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年底，上海華东医院住进一位85岁高龄的瘦弱老人。他脸色黝黑，头发稀疏，由于双颊深凹，使原本突出的颧骨显得更加凸出了。
　　他便是陈望道，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上海复旦大学校长，又是资深的革命家；他是《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最早的译者。早在1920年，他便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正因为这样，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周恩来当着他的面，对代表们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周恩来的这句话，生动地勾画出陈望道德高望重的形象。
　　1977年10月29日凌晨4时，87岁的陈望道溘然长逝。
　　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仪式。
　　精心翻译《共产党宣言》
　　1920年2月下旬，陈望道回到老家分水塘过春节。
　　入夜，点上一盏昏黄的油灯。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字斟句酌着。他聚精会神，正在翻译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唯其重要，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要译得准确、妥切，因而翻译的难度颇高。
　　这是一本世界名著——《共产党宣言》，作者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国内正在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翻译此书乃是一场及时雨！
　　最初，戴季陶在日本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回到上海打算在其主编的《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便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得知此事，《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向戴季陶举荐一人：杭州的陈望道。
　　于是，戴季陶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译本（原著为德文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
　　这样，躲在远离喧嚣的故乡，陈望道潜心于翻译这一经典名著。江南的春寒，不断袭入那窗无玻璃的柴屋。陈望道焐着“汤婆子”，有时烘着脚炉。烟、茶比往日多费了好几倍。
　　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译毕《共产党宣言》，正要寄往上海。村里有人进城，给他带来一份电报。拆开一看，原来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
　　29岁的陈望道兴冲冲穿着长衫，拎着小皮箱，离开了老家，翻山进县城，前往上海。
　　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今顺昌路）三益里17号，住着李氏兄弟，即李书城和李汉俊。李书城乃同盟会元老。李汉俊是留日归来的青年，信仰马列主义。他和戴季陶、沈玄庐是《星期评论》的“三驾马车”。陈望道一到上海，便住进了李汉俊家。李寓斜对过的5号，陈望道也常去——那是邵力子家。
　　李汉俊不仅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精通日、英、德语。陈望道当即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
　　李汉俊校毕，又送往不远处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由北京来沪，住在那里。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懂日文、英文，又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研究，李汉俊请陈独秀再校看《共产党宣言》译文。
　　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诞生，陈望道是8位成员之一，即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和他。这个小组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此后，这个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因此，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是当务之急。
　　陈独秀跟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议。维经斯基拨出一笔经费，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在这里初版印了1000册。
　　这初版本在1920年4月出版时，竟然把《共产党宣言》印成《共党产宣言》。连书名印颠倒了，都没有发觉。这表明当时人们对于共产党极度陌生。这一印错书名的书，迄今只存两本，被确定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最早版本。
　　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提及“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的一本便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见斯诺《西行漫记》）
　　不满陈独秀而脱党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公推陈独秀为书记。那时，还没有委员那样的名义，遇事陈独秀常找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商议。
　　陈望道还协助陈独秀编《新青年》。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面目一新，亮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陈独秀与陈望道这“二陈”配合默契。1920年12月中旬，陈独秀离沪赴粤，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行前，他把《新青年》编辑重担交给了陈望道。
　　也就在这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着手筹备召开中共“一大”的工作。陈望道参加了筹备工作。但一件意外发生的事件，使“二陈”反目，陈望道再也不愿跟陈独秀共事。
　　事情的经过，如邓明以的《陈望道》一文中所叙述的：
　　“正当陈望道等积极参与筹备召开党的‘一大’之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据李达回忆说：‘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陈独秀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不料这一争执竟牵连到陈望道身上。陈独秀曾蛮横地到处散发书信，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如尚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在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信以为真，竟然为此感到痛心疾首，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谴责信，把李汉俊、陈望道二人大骂了一通。陈望道见到施存统的这封来信顿时火冒千丈，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于是他坚持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并向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
　　陈望道从此与陈独秀分道扬镳，并提出了脱离组织的要求。正因为这样，他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是，他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确实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中共“一大”之后，陈望道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陈望道不满于陈独秀，不仅要辞去这一职务，而且要求脱党。虽然党组织派沈雁冰（茅盾）劝说陈望道无效，但陈望道明确表示“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这样，陈望道在1923年中共“三大”之后，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陈望道在脱党之后，如他所言，一直坚信共产主义。
　　经毛泽东批准成为中共特别党员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从1952年至1977年，陈望道是这一世界名校任期最长的校长。
　　陈望道毕竟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总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共。特别是1956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会见了这位老同志，回溯往事，更使陈望道强烈地希望重返中共。
　　陈望道向中共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心愿，中共上海市委马上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主席非常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他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
　　就这样，陈望道于1957年6月重新加入中共，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入党之后，他没有公开中共党员身份。直至1973年8月，他作为中共“十大”代表出席会议，他的名字出现于代表名单之中，人们才惊讶地得知他是中共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