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绝不放下为贫苦人民奋斗的责任！”“未来的世界终归是我们的！”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藏的一级革命文物中，有一组贺瑞麟烈士于1928年临刑前写就的日记。日记中的文字真实记录了当年狱中的黑暗生活和被捕烈士的英勇不屈。
　　1909年，贺瑞麟生于江苏省铜山县。父母是自耕农，家中有60亩地。为了能让他光耀门庭，家人变卖了大部分田地，送贺瑞麟到南京求学。1925年贺瑞麟考入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当时正值北洋军阀统治，人民苦不堪言。正是在这时，贺瑞麟开始接触各种进步书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马列主义著作，他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立志从一个为父母“光耀门庭”的农家子弟转变为一个替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革命战士。
　　1925年春天，贺瑞麟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惨案发生后，南京各界立即成立五卅惨案南京后援会。贺瑞麟参加了后援会的工作，并率领东大附中学生参加示威游行，被反动当局逮捕，出狱后被学校开除。年仅16岁的他开始专职从事革命活动。
　　1928年5月，中共南京市委在浦口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南京市委，孙津川任市委书记，贺瑞麟当选为市委委员兼团市委书记。7月初，孙津川在开会时不幸被捕。7月6日，贺瑞麟在家中被捕。特务从他的住所内搜出机密文件20余份及油印机等设备，认定贺瑞麟是中共南京市委的一个“重要人物”，立即将其押解至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所。
　　在狱中，贺瑞麟、史砚芬等20多名同志挤在一间昏暗潮湿的囚室里，只能轮番坐、轮番站、轮番睡。考虑到敌人不会放过自己，贺瑞麟于是不停思索在失去自由、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还能为党做点什么。他与史砚芬商量将狱中的状况记下，想办法送出去。所以从被捕至牺牲前这几个月里，贺瑞麟从看守那里要来纸笔，写了四次日记，可惜前三次都被看守發现，悉数收缴烧毁了。
　　9月28日，史砚芬、王崇典等四人在雨花台被枪决。贺瑞麟知道自己很快难逃一死，所以又从看守那里要来纸笔，悄悄开始写日记。
　　他写下了《死前日记》《给姐夫袁立超信》《未寄的信》《离散》等8册。其中《死前日记》回顾了自己19年来走过的道路，记述了自己从满腔热血、报国无门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转变为充满理想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思想历程。开始写时，只要一想到将要离开组织，尤其是一幕幕壮烈告别的情景不断地在脑海中闪现，贺瑞麟忍不住潸然泪下。与难友及战友作生离死别的叙说时，他几欲停笔。
　　在9月30日的日记中，贺瑞麟写道：“为了作消灭资产阶级的政治行为而入狱……阶级斗争行为中，哪里容得下妥协与和平，同时共产党员对敌对阶级还有求饶与优待的希望？”在狱中给姐夫的信中，他写道：“我现在是死了，为革命而死了！你们待我的一番热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同时也请你们不用为我而怨伤，而流泪！”在写给父母的遗书中，他敞开心扉，吐露了“为大家、弃小家”的心声，并表达了自己对家庭深深的歉疚之情。面对着死亡，他坚定地写下：“我绝不放下为贫苦人民奋斗的责任，而有自暴自弃的行为。”“祝你们早日成功，未来的世界终归是我们的！”
　　为了表达忠于党、忠于革命的决心，贺瑞麟不仅写，而且画。在《离散》最后一页上，他精心画了一颗五角星，星内写了“雨花台”三个字，表明自己已做好随时为革命牺牲、慷慨赴难的准备。
　　1928年10月5日，贺瑞麟从容地走出看守所，走向雨花台刑场，献出了年仅19岁的生命。
　　贺瑞麟牺牲前，交代狱友刘德超把他的日记交给党组织。刘德超出狱后，辗转于武汉、重庆等地，这些手书被他视若珍宝，装在一个陶罐子里保存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决定在雨花台兴建烈士陵园。1950年6月，筹备委员会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上刊登名为“征集在宁牺牲之人民革命烈士的史迹”的启事。刘德超看到后，将这些资料辗转交给雨花台烈士陵园。
　　烈士绝笔，字字血泪，页页悲凉，感人肺腑，激励着每一个革命者和后来人。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