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寅《土司和他的子孙们》是一部以家族历史喻指社会历史的传奇文本。作者运用多重叙事者以及循环叙事等手法，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传奇的可能。但单纯地以传奇故事为支点书写历史，未必能写出历史的温度和质感，那么这些要素就只能作为传奇的支撑和看点，而没有实现叙事主题的功能。
　　 [关键词]阿寅;《土司和他的子孙们》;叙事模式;叙事主题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04-0045-02
　　 阿寅《土司和他的子孙们》是一部叙写锁南普土司及其后代传奇故事的文本。土司主要指古代中国边疆的官职，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头目。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土司本身已经蕴含着传奇的色彩。小说人物大都有着传奇人生，无论是主线人物远祖锁南普土司的艳遇及败落、“我”的祖父王烧子几起几伏、“我”和英子等人的爱情纠葛等，还是作为支线的梅老师与刘老师、“我”祖母与来福以及我大伯等人的爱情悲剧，无不充满着“传奇”二字。在叙事策略上，作者选择了现代家族小说的惯用写法之一——在个人爱情恩怨、乡野偷情、家族政治等“小历史”传奇故事中交替杂糅了“大历史”——土司争斗、改土归流、国共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在小叙事中驾驭“大历史”。如何在数百年的时空跨度中艺术地剪裁这些“传奇故事”，并使之获得叙事的自由和逻辑，如何从叙事技巧上保证将传奇进行到底，这既是考验作家艺术才能的难题之一，也是读者的阅读兴奋点之一。
　　 一、传奇的可能
　　 《土司和他的子孙们》时空跨度数百年，所涉人物几十位，作者是如何在个人爱情恩怨、乡野偷情、家族政治等“小历史”中书写土司争斗、改土归流、国共斗争、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大历史”的呢？从故事内容主线来看，小说似乎是在叙述“我”的成长史。通过“我”的回忆及其他叙事者讲述等极其巧妙地将远祖锁南普与索朗土司两大家族的百年恩怨、“我”祖父王烧子与王顺发等人的积怨及其他人物的传奇故事融入文本中，并以此来结构文本。这种叙事策略在保证叙事获得无限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叙事合法性问题的质疑。作者以娴熟的叙事转换技巧让叙事者“我”任意出入其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叙事的便利和现场感，但也不免带来叙事的不完整感、甚至是支离破碎感。
　　如何让这些大跨度的历史时空有机融入“我”的成长史中，如何弥补、衔接跨时空叙事带来的不完整，除巧妙运用梦境等强硬叙事手法外，作者在叙事时间上有明显的时间循环意识。小说从《缘起——发情的母鹿》写起，经《昏厥症》、《情窦初开》等章节的叙述，最后写到《缘灭——咒言》，从表层叙事及章节命名来看，“缘起”、“缘灭”本身就是有着佛教意味的时间循环。这种形式感的完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叙事的支离破碎感。为了完成以家族小历史来写社会大历史变迁的宏愿，作者又借助于刻意经营的民歌等象征性循环以及极具象征意味的爱情悲剧循环，为文本叙事始终有效地弥合了因时空穿插而显得有些生硬的叙事圈套，也因此突破了家族小说常用的线性叙事传统。这些都显示了作者成熟的叙事能力。
　　 作者用传奇故事杂糅了“大历史”与“小历史”，巨大的历史时空也因此凝聚在文本之中。但将数百年的历史、故事、人物融入一部不足30万字的文本，而且写出那么多个性特征明显的人物显然是考验作家艺术才华的难题之一。无论是描写人物的成长史还是横截面，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土司和他的子孙们》从讲述远祖锁南普和索朗土司家族的爱恨情仇开始，以“我”的成长为主线，中间叙事又穿插几代人的传奇故事，在循环时间里容纳更多叙事空间，加之故事可读性强等，实现了叙事的自由和逻辑。虽然通过“我”穿越时空的回忆及其他叙事人的讲述展现土司及其子孙们的生活故事，但土司斗争、改土归流、国共斗争、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也巧妙地融入其中，都以被讲述、甚至是梦幻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由此形成的“大历史”叙事显示出一种“被想象”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叙事的自由和历史演义的合法性。
　　 作者在刻意制造循环时间和展现被想象“大历史”的同时，也力争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西番庄”。具体来讲，主要以时间的空间化叙事来粘合因跨时空叙事而造成的创作意图与叙事进展的游离。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文学叙事都是一种想象，但如何通过艺术虚构和想象获得艺术真实是作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小说勾勒的“大历史”以恢弘的气度展现在读者面前时，似乎缺少了一些历史的骨肉感。
　　 二、传奇的限度
　　 如何把握传奇的限度，也是考验作家艺术才能的重要标志之一。如果我们把小说所呈现的“大历史”和“小历史”用一些简单的词语来概括，大致可以想到如下几个词：“欲望”、“斗争”、“复仇”、“爱情”、“偷情”、“淫乱”等。而这些关键词几乎是所有家族小说常用的母题和原型。无论是建构历史还是解构历史，如果不能写出历史内在肌理、不能呈现历史的温度和质感，那么这些要素就只能作为传奇的支撑和看点，而没有实现叙事主题的功能。《土司和他的子孙们》的传奇性也因传奇书写的惯性而出现了一些瑕疵。
　　 从故事讲述来看，我们能看到土司之间的争斗，贵族土司在改土归流中的挣扎，国共两党的斗争以及文革、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但我们看不到日常生活中的人。从整体上看，缺少了日常生活细节的历史不够丰满和立体，更缺乏历史的温度和质感。小说以“我”的成长为主线，并用了较大的章节和篇幅（从章节布局上看是较大的比例，但从叙事内容来看比例很小）来写“我”的童年经验以及儿童视角中的历史。对于已逝历史的叙事，童年视角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但是本应成为“大历史”细腻纹理的童年经验却没有写出更多的童心，反而较多地呈现了一种成人化的视角和语言。如“我”和少红、少卫的争吵以及彼此之间朦胧的情感纠葛，本可以写出独特经验的地方走向了套路化和程式化。也许作者是如实写出了童年经验，但业已存在丰富的童年经验描写就应该成为作者回避的对象。特别是英子的语言，书面化与口语化的区分不够准确，前后语言风格也不相符。马克思认为，他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所了解的法国比历史学家笔下所描述的要丰富得多。也许文学与历史的区别之一就是文学有承担记录人类日常经验和情感的特殊职责。缺少了生活细节细腻的描写，文学与历史的区分将显得困难。特别是小说的标题为“土司和他的子孙们”，没有具体的、鲜活的“个人”的历史，注定缺乏感染力。 　　 小说对于土司制度、土司制度下其他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及藏地风情的描写不足，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从作者创作意图来看，土司承担着很大的主题功能。对土司制度及藏地风情几无所知的读者来说，想感受酥油灯的光亮、酥油茶的奶香、转经轮的大小……如此，历史才有温度，才可以触摸。假如不能在这方面下足功夫，小说标题的“土司”可以更换为任何一个指称符号，再加上“欲望”、“复仇”、“淫乱”等要素的惯性描写，同样可以成为一部可读性较强的传奇故事，而对小说叙事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作者创作意图的实现却会因细节的丧失而倒塌。由此，笔者想到了《徐茂和他的女儿们》，从标题也许就能看出来，周克芹的写作理想似乎小了一些，同样是写家族，仅写了几个人，通过剖析许茂及其子女的“小历史”来剖析“大历史”。也许是一个巧合，“土司”和“子孙们”本身就是一个大写的复数，对具体的日常细节的忽略，会让读者对由此而建构起来的历史及历史人物的情感产生怀疑。文学是虚构的，但真实是读者和作者之间潜在的契约，一个细节的漏洞会对整个叙事产生怀疑，甚至否定。
　　 昆德拉认为，好的小说家不仅是在创造一个物质世界，也是在创造一个精神和心灵世界。仅以现代中国文学为例，优秀的小说家无不在营造一个独特的属于自己的世界。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边城、师陀的果园城、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等，既是作者创作的物质世界，也是刻意营造的精神世界。很显然，《土司和他的子孙们》也在刻意经营一个“西番庄”，并明显地超越了现代中国家族小说常用的叙事类型（一是现实主义史诗的建构，二是先锋主义的历史解构）。但有点遗憾的是，小说中的银川河以及西番庄仅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场景，并未实现空间感的呈现。“空间感不是地方感，也不是‘背景’。光是有故事发生的年代与地点、历史背景，构不成小说的空间。空间感是深入到小说本质的东西，小说中一切情节与人物，都因为有了这个空间，所以才具有生命。”①西番庄的内在肌理与人物命运、历史变迁之间缺少一种内在的精神纽带。从作者写作意图来看，显然不是为了讲述一些传奇故事，而是让读者在感叹传奇之余对历史及其变迁产生一种永久的思考。但在这方面我们没有感受到清晰的历史意识，传奇的惯性书写消解了本不太清晰的历史意识，更多地是一种无奈的惆怅。也许历史本身的多样性、复杂性、不可还原性等决定了文学叙事的困难，但小说最后一章又写到了“我”忽然想起扎西大叔给曾讲过的叫花子要馍的故事。很显然，这并非闲笔，由此象征、隐喻的一种无法解释、不可抗拒、只能接受的命运感、惆怅感也油然而生。由于历史意识的模糊，也造成作者在剪裁故事时出现了难以有机融合的琐碎细节，比如作为传奇故事叙述人之一的扎西大叔本人的偷情故事显得用笔稍多。
　　[注  释]
　　①龚鹏程：《中国小说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