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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在中央反腐的政治新生态下，一些干部感慨为官不易，有的甚至为官不为。《规定》的出台，是对现实中存在的懒官和为官不为的一种回应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遵照执行。据悉，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专门就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作出制度规定。
有分析认为，《规定》的出台，不仅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突破，也传递出公职人员队伍没有“铁饭碗”的明确信号，降级、免职将来很可能会成为官场的“新常态”。
干部能上不能下，一直是困扰干部队伍建设的难点问题。长期以来，领导干部一旦升迁到某一行政级别，此后只会平调或者升迁，除非出现严重违法违纪，其行政级别都不会降低。甚至有时官员被问责后行政级别也不会改变，只是暂时调离岗位，过几年一旦“复出”，又可以担任同级别的领导职务。
由于没有正常的退出和降级机制，一些“懒官”和“庸官”在领导岗位上熬日子、混饭吃，造成了懒政怠政的氛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拓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不仅严重影响干部队伍的活力，而且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不健康的生态环境”。
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废除了事实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完善了领导干部退休、任期、问责等制度，并着手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建设。
1986年，中央转发中组部制定的《关于调整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职务几个问题的通知》，探索以干部德才表现为标准推进能上能下。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干部制度改革，要在干部能上能下方面取得明显进展。此后，不少地方也积极探索能上能下的具体实施机制。
这些探索和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上没有太大突破，尤其是相关法规制度还是一块短板。
舆论认为，此次出台的《规定》，以更为规范的党内条例对能上能下作完整的制度规定，释放出中央希望打破过去僵局的积极信号。
据悉，《规定》的制定过程也是一环扣一环，属于典型的顶层设计。2014年8月，习近平在主持政治局会议时提出，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要下功夫把干部的问责、惩处制度抓好，建立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机制。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将制定干部能上能下的规定列为重点任务之一。
文件稿形成后，先后提请中组部部务会、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了审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规定》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件，而是和几份党建文件密切联动，互相补充。
目前，在干部能“上”方面，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为基础主干的系列党内法规已经比较完备，这次制定出台推进干部能“下”的法规文件，对干部退休制度、任期制度、问责制度等已有制度规定的，都结合新的实践进行了补充。
《规定》共计19条，对规范干部升降进出做出细致规定。李拓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它的新意就在于有了可操作的具体依据”。
文件明确了干部要“下”的6种情况：一是到龄即免职（退休）;二是任期届满离任;三是问责处理;四是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五是健康原因调整;六是违纪违法免职。
从实践看，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难点，主要是怎样把那些没有大过、没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但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适应的干部调整下来。舆论认为，此次《规定》最大的亮点，就是对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问题作出规范。
“不适宜”的情况，包括不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不坚定;独断专行或者软弱涣散，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决定;组织观念淡薄，不执行重要情况请示报告制度;违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官不为、庸懒散拖;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等10种情形。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组织部“管进”，纪委“管出”，仿佛只有被纪委盯上的干部才可能离职。
《规定》实施后，组织部门不仅“管进”，也可以“管出”，尤其是把那些没有大过、没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但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适应的干部调整下来。李拓认为，这既是一项新任务，也是一个新挑战。
近几年来，在中央正风反腐的政治新生态下，不正之风大为收敛、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与此同时，也出现一种现象：一些干部感慨“为官不易”，有的甚至“为官不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已成为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规定》的出台，可以说是对现实中存在的懒官和为官不为的一种有力回应。”李拓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他认为，“能上能下”新规的出炉，作为中共对组织层面的一个重大调整，将会对中共的人事体制产生重大的撬动效应。
有分析指出，此次中央出台的规定，实质上就是把“下”作为有力杠杆，撬动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责任感紧迫感，促使各级干部真正把心思放在谋事、干事、成事上。同时，让一部分不作为、不称职的领导干部“下”，也能推进一大批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的干部“上”，为他们干事创业腾出空间、搭建平台。
李拓说，“可以预见，制度的执行落实，必将对从严管理监督干部、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加强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遵照执行。据悉，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专门就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作出制度规定。
有分析认为，《规定》的出台，不仅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突破，也传递出公职人员队伍没有“铁饭碗”的明确信号，降级、免职将来很可能会成为官场的“新常态”。
打破僵局
干部能上不能下，一直是困扰干部队伍建设的难点问题。长期以来，领导干部一旦升迁到某一行政级别，此后只会平调或者升迁，除非出现严重违法违纪，其行政级别都不会降低。甚至有时官员被问责后行政级别也不会改变，只是暂时调离岗位，过几年一旦“复出”，又可以担任同级别的领导职务。
由于没有正常的退出和降级机制，一些“懒官”和“庸官”在领导岗位上熬日子、混饭吃，造成了懒政怠政的氛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拓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不仅严重影响干部队伍的活力，而且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不健康的生态环境”。
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废除了事实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完善了领导干部退休、任期、问责等制度，并着手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建设。
1986年，中央转发中组部制定的《关于调整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职务几个问题的通知》，探索以干部德才表现为标准推进能上能下。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干部制度改革，要在干部能上能下方面取得明显进展。此后，不少地方也积极探索能上能下的具体实施机制。
这些探索和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上没有太大突破，尤其是相关法规制度还是一块短板。
舆论认为，此次出台的《规定》，以更为规范的党内条例对能上能下作完整的制度规定，释放出中央希望打破过去僵局的积极信号。
据悉，《规定》的制定过程也是一环扣一环，属于典型的顶层设计。2014年8月，习近平在主持政治局会议时提出，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要下功夫把干部的问责、惩处制度抓好，建立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机制。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将制定干部能上能下的规定列为重点任务之一。
文件稿形成后，先后提请中组部部务会、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了审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规定》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件，而是和几份党建文件密切联动，互相补充。
目前，在干部能“上”方面，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为基础主干的系列党内法规已经比较完备，这次制定出台推进干部能“下”的法规文件，对干部退休制度、任期制度、问责制度等已有制度规定的，都结合新的实践进行了补充。
撬动效应
《规定》共计19条，对规范干部升降进出做出细致规定。李拓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它的新意就在于有了可操作的具体依据”。
文件明确了干部要“下”的6种情况：一是到龄即免职（退休）;二是任期届满离任;三是问责处理;四是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五是健康原因调整;六是违纪违法免职。
从实践看，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难点，主要是怎样把那些没有大过、没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但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适应的干部调整下来。舆论认为，此次《规定》最大的亮点，就是对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问题作出规范。
“不适宜”的情况，包括不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不坚定;独断专行或者软弱涣散，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决定;组织观念淡薄，不执行重要情况请示报告制度;违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官不为、庸懒散拖;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等10种情形。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组织部“管进”，纪委“管出”，仿佛只有被纪委盯上的干部才可能离职。
《规定》实施后，组织部门不仅“管进”，也可以“管出”，尤其是把那些没有大过、没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但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适应的干部调整下来。李拓认为，这既是一项新任务，也是一个新挑战。
近几年来，在中央正风反腐的政治新生态下，不正之风大为收敛、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与此同时，也出现一种现象：一些干部感慨“为官不易”，有的甚至“为官不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已成为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规定》的出台，可以说是对现实中存在的懒官和为官不为的一种有力回应。”李拓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他认为，“能上能下”新规的出炉，作为中共对组织层面的一个重大调整，将会对中共的人事体制产生重大的撬动效应。
有分析指出，此次中央出台的规定，实质上就是把“下”作为有力杠杆，撬动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责任感紧迫感，促使各级干部真正把心思放在谋事、干事、成事上。同时，让一部分不作为、不称职的领导干部“下”，也能推进一大批德才兼备、实绩突出的干部“上”，为他们干事创业腾出空间、搭建平台。
李拓说，“可以预见，制度的执行落实，必将对从严管理监督干部、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加强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