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魂》
　　林贤治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6
　　定价:30.00元
　　
　　革命势在必行
　　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起始。
　　其实,早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就已经艰难地挪动它的脚步了。改革是被迫进行的。清政府官员在“内乱”面前,犹能做“中华大帝国”的酣梦,直到洋炮的轰鸣从南方海岸传来,震撼了宫廷的座椅,这才下决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先是做军火买卖,接着开矿山,修铁路,废科举,兴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以及官员出洋考察,等等。马克思描述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解体太缓慢了。这种速度,不但不能满足少数先觉者的期待,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使中国免受挨打的耻辱与覆亡的危险,这样,政治体制的改革便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然而,最高统治者对于死亡异常敏感。在大独裁者,长期垂帘听政的慈禧看来,政改如同玩火,其结局只能加速以其个人为中心的权势集团的崩溃,于是及时地把光绪帝及其政改计划给扼杀了。“百日维新”的悲剧,堵死了和平改革的道路。所有曾经为改革的浪潮所感召的人们,开始强烈地意识到:依靠目前的政府,是不可能把改革有效地进行下去的。正是这个专制腐败的政府,成了外国强权利益的保护者,成了民族独立、自由和进步的死敌。这时,法国大革命的电火,穿过时空的密云迅速来到东方,在日本东京的留学生群中开始酝酿暴风雨。
　　革命势在必行。武昌城头枪声乍起,全国随之易帜。一个为转战数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军所无法推翻的政府,顷刻之间,居然结束在一场纸扎般的战斗里了。胜利的欢乐十分短暂。革命党人开始蜕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依然为旧势力所把持,然而一律换了“革命”的招牌。袁世凯称帝是其间的一个带有代表性的事件,虽然不成功,却使温和的共和主义实验严重受挫。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不得不再度组党,而专制军人,则利用袁世凯死后的权力真空,极力发展私人势力,以致争城夺池,战乱频仍。人们在绝望中发现:革命前,他们是奴隶,革命后一样是奴隶;所谓革命,不过是一个幻象而已。
　　几千年的封建帝国,犹如一头巨兽,头被砍断了,庞大的躯体不但不见腐烂,而且依旧完好无损地活着。这是极其可怕的。事实证明,肤浅的政治改革无济于事,必须有一个普遍深入的思想文化运动,启发国民的“最后的觉悟”,以促进社会的根本性改造。这个启蒙教育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词,于1920年代末才开始在五四的继承者中使用。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启蒙的先驱者都不曾找到合适的名词为自己命名。五四则为其开出了一张“明确的出生证”。就像这新式名词一样,这批人物,获得了为中国传统士人所不具备的新型品格。他们大抵出身于绅士阶级家庭,有着相当一致的经历:进私塾,也入学堂,然后出洋留学;既熟读经书,也通晓西学,这样完整的知识结构,在国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也是罕有的。所以,他们会变得那般的胸怀博大,视野开阔,气质不凡。与此同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又带给他们以内在的分裂性质:随着斗争环境的展开,而易于趋向对传统的偏离和决裂。作为西方观念的传输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清末民初的一代,确也显得非常大胆开放,但正如美国学者史华慈所说,他们“就其个人文化而言,都是颇为惬意地深居于传统文化之中”。
　　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知识者与权力社会的联系,甚至使他们失去了身份的依据。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自由职业者。这种不再需要官方认同和缺乏物质保障的生存状态,加强了他们与社会的亲和力。这时,众多教育机构——其中主要是大学——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生活空间,新的同一性;报纸杂志蜂起,据胡适保守的说法,1919年就涌现了400种报刊;出版业随之有了很大的发展。教授、学者、编辑、记者、文艺家、翻译家,在短短几年内,知识分子的人数剧增;青年学生作为一种后援力量,环绕在他们周围。他们可以独立地说话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都非常清醒地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因此不但与权力者对立,而且自觉疏离和力图摆脱以军事组织为基础的革命势力,坚持批判的精神和与政府相反的立场,以慷慨赴难般的热情,致力于破坏上等社会以护卫下等社会,传播自由、民主、科学,新人类解放的知识、观念和种种信息。
　　民元以后,北京政权先后换过好几批人物,然而都因为立足未稳,而无暇或者无力顾及知识分子的存在。这样,他们仿佛生来就拥有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人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自由权利。由于权力松弛,也就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造就了千载难逢的有利机会。从1919年起,新文化运动通过一本期刊和一所大学——陈独秀的《新青年》和蔡元培的北京大学——在全国迅速形成一个山鸣谷应、风起云涌的局面。这是一个探索的时代,争鸣的时代。哪里有知识分子,哪里就有他们的社团,有他们的报刊,有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讨论。这些知识分子团体既是职业性的团体,更是精神性的团体;虽然散布很广,却为共同担负的变革的使命和崇仰的西方现代观念连结到一起。这种状况,颇有些类似法国历史学家科尚在论述雅各宾主义时使用的概念:“思想协会”。什么叫“思想协会”呢?这是一种社会化的形式,并非组织严密的存在实体,因此它不牵涉每个成员的具体利益,这些成员的聚合只是与观念有关。在这里,“思想协会”不包含科尚说的有关民主政体方面的内容,它所呈现的是成员的松散的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显示了五四知识分子集体作战的“团队精神”。
　　
　　革命的时代
　　这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在这样一种精神氛围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激进分子,一元论者。连胡适,也都“拼命走极端”。但是,五四是一条大河,支流众多。由于来自不同的源头和经历不同的地带,它们便各各以不同的流向与流速,互相融汇,互相冲突,推动着左右着运动的发展。
　　运动的领袖和中坚分子是一批归国的留学生。清朝末年,从西方归来的学生基本上不参与当时的改革运动,五四时情形就颇不相同了。这时,大部分留学生都是在日本、美国和法国学习的,这三个不安分的国家,以它们各自独特的历史,启发留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和视域反思中国的问题。这三个国家的文化差异,显示了他们的思想差异。留美学生大抵重视文化教育问题,留日和留法的学生则更多地关注军事和政治问题。在政治方面,留日学生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留法学生或受法国社会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基本倾向于民主、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他们中间甚至明显地带有法国浪漫主义的风味;至于留美学生,则比较一致地接受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不同的思想渊源和知识结构,埋下了五四后期大分化的伏线,甚至对此后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都产生着潜在的影响。五四冰河解冻,众声喧哗。不同的问题,不同的主义,甚至主义中仍然有主义。同为自由主义者,陈独秀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胡适则是渐进的自由主义;同为保守主义者,张君劢是保守自由主义,梁漱溟则是保守传统主义。这时,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思潮,无政府主义也都存在着不同的派别,或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或者倾向于个人主义,或者主张互助,或者主张暗杀,主张可以很不同。新文化运动是精神解放的运动。
　　陈独秀认为五四特有的精神有二: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关于直接行动,他的解释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看得出来,这里有卢梭的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直接民主”的影响。首创“五四运动”一词的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对五四精神的总结也提到牺牲精神,其具体描述为“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鲁迅是社会革命实践的积极鼓吹者,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曾这样两次提到“青年的使命”,其一说:“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再是说:“扫荡这个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世纪末的学者鄙夷世纪初的战士,说是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其实,自从发出反叛的第一声战叫,他们就在一面前进,一面开拓和创造。这些先行者,他们始终以宏放的眼光注视着未来;但无论新梦如何辉煌,都不会离开时代问题,停止当下的战斗。要扫荡的旧物太庞大太沉重了。然而,即便在那般恶劣的环境,大批的青年知识者,依然怀着奔赴的热情,创造他们的新生活。他们组织工读互助团,广泛开展大众教育计划,比如组织讲演、讲座,散发自行印制的材料和普及杂志,为工人和穷人的孩子开办夜校,创办免费普及学校等等,在全国掀起一场社会组织和社会服务的活动的热潮。北大有一个名为“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团体,创办于1919年,在艰困动荡中竟然坚持到了1922年。为了社会改造,他们是怎样耗费着青春的生命!王尔德说:“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是不值得一瞥的。”我们不妨把他们称为乌托邦主义者,难道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带贬义的语词吗?何况,他们还不仅仅是乌托邦主义者!现在的犬儒,居然有勇气讥笑五四是一个没有建设的时代,—世界上有什么创造比精神的创造更富有价值呢?有什么建设比人格的建设更为重要呢?
　　
　　五四的最大成就
　　五四的最大成就,就是造就了大批新人:现代知识分子。
　　在一个处于生死转换途中的大时代里,每一个为之奋斗的人都是英雄。这批向20世纪走来的使徒,内心无不充满一种道义感,一种近于神授的不满情绪,理性而激情,怀疑又自信;它们谴责所有的教义,亵渎所有的神圣之物,反对宿命论。置身于社会的潮流之中,感受到世俗的一切苦痛,却不甘沉沦;它们相信进化,为进化所推动,又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勇于进取,敢于牺牲;大胆幻想,富于远见,既属于时代又超越时代,是那种面对一片荒野却看到了一座乐园的人。它们是持不同政见者,社会的反对派,叛逆者,偶像破坏者。他们走在社会变革的前面,以思想激进和天生好斗的个性,而常常被人们当作无事生非的肇事者,冒险家,谵妄者,精神失常的人。正是这样一批以“新青年”自命的人,具有自由天性的人,彻底抛弃了奴性的人,如此完美地体现了一种沉埋已久的民族精神气质。春秋的百家争鸣,盛大的汉唐气象,都曾经为这种精神气质所涵养。“五四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解放的精神,创造的精神。
　　知识分子凭借着这种精神,使自己成为一股真正的自治力量而发挥作用,对历史发展的进程施以决定性的影响。蔡元培明确主张大学“自治”,认为“教育超乎政治之上,不受政治控制”。他提倡教职员治校,学生和教师之间保持个人关系,教授可以私人资格发表政治主张。在知识界,人人各行其是,自己组织社团,自己创办报刊;产生意见上的分歧,也都没有统一的标准,用鲁迅的话来说,仍然是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所谓“自治”,意味着人类自觉思考、自我反省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它包括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思考、判断、选择,和根据不同的行动路线行动的能力。作为“自组织”,五四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自己领导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连这种民主、开放的管理方式,也是由自己创造、争取并且加以维护的。他们通过自治,把知识分子能量发挥到了最大限度。按照我们的一个经典的公式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完全的决定论;即便承认后者的反作用,它的独立性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其实,观念、计划、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其中即包含着现在可以进入交换过程的价值或整个价值体系,它们带来许多新奇性因素。知识的发展,社会文化的发展,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从环境的支配中解脱出来。五四知识分子以其高度自治的有效性,为“观念生态学”提供了一个范型。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指出,中国的专制政府在专政和民主两个方面提供了经验,有两个传统与此相关:一是士大夫传统,一是农民传统。从生产关系的意义上说,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其实是一副“对子”,是属于土地的,野蛮的,暴力的,占有的;由于长期的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士大夫只能作为统治阶级的一个依附阶层而存在。这样两个传统实际上是一个传统。五四知识分子凭借城市市民阶级的成长背景,以西方的现代科学观念,反对和改变绅士阶级——士大夫阶级的儒学价值观和方法方式而取得了传统的突破。他们是一群破茧而出的自由的飞蛾,赴火的飞蛾。从此,知识分子传统与农民传统两大传统的对立局面才告真正形成。
　　正因为有了这样异质性的意识和物质力量的出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