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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连生，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教育经济与财政方面的研究，在教育成本计量、教育财政体制改革、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等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成果。
《教育》旬刊：中国当前的教育财政体系有哪些问题？
袁连生：教育经费投入渠道单一。我国教育经费筹措制度是以政府为主，2008年，在总计14501亿元的教育经费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占72%，非财政性经费占28%。财政性教育经费主要来自一般税收（预算内教育经费），指定用于教育的教育费附加收入只占5%，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合计不到1%。非政府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学生交纳的学杂费和择校费，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和社会捐赠资金很少，合计只有173亿元。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政府间教育经费分担以区县为主，重心偏下。各级政府在教育经费分担责任的划分上，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基本沿用谁办学谁负担的传统。根据各级财政决算资料估算，2006年，中央、省本级、地市本级和区县及以下教育支出的比例分别约为10%、17%、17%和56%。如果将区县和乡镇、街道作为低层政府，地市和省级政府作为中层政府，中央作为高层政府，我国政府教育经费的负担是以低层政府为主。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低层政府负担教育经费的比例偏高，中高层政府负担偏低。
《教育》旬刊：这些问题又会带来哪些影响？
袁连生：虽然我国教育财政充足性有很大提高，但政府教育经费投入水平不高，教育投入与教育质量要求之间还有很大差距。城乡间义务教育财政公平有所提高，但地区间、区县内学校之间生均经费差异巨大，不同阶层子女进入优质学校的机会很不平等。由于基础数据的缺乏，难以对教育财政效率做出全面、可靠的评价，从就业看高等教育配置效率近年在下降。需要通过调整政府与居民、各级政府间教育经费负担责任，改革公共教育经费分配方式，建立教育投入评价和问责制度等多方面的改革，提高我国教育财政体制的充足、公平和效率水平。
《教育》旬刊：教育财政体系改革有哪些好的案例可以借鉴？
袁连生：以北京大学教授王蓉为主的专家在调查的基础上曾建议：应当由各级政府共同负责，但是强调要以省级政府财政为主导。他们提出了建立“省级为主导”、中央转移支付、“县级承担统管基础教育的责任”体系的建议。他们认为，省政府有责任为平衡省内各地区间的基础教育投入，为提供和保障高等教育机会给予资金支持，在财政管理上为全省的教育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和法律环境。以省为主导的财政体制有利于一些教育财政问题的根本解决。省政府依靠本级财力（其中一部分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在省内进行以各地区基础教育经费均等化为目的的转移支付，加速建立农村地区平稳化、规范化的公共教育财政体制。基本设计可以由省一级设定全省统一的成本标准和各个县所应付出的财政努力程度；省在此基础上“填平补齐”。
《教育》旬刊：关于教育财政体系建设，还有哪些建议？
袁连生：有学者提出实行义务教育“最低保障”，各级政府量化承担责任，分级转移支付的建议。这一观点的前提是要承认各地义务教育财力在事实上的差别。他们提出制订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本保障标准，即使最落后地区，也一定能保障其达到这个标准。
在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实现财政教育支出的最低保障水平，就要实事求是研究教学必須的基本条件。它们能保证每个适龄儿童有书念、有学上，有坚固的教室，可遮风挡雨，有结实的桌椅板凳、明亮的灯光，可安心读书，以及必备的教具即可。
《教育》旬刊：对于目前状况，您个人有什么建议？
袁连生：在教育服务的提供机制上，应逐步从目前这种政府办学校、政府管学校、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模式，逐步向多元化安排转变，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强调政府和社会办学力量之间的灵活和多样化合作，鼓励竞争，改善教育服务质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努力建设我国的公共教育财政体制，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集中在宏观管理的作用上，将微观决策权还给学校。政府应该努力打造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经济环境和法律秩序，促进教育体系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教育财政管理上，须从目前对行政手段的依赖向注重经济和法律手段转变。
《教育》旬刊：中国当前的教育财政体系有哪些问题？
袁连生：教育经费投入渠道单一。我国教育经费筹措制度是以政府为主，2008年，在总计14501亿元的教育经费中，财政性教育经费占72%，非财政性经费占28%。财政性教育经费主要来自一般税收（预算内教育经费），指定用于教育的教育费附加收入只占5%，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合计不到1%。非政府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学生交纳的学杂费和择校费，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和社会捐赠资金很少，合计只有173亿元。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政府间教育经费分担以区县为主，重心偏下。各级政府在教育经费分担责任的划分上，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基本沿用谁办学谁负担的传统。根据各级财政决算资料估算，2006年，中央、省本级、地市本级和区县及以下教育支出的比例分别约为10%、17%、17%和56%。如果将区县和乡镇、街道作为低层政府，地市和省级政府作为中层政府，中央作为高层政府，我国政府教育经费的负担是以低层政府为主。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低层政府负担教育经费的比例偏高，中高层政府负担偏低。
《教育》旬刊：这些问题又会带来哪些影响？
袁连生：虽然我国教育财政充足性有很大提高，但政府教育经费投入水平不高，教育投入与教育质量要求之间还有很大差距。城乡间义务教育财政公平有所提高，但地区间、区县内学校之间生均经费差异巨大，不同阶层子女进入优质学校的机会很不平等。由于基础数据的缺乏，难以对教育财政效率做出全面、可靠的评价，从就业看高等教育配置效率近年在下降。需要通过调整政府与居民、各级政府间教育经费负担责任，改革公共教育经费分配方式，建立教育投入评价和问责制度等多方面的改革，提高我国教育财政体制的充足、公平和效率水平。
《教育》旬刊：教育财政体系改革有哪些好的案例可以借鉴？
袁连生：以北京大学教授王蓉为主的专家在调查的基础上曾建议：应当由各级政府共同负责，但是强调要以省级政府财政为主导。他们提出了建立“省级为主导”、中央转移支付、“县级承担统管基础教育的责任”体系的建议。他们认为，省政府有责任为平衡省内各地区间的基础教育投入，为提供和保障高等教育机会给予资金支持，在财政管理上为全省的教育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和法律环境。以省为主导的财政体制有利于一些教育财政问题的根本解决。省政府依靠本级财力（其中一部分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在省内进行以各地区基础教育经费均等化为目的的转移支付，加速建立农村地区平稳化、规范化的公共教育财政体制。基本设计可以由省一级设定全省统一的成本标准和各个县所应付出的财政努力程度；省在此基础上“填平补齐”。
《教育》旬刊：关于教育财政体系建设，还有哪些建议？
袁连生：有学者提出实行义务教育“最低保障”，各级政府量化承担责任，分级转移支付的建议。这一观点的前提是要承认各地义务教育财力在事实上的差别。他们提出制订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本保障标准，即使最落后地区，也一定能保障其达到这个标准。
在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实现财政教育支出的最低保障水平，就要实事求是研究教学必須的基本条件。它们能保证每个适龄儿童有书念、有学上，有坚固的教室，可遮风挡雨，有结实的桌椅板凳、明亮的灯光，可安心读书，以及必备的教具即可。
《教育》旬刊：对于目前状况，您个人有什么建议？
袁连生：在教育服务的提供机制上，应逐步从目前这种政府办学校、政府管学校、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模式，逐步向多元化安排转变，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强调政府和社会办学力量之间的灵活和多样化合作，鼓励竞争，改善教育服务质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努力建设我国的公共教育财政体制，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集中在宏观管理的作用上，将微观决策权还给学校。政府应该努力打造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经济环境和法律秩序，促进教育体系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教育财政管理上，须从目前对行政手段的依赖向注重经济和法律手段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