立地成佛。”他的看法的确不无道理——有时只是几秒的冲动就会造就一个杀人犯，仅仅靠一个轰动案件发酵出来的“反思”，就指望减少冲动犯罪并不现实。
但既然反思不可能杜绝“恶”，就要学会正视这种“恶”，尽力去减少造成“恶”的因由，把“普通问题”解决掉，让这些恶行出现的概率小一些，也竭力让处于善恶边缘的人更难滑向“恶”的深渊。
所以，从学校教育的层面看，虽然对学生的心理疏导只能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但必须用足力气去做。
10年前，一次大规模调查中的数据表明，有16.51%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健康问题。10年后，据《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分别有27%、66%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经常或偶尔有心理方面的困扰，也就是说，近九成学生存在心理问题。
为应对这些心理问题，国内各高校都配备了心理咨询室，可力度显然过于单薄。这方面，美国大学的架构或可学习：从内容上看，美国的心理健康教育有学生心理健康咨询、生活指导、生涯辅导等；从实施途径上看，有学生自我心理保健教育、校园生活的渗透作用、进行社会服务、设立健康图书馆等。这些远较国内简单的心理咨询室或者几个课时的心理健康课更系统和全面。
而面对寝室矛盾，哈佛大学的经验也十分值得借鉴。新生入学第一年，校方新生主任就会刻意将不同文化背景、社会阶层、兴趣爱好的学生安排在同一寝室，让他们迅速体验彼此的文化冲突、生活习惯冲突和个性冲突等带来的强大压力，为他们将来走上社会提前锻炼适应能力。
其实，无论是人格、人生还是情商教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对生命的敬畏。
形形色色的生命教育
尊重生命，既是尊重别人的生命，也要尊重自己的生命。
河北任县一初二男生因早恋问题跳楼身亡；云南昆明一初二女生因42.5元钱受到委屈，从学校三楼跳了下去；浙江余杭一名18岁的高三学生因被母亲拔掉网线，与父母吵架跳楼自杀；山东东营一名年仅14岁的女孩从自家五楼的窗户跳下，就因为不愿按学校要求剪去长发…… 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活中却时常有人放弃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是社会、家庭、学校教育的莫大悲哀。
美国的生命教育起初是以死亡教育的形式出现的。死亡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形式，名为谈“死”，实则让孩子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念，以正确的态度保持生命、追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澳大利亚的生命教育强调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新西兰的生命教育课程实施的原则是：建立学生自我尊重意识、教导学生拒绝的技巧和认识健康生活的好处。
在英国人眼中，尊重生命是最基本的素养。在英国，生命教育是从培养孩子对动物的关爱开始。喜爱小动物是孩子的天性，把珍惜和爱护动物作为切入口，教导孩子珍爱生命是英国幼儿园、小学普遍采用的方式。
姆利是西伦敦杭斯洛一所小学的健康教育课老师。他指着一群正搬家的蚂蚁对孩子们说：“蚂蚁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动物，一亿多年前就存在了，并且它们总是成群活动，非常团结，你们不能无故残害它们。但如果它损害家中物品，你们怎么办？”小约翰说：“把它放回土里。”姆利说：“非常好，将家中一两只蚂蚁放回花园、草地，它会通知同伴这里有危险，其他蚂蚁就会从你的家中撤离了。”
英国一些野生动物组织或者救护中心也跟中小学有合作，经常组织学生参观他们收容救治的受伤动物和遭到遗弃的宠物。
而在韩国则推崇一种旨在警醒人们珍爱生命的健康教育形式——“模拟葬礼”。
“模拟葬礼”在韩国有多种叫法，可称为“入棺体验”或“临终体验”，主要环节有专家讲座、书写遗书、进入棺材模拟死亡等，让参加者通过体验更加珍爱生命，并以更积极健康的心态面对生活，进而降低韩国的自杀率。
位于德国东部的德累斯顿卫生博物馆，每年都会定期举办“短寿展览”，吸引了大量民众去参观。这间博物馆由发明漱口水等医学物品的德国著名医学家林格建于1912年。博物馆里展示着2000多名短寿者的档案资料，且按名人、普通人分别陈列在一只只玻璃柜中，每一位都有为什么短寿的详细说明、照片和生前使用物品。这些短寿者的平均年龄不到29岁。
参观者个个神情凝重，不时有人发出几声轻叹。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病人和学生。一位参观者说，对这些短寿者的介绍让人震撼，比看电视、报刊印象更深刻。
德国卫生部门认为，短寿展对民众的警示效果远远超过长寿展。
其实，对生命的尊重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我们耳熟能详；《弟子规》中的“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也非常精辟地阐述了生命教育的要义。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这种古而有之的“仁爱”教育传承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带。
传奇“逃亡猪”引发的思考
爱惜生命，并不仅仅是狭义上爱护珍惜人类的生命，亦指以何态度面对世间万物。其中，体现着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对生命尊严的尊重。
弘一法师圆寂前，再三叮嘱弟子在将他的遗体装龛时，在龛的四个脚下各垫上一个碗，碗中装水，以免蚁虫等爬上遗体后在火化时被无辜烧死。
英国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保护动物的故事则发生在1998年。在威尔特郡马尔梅斯伯利屠宰场，屠夫纽曼先生像往日一样，正准备将刚用小卡车运来的三头小猪拖下来进行屠宰。或许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将尽，其中两头小公猪在门打开的一刹那突然蹿了出来，且立即没命地向前奔跑，它俩顺利逃出屠宰场，向远方的丛林奔去。
猪逃走后，屠宰场立即派人进行搜寻追捕，同时求助于警察。警察为此专门开设了一部“热线电话”，报告猪的行踪，提醒人们注意。于是这两头小猪成了全国最著名的逃亡者，赢得了公众广泛的同情。人们佩服它们的机智和勇敢，担心它们会不会饿死，关心它们被捉拿后的命运。
日子一天天过去，终于有人发现了这两头猪的行踪，于是通知了警察。追捕人员和大批记者立即赶到，“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督导官兼麻醉枪射击专家哈雷先生亲自出马，警察和捕捉人员用绳索、大网和聚光灯等设备进行围堵，终于将两只小猪“缉拿归案”。
在猪逃亡的过程中，好几家动物保护组织都表示要收留这两头猪。大多数人都希望这两头猪能有好运气，希望它们是在理想的环境中生活。连一向杀猪不眨眼的屠夫纽曼也称赞这两头猪勇敢聪明，非常难得。他祝它们好运，不要再回到他的屠宰场来。
小猪是活下来了，但事情并没有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用了一个专版来写猪，谈猪的历史和猪的好处，介绍关于猪的著述，以及评论猪与人的相同之处等，几乎要掀起“爱猪热”。英国最大的玩具公
司巴西尔登也将两头猪的可爱形象制成玩具猪出售。而自从两头猪出逃后，每天都有一百多人打电话到食素者协会进行素食咨询，说他们再也无法继续食用肉类了。马尔梅斯伯利的肉食商店估计“民愤”一时平息不下来，于是纷纷用“跳楼价”将猪肉香肠卖掉，以免过期扔进垃圾桶。还有电影公司专门以此为题材炮制了影视作品且大受欢迎。
这一场小猪的胜利大逃亡，引发的并非闹剧。在这一事件中，人们表现出不同的情绪——同情、关切、嘲笑、冷漠、愤怒……而实际上，人们关注并争论的，已不仅仅是两只小公猪的命运，而是对生命的深层思考：生命是否真有高低贵贱之分？自命为高级动物的人类是否真有对他人他物生杀予夺的大权？
原宥，是对生命最深的敬畏
2007年4月16日，23岁的韩裔学生赵承熙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校园枪击案件，包括凶手本人在内的33人死亡、29人受伤。
在遇难者悼念仪式上，人们敲响了33声丧钟，放飞了33个气球，用33块安放在校园中心草坪上的半圆石灰岩纪念碑，来缅怀这33个逝去的年轻生命——32名被害的学生和凶手赵承熙。在赵承熙的悼念碑旁，放着鲜花和蜡烛，还有人留下纸条，上面写着“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 对凶手的原宥体现了人性的关怀，在美国民众看来，凶手孤僻、性格扭曲，却没有被关怀和治疗，社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单单对赵承熙如此。
早在1991年，中国赴美的博士留学生卢刚开枪杀死了包括他的导师在内的5名教师和同学，自己饮弹自尽。枪击案发生第三天，受害者之一的副校长克黎利女士的家人就通过媒体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公开信：“我们知道，此时此刻，比我们更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这样，我们就能从中一起得到安慰和支持。”
也不单单是美国如此。
2011年7月22日，一声巨响击碎了挪威的平静与安宁。当场有8人丧生。而这，仅仅是血腥的开始。32岁的布雷维克制造这起爆炸后，又伪装成警察，聚集一些青少年进行“反恐演讲”，随后向密集的人群开枪扫射，打死了69人。
布雷维克以“从事恐怖活动罪名”被判入狱21年。面对这个恶魔布雷维克，挪威人表现出的不是愤怒和复仇，而是悲伤和团结。
《挪威晚邮报》编辑哈拉尔德说：“我们对这个疯子的态度，是给予更多的民主、宽容和爱，这些价值观正是布雷维克想要破坏的。我们要确保这个疯子不能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而反观我们国人对待周克华案的前前后后，让人深思。周克华杀人抢劫，视生命如草芥，而他被击毙的地方又成了旅游景点，人们纷纷去探寻，去围观，去拍照留念……
对生命的尊重应该是平等的，不受个人财富及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换言之，一个乞丐和一个亿万富翁，他们在占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上有着天壤之别，但他们生命的本身却并不应该因这些因素而变成千金之躯，或如草芥。
我们的教育缺少对生命的敬畏，这不仅导致出现虐猫、虐狗的惊心一幕，在面对他人的死亡时，很多人依然表现出麻木和冷血。
生命教育也不是单一的人伦道德思想，而是一种更为真实坚韧的生命价值观和普世精神，即：
生命是最基本的价值，是人生其他一切价值的前提和基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生命是最珍贵的，没有了生命一切都无从谈起。
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要珍惜，对别人的生命要关爱。
只有我们对生命拥有敬畏之心，世界才会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它的无限生机，我们才会时时处处感受到，生命的高贵与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