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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从“非典时期”创作著名诗篇《以生命的名义》走进大众视野开始，几年时间里，丘树宏先后推出《珠海，珠海》、《30年：变革大交响》、《共和国之恋》等紧扣时代主题、引起热烈反响的一系列大型诗歌作品。也许正因如此，诗歌界以及许多评论家将诗人丘树宏称为时代歌者。但如果细读他的诗歌，从诗歌文本出发，我们还可以看他是一个很纯粹的诗人，他的吟唱他的思考他的感慨，都是来自于心灵深处驻着缪斯女神，他饱含深情在抒写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因此，如果简单地将他仅仅看成一个时代的歌者，似乎有些片面。
我们必须回到作品本身，对作品存在方式内部的各层面进行分析解读，从而把文本主体化、生命化，即力图把“语言”“文体”“哲学观”这样的内部研究对诗人心灵的解读结合起来，从“作品文本——作家心灵”，从叙事手法到文本细读，再回到社会意义去分析丘树宏的诗歌历程，并分析其成为一代时代歌者的历史选择和诗人的诗歌观、哲学观。
诗歌叙事学：历史向诗意敞开
中国诗学以志为本体，中国叙事学以事为本体，“诗言志”是诗学的开山纲领，“叙言事”则是叙事学隐含的第一原理。“志”包括志、情、意、性、知等诸种情感与心理，总而言之是指作者的内心世界；事则是整个外部世界的总称。志与事分别是诗学与叙事学语辞的本原、归宿、深层存在与内在规定。心志并非是一个实在之物，而是对物的一种反映；同样的，事物本来就是依待人的意识而存在。正因为此，诗学与叙事学的心与事之间有时也有交流与互渗，诗的叙事化追求与叙事的诗意追求。以上这些，都在丘树宏的诗歌创作中很明显地凸显了出来。在他的诗歌里，刻下了历史的印迹，人们在提及他的诗歌之时，很少去关注他的成长历史。事实上，个人命运和时代变迁为他的创作打下很深的烙印。
故土情绪
丘树宏出生在广东河源的连平县。丘树宏在某次采访中透露了他的家世对他的影响，客家连平在诗人的眼中很美，然而从1957年诗人出生到70年代中期诗人的中学时代结束，家乡留给他的是贫困而艰苦的回忆。那时不仅生活上很艰苦，靠吃树根、野菜充饥，而且“政治生态”也不好——“文革”时期丘树宏的父亲因为“出身不好”等因素（曾过继到地主家里）被送去劳动改造、受批斗。但是他的父亲并没有因此消沉。丘树宏回忆当时父亲的屋子里贴着一副“室雅无须大，花香不在多”的对联。闲下来的时候，父亲会给他和村里人讲“三国演义”等一些故事，这对丘树宏是一种文化熏陶。有一次，在“文革”批斗中，丘树宏为作为陪斗的父亲送饭，父子俩一起唱起了《战士歌唱东方红》。只有那次，丘树宏哭了。
然而，他仍然十分爱他的家乡，他的爱没有什么杂质，十分朴实，他在《连平，我们可爱的家乡》中写道：“在那高高的九连山下，/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她的名字叫连平，/是我们可爱的家乡。//一座座巍峨的山峰，/架起了客家人坚实的肩膀；/一道道欢畅的河水，/流淌着客家人永远的歌唱。……”
父亲形象
父亲，是丘树宏挥之不去的精神认同形象，他在《父亲是座山》里对父亲这个形象充满了由衷的赞美之情——“青年的父亲/他是一座山——/挺直的脊梁哟/左边挡着风雨/右边挡着雷电/给儿女顶起一片天//中年的父亲/也是一座山——/坚实的肩膀哟/一头挑着太阳/一头挑着月亮/给儿女耕出一片田……”
诗人曾在公众面前称自己的父亲为“导师似的父亲，朋友似的父亲”。父亲，这个出现在诗歌中的形象，是诗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父亲心理学视野下的父亲意象指的是人的记忆和想象中的父亲形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亲意象是“仁君意象”，父亲是慈爱的统治者，与生活息息相关。在诗人的理解中，传统父亲永远是慈爱的，他永远是一座山，挑起了整个生活的重担，为了儿女风雨无阻。
而对于自己的女儿，诗人则展现了一个现代父亲的形象，在《给女儿》的诗中，他显示出一个现代父亲有着传统父亲不一样的形象，慈爱中有着许多民主的成分——“说不是那样穿/偏要那样穿/哦，孩子/你穿错的衣服/比原来的设计更好看//说不是那样讲/偏要那样讲/哦，孩子/你讲错的故事/比原来的情节更动听……”现代父亲是一个更全面和人性化的角色，一方面他仍然要承担和传统父亲一样的经济责任，另一方面按照舆论的要求，他要在孩子的养育问题上事事参与。这种跨越式的转变糅合了东西方传统文化精髓，使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现代父亲意象基本趋于一致。
苦难意识
丘树宏自己曾说，生活的磨练只会有两种结果，“一是把你压下去，一是成为一种动力，让你走的更好。”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丘树宏在身体、心理上得到了锻炼，“饥饿带来的是心理上的追求，连平的九连山，山连着山，我一直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丘树宏当过农民，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公社放映员，对于他，生活的压力是一种动力，让他一直往前走，后来参加高考考上了大学，然后从九连山走到珠海——改革开放的前沿，从珠海走到中山——孙中山的家乡。
他选择了坚强，《秋之红叶》可以说他自己的写照——响应了/秋的呼唤/接受了/霜的检阅/就这样/一片一片地/鲜红起来了——/朝阳似水/残阳如血//为了严寒的警告/为了绿色的事业/竞牺牲各/如此痴情/如此壮烈。他对于秋天红叶的痴爱来自于对自己精神的追求，为此他还曾化名为“秋树红”发表过不少诗作。
对于苦难的坚韧，后来贯穿到他的整个创作中，特别在近几年里，在中国不断出现自然灾害的面前，他勇敢地去承担和面对，写下了很多闪光的诗篇。
历史叙事
通常来讲，人们都会面对两种世界：历史世界和现实世界。对于诗人、作家而言，是站在历史长河中来审视现实世界、预测未来世界，还是有意回避现实世界，而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苍茫的历史世界，这是他们时刻需要解决的敏感课题，也是他们能否成为时代歌手的试金石。打开诗人丘树宏的作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断地向读者走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大舞台上演出的却是以当世人（其中也包括诗人自己）作主角的现代剧，而那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仅仅是诗人用来刻画当世人的材料。 他在其诗歌创作中所体现的历史观主要表现为下列三个方面：
一、回忆历史，旨在述志抒怀。
丘树宏有许多诗歌都在回忆历史，以此来抒发和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如《足球梦》，他在这首诗歌抒发自己的民族自豪感——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好消息，/使整个中国一下子脸红起来——/呵呵，原来我们的足球梦，/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孔子孟子他们就开始做了。//足球确实是圆的。/它东西南北的滚来滚去，/最终还是滚回到了/泱泱中华的脚下……他想表达的自豪感之余，又露出了他的忧患意识——“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清醒——/发源不发源，/那都是历史。/只有花团锦簇般的脚下功夫，/只有那只金光灿灿的世界杯，/才能圆就千年的梦想，/才是最权威的考证……”
二、展示历史，志在反映历史反映当下，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展现沧海桑田的变迁。
如《城市与村庄的故事——写给珠海市城中村改造工程》，诗人从六百年前开始写起，再到二十年前，再到2000年，写就了珠海这座城市的变化。
《261年的爱情——写给瑞典“哥德堡”号生返广州》则写了“哥德堡”从沉没到重见天日的漫长岁月的变迁。
三、追述历史，发现真理。
丘树宏是一位有责任心的诗人，爱国之心始终在胸中燃烧着。比如《2006，中国的脐带断了——写在中国取消农业税之后》——2006年，这一条/紧紧缠绕在中国母子脖子上/2600多年的脐带啊/终于一刀子剪断了！/中华之母终于嘘出了/本应早早嘘出的那一口长气/中华之子终于发出了/本应早早发出的那一声亮啼/苍老憔悴的中华之母啊/终于开始焕发蓬勃的青春/虚弱贫瘠的中华之子啊/终于开始走向强盛和自立！
中国情结
丘树宏的诗歌中强烈的中国情结，更确切一点说是爱国情怀。而他的这种情怀，与他出生的土壤与选择的价值观，以及对故土——父亲——中国的情感是一脉相承，他身上有着传统士大夫的美学追求，家、国、天下是一体的。而且也融入了他的血液。
爱国，自古以来被视为中华民族最基本也是最崇高的道德情感。在中国诗歌史上，自屈原树立典范之后，爱国精神便代代承传。每当国家战乱、民族危亡之际，爱国诗人们就书写出一首首悲壮沉雄的忧国忧民之作，借此抒发爱祖国、爱人民的伟大情怀。
丘树宏的《以生命的名义》《飞天梦》《以广东的名义》《共和国之恋》等就是其中国意识的代表作。
叙事学如果没有诗学的点化，它很可能会长时间困守在史传叙事的胡同中而无出头之日。正是有了诗意的追求，叙事才有了史实之外的意想，有了飞扬的文采，才避免了堕落。
诗歌本体论：缪斯的低语
从意象的本源──或者说，从他诗里的灵感和情感的出发点进行主观上的本体论解读，站在本体论的原初意义上，从一个细部揭示丘树宏诗歌，这揭示当然离不开对诗歌的语言和分析、语义诠释、结构的选择，更确切地说，是要在一个宽广的语境中探寻丘树宏诗的哲学根源。
情志合一，以情抒志
在丘树宏的诗歌创作中，被他自己和诗歌界不存留意或者有意识“冷落”的一部分抒情诗，从语言艺术来讲，更接近于诗歌审美本体，这些诗歌以情感人，也可以说是“情志合一”，以情抒志。
“情志合一”说是《毛诗序》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文章里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这里可以看出《毛诗序》是承认诗歌是抒情言志的，情与志是统一的。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怀抱，但具体所指，根据文中的论述，当多指对人伦教化、政教礼义得失的观点和看法。感情受到激发，就会发言成诗，而诗歌抒发这种感情，表达心中的志意。《毛诗序》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在志。
丘树宏的一系列抒情诗，如《你和我》《秋之红叶》《寻找》《情殇》《永恒》《惠州晨思》《城市疫情》等都是一种情愫、情绪的表达，但他却见证了诗人的历程。
比如《远方的岸》（之一）中，诗人写道：苍茫苍茫的大海上，/有一只孤独的小船；/过多的风风浪浪啊，/已让它疲惫不堪。//然而它清醒地知道，/只有不断的漂泊，漂泊，/只有不断的航行，航行，/才是它唯一的生命，/才是它唯一的命运……
在这首诗里，诗人在不断用叠加词“苍茫”“漂泊”“风风浪浪”“航行”来表达一个漂泊者的内心孤独，所以对“远方的岸”就有着一种看不到摸不透，但却充满了渴望。岸，就成了安全、归宿的意象。
在《城市疫情》里，诗人将城市指向了变态，看上去整个城市热闹哄哄，但城市所能显现出来的却是：灯红酒绿下的孤独——今晚/你一个人/包了整个歌厅/你飘忽的歌声/呼唤另一个声部/呼唤另一个和声//而另一个话筒/静静地躺在一边/躺成一种期待/躺成一种孤独；靡靡之音里的冷漠——你一点的独立/却缺乏两点的扶持/因而轰然倒下/你水性的玉臂/却缺乏柔性的缠绕/变得僵硬畸形”；无所归依的寂寥——餐桌上那朵/无根的玫瑰/似开未开的尴尬着/看不出是讥讽/还是矜持。
现代诗境的开拓
进入政坛以后的丘树宏逐渐抛去早年创作的路子，由早年自觉性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的朦胧、意识流式的写作，转入了由十七年文学甚至更早的延安诗风的政治题材、宏大叙事的创作。
他将延安诗风与源自荷马史诗的传统结合起来，可以说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叙事诗风。这种诗有着历史的大背景，有着一个庞大的结构框架，有着对历史的沉思，“文本”、“语言”、“结构”等形式融为一体，使得诗本身具有强烈的冲击力，有着一种强大的审美冲击力。
从《30年：变革大交响》到《共和国之恋》就是对现代诗境的一种新的开拓。
《30年：变革大交响》的创作，丘树宏摒弃了政治诗空洞的口号，以具体而真实的历史片断，以磅礴而艺术的绚丽语言，对改革开放 30年历史变迁纵情歌唱。组诗分 10个章节，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写到安徽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的“ 18个红手印”；从“又一个‘遵义会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写到特区之“特”、小平南巡；从“无形之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写到港澳回归祖国怀抱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从免除绵延了 2600多年的农业税，写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践行科学发展观，全景展现了中国 30年经济社会变革的波澜壮阔、辉煌成就。 在今天来说，文化意识和文化政治视野的核心，就是必须保持一个从生存领域和生活世界的“自然状态”出发的实质性的主体性维度，因此，文化意识和文化政治视野的诗学思维，是需要很大的耐心和克制才能保持的一个问题向度，因为诗歌在这里处于这样一个被探究的位置上：它并非在“隐喻”的意义上被联系于文化意识和文化政治的视野，即对于诗歌本身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政治”的拟人化与实证主义考量；同样它也并非径直被还原为存在主义式的迷离的“存在之思”。
基于这样的思考，他形成了自己的诗歌观，他认为，中国人要学文化，要从诗经、唐诗开始。诗经、唐诗是诗歌中最纯净、最精华的部分。在所有文体中，诗歌是和人、和心灵最接近的，诗歌来不得半点虚假。因此，诗歌就要为人、为社会起作用，就要与时代、社会结合。“诗在最需要的时候体现出来，像非典、冰灾、地震……”“诗歌既可以‘单爱’也可以博爱，诗歌不排除个人的东西，但只要拿出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就要对社会负责。”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并不否认诗歌的“个人”“个体”的表达，但作为诗人，他认为，首先在于他的美德，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在他看来就是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一个诗人的美德所在。
诗人吉狄马加说他喜欢丘树宏的诗，其原因是：“我一直认为，诗人只有真正成为历史和时代的代言人，传递一种人道主义的声音，讴歌人类的主流精神，诗人与诗歌才可以说真正实现了它的社会良心。在当代诗人中，丘树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很好地践行了一名诗人的良心。这是十分可贵的。”
“其实纯粹的作家对社会的反映并不全面，文人官员有责任而且可以用真实真诚的态度反映被作家们忽略或不熟悉的另一面。”他清醒地指出当前诗坛的“缺位”弊病，他创作出了两首抒情长诗——大型组诗《珠海，珠海……——献给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全景式大型组诗《30年：变革大交响》等抒情长诗是用激情、责任、美德写就时代的文化记忆。
参考文献
《丘树宏诗歌评论》 顾作义
《志与事：中国诗学与叙事学比较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传统文化与心理学视野下的父亲意象研究回顾》 张富洪 申荷永
《当下诗歌：文化意识与文化政治》——《山花》2009年第15期
2010年8月
（方炳焯，媒体人，现供职中山日报）
从“非典时期”创作著名诗篇《以生命的名义》走进大众视野开始，几年时间里，丘树宏先后推出《珠海，珠海》、《30年：变革大交响》、《共和国之恋》等紧扣时代主题、引起热烈反响的一系列大型诗歌作品。也许正因如此，诗歌界以及许多评论家将诗人丘树宏称为时代歌者。但如果细读他的诗歌，从诗歌文本出发，我们还可以看他是一个很纯粹的诗人，他的吟唱他的思考他的感慨，都是来自于心灵深处驻着缪斯女神，他饱含深情在抒写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因此，如果简单地将他仅仅看成一个时代的歌者，似乎有些片面。
我们必须回到作品本身，对作品存在方式内部的各层面进行分析解读，从而把文本主体化、生命化，即力图把“语言”“文体”“哲学观”这样的内部研究对诗人心灵的解读结合起来，从“作品文本——作家心灵”，从叙事手法到文本细读，再回到社会意义去分析丘树宏的诗歌历程，并分析其成为一代时代歌者的历史选择和诗人的诗歌观、哲学观。
诗歌叙事学：历史向诗意敞开
中国诗学以志为本体，中国叙事学以事为本体，“诗言志”是诗学的开山纲领，“叙言事”则是叙事学隐含的第一原理。“志”包括志、情、意、性、知等诸种情感与心理，总而言之是指作者的内心世界；事则是整个外部世界的总称。志与事分别是诗学与叙事学语辞的本原、归宿、深层存在与内在规定。心志并非是一个实在之物，而是对物的一种反映；同样的，事物本来就是依待人的意识而存在。正因为此，诗学与叙事学的心与事之间有时也有交流与互渗，诗的叙事化追求与叙事的诗意追求。以上这些，都在丘树宏的诗歌创作中很明显地凸显了出来。在他的诗歌里，刻下了历史的印迹，人们在提及他的诗歌之时，很少去关注他的成长历史。事实上，个人命运和时代变迁为他的创作打下很深的烙印。
故土情绪
丘树宏出生在广东河源的连平县。丘树宏在某次采访中透露了他的家世对他的影响，客家连平在诗人的眼中很美，然而从1957年诗人出生到70年代中期诗人的中学时代结束，家乡留给他的是贫困而艰苦的回忆。那时不仅生活上很艰苦，靠吃树根、野菜充饥，而且“政治生态”也不好——“文革”时期丘树宏的父亲因为“出身不好”等因素（曾过继到地主家里）被送去劳动改造、受批斗。但是他的父亲并没有因此消沉。丘树宏回忆当时父亲的屋子里贴着一副“室雅无须大，花香不在多”的对联。闲下来的时候，父亲会给他和村里人讲“三国演义”等一些故事，这对丘树宏是一种文化熏陶。有一次，在“文革”批斗中，丘树宏为作为陪斗的父亲送饭，父子俩一起唱起了《战士歌唱东方红》。只有那次，丘树宏哭了。
然而，他仍然十分爱他的家乡，他的爱没有什么杂质，十分朴实，他在《连平，我们可爱的家乡》中写道：“在那高高的九连山下，/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她的名字叫连平，/是我们可爱的家乡。//一座座巍峨的山峰，/架起了客家人坚实的肩膀；/一道道欢畅的河水，/流淌着客家人永远的歌唱。……”
父亲形象
父亲，是丘树宏挥之不去的精神认同形象，他在《父亲是座山》里对父亲这个形象充满了由衷的赞美之情——“青年的父亲/他是一座山——/挺直的脊梁哟/左边挡着风雨/右边挡着雷电/给儿女顶起一片天//中年的父亲/也是一座山——/坚实的肩膀哟/一头挑着太阳/一头挑着月亮/给儿女耕出一片田……”
诗人曾在公众面前称自己的父亲为“导师似的父亲，朋友似的父亲”。父亲，这个出现在诗歌中的形象，是诗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父亲心理学视野下的父亲意象指的是人的记忆和想象中的父亲形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亲意象是“仁君意象”，父亲是慈爱的统治者，与生活息息相关。在诗人的理解中，传统父亲永远是慈爱的，他永远是一座山，挑起了整个生活的重担，为了儿女风雨无阻。
而对于自己的女儿，诗人则展现了一个现代父亲的形象，在《给女儿》的诗中，他显示出一个现代父亲有着传统父亲不一样的形象，慈爱中有着许多民主的成分——“说不是那样穿/偏要那样穿/哦，孩子/你穿错的衣服/比原来的设计更好看//说不是那样讲/偏要那样讲/哦，孩子/你讲错的故事/比原来的情节更动听……”现代父亲是一个更全面和人性化的角色，一方面他仍然要承担和传统父亲一样的经济责任，另一方面按照舆论的要求，他要在孩子的养育问题上事事参与。这种跨越式的转变糅合了东西方传统文化精髓，使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现代父亲意象基本趋于一致。
苦难意识
丘树宏自己曾说，生活的磨练只会有两种结果，“一是把你压下去，一是成为一种动力，让你走的更好。”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丘树宏在身体、心理上得到了锻炼，“饥饿带来的是心理上的追求，连平的九连山，山连着山，我一直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丘树宏当过农民，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公社放映员，对于他，生活的压力是一种动力，让他一直往前走，后来参加高考考上了大学，然后从九连山走到珠海——改革开放的前沿，从珠海走到中山——孙中山的家乡。
他选择了坚强，《秋之红叶》可以说他自己的写照——响应了/秋的呼唤/接受了/霜的检阅/就这样/一片一片地/鲜红起来了——/朝阳似水/残阳如血//为了严寒的警告/为了绿色的事业/竞牺牲各/如此痴情/如此壮烈。他对于秋天红叶的痴爱来自于对自己精神的追求，为此他还曾化名为“秋树红”发表过不少诗作。
对于苦难的坚韧，后来贯穿到他的整个创作中，特别在近几年里，在中国不断出现自然灾害的面前，他勇敢地去承担和面对，写下了很多闪光的诗篇。
历史叙事
通常来讲，人们都会面对两种世界：历史世界和现实世界。对于诗人、作家而言，是站在历史长河中来审视现实世界、预测未来世界，还是有意回避现实世界，而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苍茫的历史世界，这是他们时刻需要解决的敏感课题，也是他们能否成为时代歌手的试金石。打开诗人丘树宏的作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断地向读者走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大舞台上演出的却是以当世人（其中也包括诗人自己）作主角的现代剧，而那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仅仅是诗人用来刻画当世人的材料。 他在其诗歌创作中所体现的历史观主要表现为下列三个方面：
一、回忆历史，旨在述志抒怀。
丘树宏有许多诗歌都在回忆历史，以此来抒发和表达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如《足球梦》，他在这首诗歌抒发自己的民族自豪感——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好消息，/使整个中国一下子脸红起来——/呵呵，原来我们的足球梦，/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孔子孟子他们就开始做了。//足球确实是圆的。/它东西南北的滚来滚去，/最终还是滚回到了/泱泱中华的脚下……他想表达的自豪感之余，又露出了他的忧患意识——“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清醒——/发源不发源，/那都是历史。/只有花团锦簇般的脚下功夫，/只有那只金光灿灿的世界杯，/才能圆就千年的梦想，/才是最权威的考证……”
二、展示历史，志在反映历史反映当下，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展现沧海桑田的变迁。
如《城市与村庄的故事——写给珠海市城中村改造工程》，诗人从六百年前开始写起，再到二十年前，再到2000年，写就了珠海这座城市的变化。
《261年的爱情——写给瑞典“哥德堡”号生返广州》则写了“哥德堡”从沉没到重见天日的漫长岁月的变迁。
三、追述历史，发现真理。
丘树宏是一位有责任心的诗人，爱国之心始终在胸中燃烧着。比如《2006，中国的脐带断了——写在中国取消农业税之后》——2006年，这一条/紧紧缠绕在中国母子脖子上/2600多年的脐带啊/终于一刀子剪断了！/中华之母终于嘘出了/本应早早嘘出的那一口长气/中华之子终于发出了/本应早早发出的那一声亮啼/苍老憔悴的中华之母啊/终于开始焕发蓬勃的青春/虚弱贫瘠的中华之子啊/终于开始走向强盛和自立！
中国情结
丘树宏的诗歌中强烈的中国情结，更确切一点说是爱国情怀。而他的这种情怀，与他出生的土壤与选择的价值观，以及对故土——父亲——中国的情感是一脉相承，他身上有着传统士大夫的美学追求，家、国、天下是一体的。而且也融入了他的血液。
爱国，自古以来被视为中华民族最基本也是最崇高的道德情感。在中国诗歌史上，自屈原树立典范之后，爱国精神便代代承传。每当国家战乱、民族危亡之际，爱国诗人们就书写出一首首悲壮沉雄的忧国忧民之作，借此抒发爱祖国、爱人民的伟大情怀。
丘树宏的《以生命的名义》《飞天梦》《以广东的名义》《共和国之恋》等就是其中国意识的代表作。
叙事学如果没有诗学的点化，它很可能会长时间困守在史传叙事的胡同中而无出头之日。正是有了诗意的追求，叙事才有了史实之外的意想，有了飞扬的文采，才避免了堕落。
诗歌本体论：缪斯的低语
从意象的本源──或者说，从他诗里的灵感和情感的出发点进行主观上的本体论解读，站在本体论的原初意义上，从一个细部揭示丘树宏诗歌，这揭示当然离不开对诗歌的语言和分析、语义诠释、结构的选择，更确切地说，是要在一个宽广的语境中探寻丘树宏诗的哲学根源。
情志合一，以情抒志
在丘树宏的诗歌创作中，被他自己和诗歌界不存留意或者有意识“冷落”的一部分抒情诗，从语言艺术来讲，更接近于诗歌审美本体，这些诗歌以情感人，也可以说是“情志合一”，以情抒志。
“情志合一”说是《毛诗序》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文章里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这里可以看出《毛诗序》是承认诗歌是抒情言志的，情与志是统一的。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怀抱，但具体所指，根据文中的论述，当多指对人伦教化、政教礼义得失的观点和看法。感情受到激发，就会发言成诗，而诗歌抒发这种感情，表达心中的志意。《毛诗序》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在志。
丘树宏的一系列抒情诗，如《你和我》《秋之红叶》《寻找》《情殇》《永恒》《惠州晨思》《城市疫情》等都是一种情愫、情绪的表达，但他却见证了诗人的历程。
比如《远方的岸》（之一）中，诗人写道：苍茫苍茫的大海上，/有一只孤独的小船；/过多的风风浪浪啊，/已让它疲惫不堪。//然而它清醒地知道，/只有不断的漂泊，漂泊，/只有不断的航行，航行，/才是它唯一的生命，/才是它唯一的命运……
在这首诗里，诗人在不断用叠加词“苍茫”“漂泊”“风风浪浪”“航行”来表达一个漂泊者的内心孤独，所以对“远方的岸”就有着一种看不到摸不透，但却充满了渴望。岸，就成了安全、归宿的意象。
在《城市疫情》里，诗人将城市指向了变态，看上去整个城市热闹哄哄，但城市所能显现出来的却是：灯红酒绿下的孤独——今晚/你一个人/包了整个歌厅/你飘忽的歌声/呼唤另一个声部/呼唤另一个和声//而另一个话筒/静静地躺在一边/躺成一种期待/躺成一种孤独；靡靡之音里的冷漠——你一点的独立/却缺乏两点的扶持/因而轰然倒下/你水性的玉臂/却缺乏柔性的缠绕/变得僵硬畸形”；无所归依的寂寥——餐桌上那朵/无根的玫瑰/似开未开的尴尬着/看不出是讥讽/还是矜持。
现代诗境的开拓
进入政坛以后的丘树宏逐渐抛去早年创作的路子，由早年自觉性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的朦胧、意识流式的写作，转入了由十七年文学甚至更早的延安诗风的政治题材、宏大叙事的创作。
他将延安诗风与源自荷马史诗的传统结合起来，可以说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叙事诗风。这种诗有着历史的大背景，有着一个庞大的结构框架，有着对历史的沉思，“文本”、“语言”、“结构”等形式融为一体，使得诗本身具有强烈的冲击力，有着一种强大的审美冲击力。
从《30年：变革大交响》到《共和国之恋》就是对现代诗境的一种新的开拓。
《30年：变革大交响》的创作，丘树宏摒弃了政治诗空洞的口号，以具体而真实的历史片断，以磅礴而艺术的绚丽语言，对改革开放 30年历史变迁纵情歌唱。组诗分 10个章节，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写到安徽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的“ 18个红手印”；从“又一个‘遵义会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写到特区之“特”、小平南巡；从“无形之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写到港澳回归祖国怀抱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从免除绵延了 2600多年的农业税，写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践行科学发展观，全景展现了中国 30年经济社会变革的波澜壮阔、辉煌成就。 在今天来说，文化意识和文化政治视野的核心，就是必须保持一个从生存领域和生活世界的“自然状态”出发的实质性的主体性维度，因此，文化意识和文化政治视野的诗学思维，是需要很大的耐心和克制才能保持的一个问题向度，因为诗歌在这里处于这样一个被探究的位置上：它并非在“隐喻”的意义上被联系于文化意识和文化政治的视野，即对于诗歌本身的“文化意识”和“文化政治”的拟人化与实证主义考量；同样它也并非径直被还原为存在主义式的迷离的“存在之思”。
基于这样的思考，他形成了自己的诗歌观，他认为，中国人要学文化，要从诗经、唐诗开始。诗经、唐诗是诗歌中最纯净、最精华的部分。在所有文体中，诗歌是和人、和心灵最接近的，诗歌来不得半点虚假。因此，诗歌就要为人、为社会起作用，就要与时代、社会结合。“诗在最需要的时候体现出来，像非典、冰灾、地震……”“诗歌既可以‘单爱’也可以博爱，诗歌不排除个人的东西，但只要拿出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就要对社会负责。”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并不否认诗歌的“个人”“个体”的表达，但作为诗人，他认为，首先在于他的美德，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在他看来就是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一个诗人的美德所在。
诗人吉狄马加说他喜欢丘树宏的诗，其原因是：“我一直认为，诗人只有真正成为历史和时代的代言人，传递一种人道主义的声音，讴歌人类的主流精神，诗人与诗歌才可以说真正实现了它的社会良心。在当代诗人中，丘树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很好地践行了一名诗人的良心。这是十分可贵的。”
“其实纯粹的作家对社会的反映并不全面，文人官员有责任而且可以用真实真诚的态度反映被作家们忽略或不熟悉的另一面。”他清醒地指出当前诗坛的“缺位”弊病，他创作出了两首抒情长诗——大型组诗《珠海，珠海……——献给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全景式大型组诗《30年：变革大交响》等抒情长诗是用激情、责任、美德写就时代的文化记忆。
参考文献
《丘树宏诗歌评论》 顾作义
《志与事：中国诗学与叙事学比较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传统文化与心理学视野下的父亲意象研究回顾》 张富洪 申荷永
《当下诗歌：文化意识与文化政治》——《山花》2009年第15期
2010年8月
（方炳焯，媒体人，现供职中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