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震惊的9·11之前，美国最大的军事战略问题是：谁是下一个敌人？
　　挟新军事革命的成功，以远程导弹精确打击为主要方式的新概念战法，凸显了当时美军独步全球的战力优势，而布什政府开局时不遗余力的导弹防御计划，更是以中和大国的战略威慑能力为目标，这是毫无隐晦的。然而，美国对后冷战敌人与威胁的判断，事实上出了天大的问题。9·11以最惊心动魄的方式证明了，在冷战和平阴影之后的世界上，超越一切过去战争想象的真切威胁已经出现。所以，9·11的第一个最重大、最影响深远的军事结果是，重新定义了冷战后时代的国家安全涵义。
　　对于9·11袭击，布什总统当时的定义是战争，对此颇有争议，问题是，在无远弗届的全程直播时代里，当袭击以如此震撼的方式进行，其打击的对象不仅仅是直接殉难的那些人，而是针对整个社会的心理震撼性攻击，这也无情地暴露了繁荣昌盛的现代工商社会在安全方面脆弱的死穴，而要保护这一死穴，则需要对全部国家战略资源进行新的整合和运用。
　　毫无疑问，美军在新军事革命中取得的进展是最引人注目的，其战法革新也是最领先的，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成就却极其有限。开战时美军上下最害怕的“越南魔咒”（即赢得胜利，输掉战争）正在现身，因为，战争实践表明，虽然战略的错误在历史上一再重现，但战争的面孔却时时更新。价值数百万的高精尖武器无法有效应对路边炸弹，而更关键的是，在一场面对无形敌人的战争中，如何从简单的征服变成有效的建立秩序，这对于为高技术战争而准备的信息化军队来说，尚属全新的课题。
　　历时十年，耗资数千亿，战争导致平民死伤数以万计，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权能否站稳？即使未来能站稳，这些国家是否会长久奉行亲美的政策？这些都还是未定之数。一句话，将美国冷战红利消耗殆尽的两场战争，既不能彻底解除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也没有塑造长期有利于美国的地区格局。这一结果不能仅仅看成是美国人的教训，而应该受到各国的重视。9·11及其后续发展提供的普适军事教训是，对从未有过的对手，已有过的任何战争手段总有其不适用的局限性。
　　 9·11之后，美国经过情报机构的整合和战场上的战法调整，通过立法在民权与安全之间取得了新平衡，这使得美国10年中暂未受到新的恐怖攻击。但很明显，随着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的垮台，恐怖主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从阿富汗扩散到巴基斯坦、印度、印尼、也门，甚至泰国，其攻击矛头则指向包括美国主要欧洲盟友的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而早期蒙受恐怖袭击的地区，如俄罗斯和中亚各国，情况也并未好转。
　　这一现象告诉人们，作为国际运动的当代恐怖主义，并非一国或其伙伴的威胁，换言之，传统的冷战联盟力量并不能自如应付此类威胁。而在一个因为政治原因对恐怖主义多重标准的世界上，类似历史上反法西斯同盟这样的新联盟何从建立，却还是一个遥不可知的问题。也许，就像历史所一再昭示的，要等到美国或其他大国遭受更大的袭击之后，感同身受的共识才能建立，基于共同威胁感受的新大国协调机制才能真正促成。问题是，这样的代价岂不是过于高昂？
　　对于大国来说，在恐怖主义为代表的新型国家安全威胁之外，传统的安全威胁依然存在，故9·11实在是使大国综合安全的需求发展到一个更复杂化的程度，包括边境纠纷、国际权益纠纷、军事威慑与反威慑，以及实际的战争行为。大国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同时，这些传统的安全威胁，也因为技术的进步和格局的变化而演化出更复杂的挑战，这就为大国如何更合理地分配和使用有限的国家战略资源提出了新难题，而如何使国防和建军保持更大弹性，以便更有效地满足横跨传统与非传统威胁的安全需求，将考验大国在21世纪的战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