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自1912年至1949年，近半个世纪中，中国民族企业家在艰难的时事环境中，筚路蓝缕，创业发家，开始构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本土传统。他们引入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虽然，他们最终消散在历史的天空下，却为我们留下来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与传统。
　　传统决定着路径的选择与方向。作为深受传统儒家浸染的山东民族企业家，其成长轨迹与传统相关，也在时代变局中不可避免地吸收了现代的理念。耕读传家、仁义礼智信等诸多儒家特质与西方理念交融碰撞，从精神到骨骼上构建了鲁商群体的新的传统、新的特质。百年而后，这些传统与特质成为了新一代鲁商群体的精神底色。
　　历史烛照未来，昨日的他们在时代关口下的命运抉择，虽经时间洗礼，其精神内核依旧启迪后来者。
　　传统评书中，形容一个人为该地首富，一般会用“半城”这个称号。刘子山便是民国时期青岛的“半城”首富。他曾经拥有青岛市天津路、肥城路、武定路、甘肃路、无棣二路等整条街道的房产，由此，人送绰号“刘半城”。
　　刘子山的创业过程颇为复杂，不过助推其成为青岛首富的主要企业是成立于1918年的东莱银行。在其巅峰时期，刘子山的个人财富每年都等于青岛市6年的财政总收入，大略换算下来，身家一千多亿，相当于那个时代的马云。

掖县政商圈

　　近现代山东政商历史中，烟台莱州（掖县）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镇。既有张宗昌这样的五毒将军、山东督军，也有以刘子山为代表的掖县帮企业家。巧合的是，此二人皆为莱州市沙河镇人士，张宗昌是沙河镇祝家村人，刘子山是湾头村人，两村相距不到7公里。
　　张宗昌发达后，回祝家村修建了一座占地20多亩的大宅院，文革之后，只剩下南厢房和大门，如今是村委的办公室。刘子山的宅邸保存的还比较完好，大宅院建于1925年。解放后，1953年掖南县政府（1956年，掖南县并入掖县）把驻地设在了这个大院，第二年迁出后，掖南中学又迁入其中，并且在刘子山故居周围修建了围墙。
　　资料显示，这两位老乡还有一定的交集。张宗昌做绥宁镇守使后衣锦还乡，青岛的掖县同乡会设宴招待，刘子山带着儿子刘少山出席，见到刘少山后，张宗昌便想把女儿嫁给刘少山，当时，张宗昌还未曾如后来般显达，刘子山拒绝了这门亲事。后来，张宗昌做到山东督军，又来说媒，为了不得罪他，刘子山便让刘少山15岁就结婚，断了张宗昌的念想。
　　刘子山的长孙刘燊回忆说，有一次张宗昌把刘子山叫到济南，想让刘子山当财政厅长（也有说想让他当山东省银行行长的），那时适逢张宗昌叫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唱堂会，刘子山到济南时荀慧生还没离开，但行头已装箱运到车站。张宗昌就令荀慧生把戏箱拖回来又专为刘子山唱了一场。唱毕，刘子山向张宗昌借三千块大洋给荀慧生，张宗昌说：“你怎么还用问我借钱？”刘子山说：“不知荀老板要为我唱戏，我没带钱。”因为荀慧生专为他唱戏，所以刘子山给的酬金颇丰。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乡土情谊在企业家们的社交圈中占据重要位置。刘子山发达后，对掖县老乡也是格外照顾。上世纪三十年代，湾头村发生饥荒，很多家饿得吃不上饭，刘子山的哥哥刘文山便召集在青岛的同乡捐钱购买了一大堆花生饼子寄回来，帮村里人渡过难关。
　　刘子山有个远房侄子叫刘占恩，又名刘锡三，在刘子山的帮助下，刘锡三也成了山东商业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刘子山帮其成立的盛锡福帽庄在全国各地开有分号，各分号几乎掌柜和伙计都是清一色的掖县人。

鸦片与慈善

　　张宗昌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在东北混奉军的时候，为了养活他那支由土匪和白俄拼凑起来的部队，就种鸦片，贩大烟，坏事做绝。他的部队本来就是一帮土匪，再加上卖鸦片，很快鸦片泛滥，成为民国最早的“双枪兵”。
　　刘子山的发家也与鸦片密切相关。他在青岛开埠第二年来到青岛，先进了德语学校，正儿八经地学了两年德语后，去洋行当了翻译。
　　此后，刘子山当上德国建筑师的翻译，同时代办建筑材料，开始了其创业生涯。1910年，独资开设永和福杂货行，经营草帽辫，代销德国货。1914年，买下德国人办的红石崖窑厂，扩建成福和永窑场，专制洋式红色砖瓦，因产品适销对路，获利颇丰。他还受聘德商礼和洋行，担任华方经理，经营颜料和花生贸易等，佣金极为可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刘子山又筹集资金进口大宗木材，不久战争爆发木材价格猛涨，他又狠赚了一笔。
　　让他赚钱最多的是还是鸦片贸易。1905年，拿到鸦片专卖权的刘子山开起立升官膏局，前柜批发，后院零售。1914年11月，日本当局借口对德宣战占领青岛，1916年开设“扶桑官膏局”，走私批发鸦片烟膏等。刘子山又与日军搭上关系。双方协议规定：贩卖鸦片既批发也零售，且不限于青岛，凡可去之地都是贩卖范围：鸦片运输由日军包办。刘实际上成为日军的买办批发商，短短数年之内，就获利4200万元之巨，成为青岛臭名昭著的“烟土大王”。
　　日进斗金的刘子山最先想到的是置办地产。从太平路漂亮的德国建筑到大鲍岛繁华的华人里院，从台西镇云南路到台东镇工场地再到小鲍岛周边武定路、上海路、吴淞路，到处都有刘子山的房产。甚至有好多街道，整整一条街的房产全在刘子山名下。不只是青岛，刘子山还握有一厚打上海、天津、济南等大城市的房产证。
　　随着财富的积累，刘子山开始反思和忏悔贩卖鸦片的经历，颇有负罪感，遂自觉大范围涉足各种公益事业。他捐款兴办济南孤儿院，捐款20万元疏浚小清河，出资50万元修筑烟潍公路;捐款20万元兴办东莱中学，把莱阳路楼房及对面空地赠给青岛女中。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后，因惧怕追究，刘子山将太平路37号大楼让予国民党市党部。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后，又将湖南路39号大楼送给宪兵司令部。

东莱银行浮沉记

　　刘子山涉足产业颇多，最值得一提的是东莱银行。
　　1918年2月1日，刘子山与成兰圃（原青岛大清银行经理，后选为青岛总商会会长）、吕月塘共同出资200万元，以无限公司形式在青岛天津路办起了“东莱银行”。“东莱”二字，出自莱州古称。随即，东莱银行在济南、天津、大连等地设立了分行，在上海设立了汇兑所。
　　1927年，东莱银行总行移设天津，天津东莱银行的业务，继1932年达到高峰后，1933年便开始急速下滑，甚至趋于半停滞状态。同年9月，刘子山将东莱银行总行移至上海，天津、济南、大连、青岛的各行均为分行。
　　因长兄曾被绑票，所以晚年刘子山最怕绑票。从1927年起他就不长住青岛，而是往来于青沪之间，行迹飘忽。
　　1937年后，刘子山避居天津法租界，拒不与日伪合作，并派儿子刘少山赴上海，召集东莱银行同人，传达他的指示：“国难时期，宜闭关自守，紧缩业务。本人自愿不再提取股息，以维同人生计。”
　　此后，刘子山以体衰多病为由，将东莱银行业务交给长子刘少山管理。1948年春，刘子山从天津到上海就医，同年10月12日因心脏病发作辞世，享年68岁。
　　1949年6月，青岛解放后，东莱银行批准复业。1952年12月，其长子开明绅士刘少山主动将银行并入公私合营银行青岛分行。浮沉三十多年的东莱银行至此画上了句号。
　　值得一提的是，其各地分行老建筑大部都有保留，济南分行则早已拆除。1989年，经三纬三路一处不知名洋行在后院搞基建时挖出了“东莱银行”的石匾，但是从史料上查证，“东莱银行”应该位于经二纬六路。这块石匾为何流落到这个院子里、这座洋行与“东莱银行”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只能成为一个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