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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太平广记》收录的神怪异事林林总总，涵盖了丰富的文化元素。其中唐代的神怪故事更是叫人称赞，其以神喻人、与时俱进，神怪世界不再遥不可及，神仙鬼怪也要领略人间感受，不同民族进一步融合，体现了隋唐包容万象的文化情怀和中国文化独有的特质。《太平广记》中所体现的隋唐时期社会人文风貌是有其自身文化特质的，本文主要从两方面论述：一、隋唐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及其反映的人文倾向；二、狐胡关系及其体现的隋唐时代特征。
关键词：《太平广记》；隋唐时期；人文风貌；文化特质
一、
《太平广记》是宋代人编的一部大书。全书500卷，目录10卷，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及释藏、道经等和以小说家为主的杂著，按主题分九十二大类，下面又分一百五十多小类，可以说此书基本上是一部按类编纂的古代小说总集。许多已失传的书，仅在本书内存有佚文，有些六朝志怪、唐代传奇作品，全赖此书而得以流传。书里最引人入胜的是第四八四至四九二卷，九卷杂传记里所收的《李娃传》、《东城老父传》、《柳氏传》、《长恨传》、《无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都是名篇，最早见于本书。其中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如神仙55卷，女仙15卷，报应33卷，神25卷，鬼40卷，再加上道术、方士、异人、异僧、释证和草木鸟兽的精怪等等，基本上都属于志怪性质的故事，代表了中国文言小说的主流，《太平广记》以神性解读人性、折射社会现实，尤其在雄浑大气的隋唐帝国里，文化氛围愈加浓郁，更能体现当时大唐风韵和人们的千姿百态。
二、
书中神仙加上女仙的故事，共计七十卷，又排在全书的开头，可以看出隋唐小说题材的重点所在，也可以看出宋初文化学术的一种倾向。唐代道教和佛教竞争很激烈，为了广泛地赢得民众的支持，佛道二教都使出浑身解数，一方面通过精深的理论体系争取上层统治阶级的支持，另一方面更多地运用神怪故事吸引下层人民。虽然隋唐两代对佛道二教采取并容政策，相比之下，作为本土化的道教自然比外来的佛教更容易得到统治者的宠爱，毕竟佛教还需要经过中国化的过程，慢慢融入于中华太地，而唐代道教在统治者中格外受宠。李唐王室奉老子为先祖，唐高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确立道教的尊崇地位；唐朝不仅优遇道士，还下令百官公卿习诵老子《道德经》，与《孝经》、《论语》同列，为贡举必通之课；唐玄宗天宝元年(742)，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庚桑为洞灵真人，在《道德经》之外，“四子”著作也被奉为四部“真经”；东都洛阳的玄元皇帝老子庙，“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对于下层民众，佛教的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的思想已经从魏晋南北朝时就开始向人们渗透，受众较广，但作为土生土长的道教在此时并不缺乏活力，与佛教一争高低。作为小说，宣扬佛法灵验和因果报应的故事固然可以诱惑一部分读者，但从艺术性上看，其不如神仙故事带给人们浪漫的遐想，唐代小说里往往讲仙女下凡，又有灵丹度世，还有许多神奇灵异的变化，更能眩人耳目。由道士和信奉道教的文人编造出来的神仙故事影响很广，产生了不少优美动人的小说。《太平广记》里的女仙可分为神女、仙女、民间女三种，从女仙的嬗变过程中，可看到唐代妇女前后地位的变化。从形象塑造中，可看到唐人对女性既崇拜又远离的心态，也可看到唐代妇女异于其他时代妇女精神面貌，这除了与隋唐帝国开放的文化氛围分不开，另外，唐代道教老子的崇阴思想，契合了唐代“女主”的传统，而“女主”的传统又强化了老子崇阴思想，尤其在关于女仙与人相恋故事中，更能体现道教这种思想在唐代妇女身上的渗透，《太平广记》中此类作品很多，大部分写女仙自动来找凡间男子，与之相恋。作为神仙的女子，她们不是被压抑的，有主动权，她们热情、泼辣、无所畏惧，有的简直丝毫不将封建道德放在心上。
三、
唐代小说的代表作，还有那些写人间现实生活的作品，如完全不带有神鬼成分的《柳氏传》、《莺莺传》、《李娃传》等，写作方法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道路。隋唐时期是一个胡气张扬的时代，“五胡乱华”的一个客观效果是胡汉民族大融合，各胡族很快实现汉化，同时汉族也广泛吸收胡族文化中的新鲜内涵，使得隋唐帝国重新统一之后，中国文化更增添了雄健、自信和向上的豪迈之气，这便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大有胡气”。《太平广记》中狐图的故事无疑是这一特征的一种表现。狐怪故事在中国的各种物怪故事中是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且历时久远，成为我国文言小说中一个重要的题材门类，狐怪故事中多博学者、术士与僧人，无疑是现实生活中胡人形象的折射。胡人中多僧人自不待言，东汉以后来华的西域胡人确有许多颖悟绝伦、博学多才者。再有，西域商胡一直从事女奴买卖，掠人妻女之形象似由此而形成。魏晋以来，女奴买卖开始在中土流行，很多富豪之妃妾，都是胡女。在唐代，以狐狸形象来描绘僧人还成为道教徒攻讦佛教的一种手段。我们知道所谓狐很多都是对胡人的歧视性称呼，不难想象更多的故事则反映的是社会大众在胡汉婚姻、恋爱问题上的观念和认识，是时代特征的反映。虽然社会上对胡汉通婚持排拒态度，对胡人多有偏见，但从隋唐开始，在神怪故事中“狐”(胡)的负面现象开始有所改变，从狐怪变为狐精、狐仙等等，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改变的迹象。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是因为胡人群体本身就一直存在着“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的贞烈女子，更重要是在唐朝宽松、包容的文化氛围中，对异族文化逐渐接纳，汉胡之间文化、血统上的混融越来越广泛，汉胡融合进程加快，汉胡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少，反映在神怪小说中的文化偏见开始减少，隋唐以后，狐怪故事开始脱离原来扭曲、被丑化的形象，与前代大不相同，狐也不乏受到人们积极评价，如积极进取和自信开拓等。《太平广记》中狐胡关系的描述是对胡汉融合现实的刻画，与时俱进，体现隋唐社会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时代特征。
四、
隋唐时期的中国文化以一种更贴近人民的形式走进千家万户，文化不再是统治者的特享，神异话语成为雅俗共赏的典范。《太平广记》以神喻人、影射社会现实，其所反映的隋唐人文风貌无论是宗教文化倾向还是狐胡关系，或其他神怪故事，都让人深刻感受到隋唐社会是开放的、多元的、独特的，并且能感受到在这种人文风气下民众参与文化的情怀，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与隋唐社会风气相呼应。从《太平广记》体现的隋唐人文风貌的内涵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特质，世俗化延长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增添了它的活力，充实了它的内容，适应不同时代发展要求，纵然中国文化历尽沧桑，饱受磨难，却能在起伏跌宕中传承不辍，成为世界文化史之罕见。
参考文献：
[1]刘畸等，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杜工部集》：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鲁迅，致曹聚仁，鲁迅全集：卷十二[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李白，少年行二首[A]，曹寅等全唐诗：卷一百五十六[c]，北京：中华书局，1960
[5]王青，早期狐怪故事：文化偏见下的胡人形象，西域研究，2003，(4)
关键词：《太平广记》；隋唐时期；人文风貌；文化特质
一、
《太平广记》是宋代人编的一部大书。全书500卷，目录10卷，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及释藏、道经等和以小说家为主的杂著，按主题分九十二大类，下面又分一百五十多小类，可以说此书基本上是一部按类编纂的古代小说总集。许多已失传的书，仅在本书内存有佚文，有些六朝志怪、唐代传奇作品，全赖此书而得以流传。书里最引人入胜的是第四八四至四九二卷，九卷杂传记里所收的《李娃传》、《东城老父传》、《柳氏传》、《长恨传》、《无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都是名篇，最早见于本书。其中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如神仙55卷，女仙15卷，报应33卷，神25卷，鬼40卷，再加上道术、方士、异人、异僧、释证和草木鸟兽的精怪等等，基本上都属于志怪性质的故事，代表了中国文言小说的主流，《太平广记》以神性解读人性、折射社会现实，尤其在雄浑大气的隋唐帝国里，文化氛围愈加浓郁，更能体现当时大唐风韵和人们的千姿百态。
二、
书中神仙加上女仙的故事，共计七十卷，又排在全书的开头，可以看出隋唐小说题材的重点所在，也可以看出宋初文化学术的一种倾向。唐代道教和佛教竞争很激烈，为了广泛地赢得民众的支持，佛道二教都使出浑身解数，一方面通过精深的理论体系争取上层统治阶级的支持，另一方面更多地运用神怪故事吸引下层人民。虽然隋唐两代对佛道二教采取并容政策，相比之下，作为本土化的道教自然比外来的佛教更容易得到统治者的宠爱，毕竟佛教还需要经过中国化的过程，慢慢融入于中华太地，而唐代道教在统治者中格外受宠。李唐王室奉老子为先祖，唐高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确立道教的尊崇地位；唐朝不仅优遇道士，还下令百官公卿习诵老子《道德经》，与《孝经》、《论语》同列，为贡举必通之课；唐玄宗天宝元年(742)，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庚桑为洞灵真人，在《道德经》之外，“四子”著作也被奉为四部“真经”；东都洛阳的玄元皇帝老子庙，“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对于下层民众，佛教的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的思想已经从魏晋南北朝时就开始向人们渗透，受众较广，但作为土生土长的道教在此时并不缺乏活力，与佛教一争高低。作为小说，宣扬佛法灵验和因果报应的故事固然可以诱惑一部分读者，但从艺术性上看，其不如神仙故事带给人们浪漫的遐想，唐代小说里往往讲仙女下凡，又有灵丹度世，还有许多神奇灵异的变化，更能眩人耳目。由道士和信奉道教的文人编造出来的神仙故事影响很广，产生了不少优美动人的小说。《太平广记》里的女仙可分为神女、仙女、民间女三种，从女仙的嬗变过程中，可看到唐代妇女前后地位的变化。从形象塑造中，可看到唐人对女性既崇拜又远离的心态，也可看到唐代妇女异于其他时代妇女精神面貌，这除了与隋唐帝国开放的文化氛围分不开，另外，唐代道教老子的崇阴思想，契合了唐代“女主”的传统，而“女主”的传统又强化了老子崇阴思想，尤其在关于女仙与人相恋故事中，更能体现道教这种思想在唐代妇女身上的渗透，《太平广记》中此类作品很多，大部分写女仙自动来找凡间男子，与之相恋。作为神仙的女子，她们不是被压抑的，有主动权，她们热情、泼辣、无所畏惧，有的简直丝毫不将封建道德放在心上。
三、
唐代小说的代表作，还有那些写人间现实生活的作品，如完全不带有神鬼成分的《柳氏传》、《莺莺传》、《李娃传》等，写作方法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道路。隋唐时期是一个胡气张扬的时代，“五胡乱华”的一个客观效果是胡汉民族大融合，各胡族很快实现汉化，同时汉族也广泛吸收胡族文化中的新鲜内涵，使得隋唐帝国重新统一之后，中国文化更增添了雄健、自信和向上的豪迈之气，这便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大有胡气”。《太平广记》中狐图的故事无疑是这一特征的一种表现。狐怪故事在中国的各种物怪故事中是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且历时久远，成为我国文言小说中一个重要的题材门类，狐怪故事中多博学者、术士与僧人，无疑是现实生活中胡人形象的折射。胡人中多僧人自不待言，东汉以后来华的西域胡人确有许多颖悟绝伦、博学多才者。再有，西域商胡一直从事女奴买卖，掠人妻女之形象似由此而形成。魏晋以来，女奴买卖开始在中土流行，很多富豪之妃妾，都是胡女。在唐代，以狐狸形象来描绘僧人还成为道教徒攻讦佛教的一种手段。我们知道所谓狐很多都是对胡人的歧视性称呼，不难想象更多的故事则反映的是社会大众在胡汉婚姻、恋爱问题上的观念和认识，是时代特征的反映。虽然社会上对胡汉通婚持排拒态度，对胡人多有偏见，但从隋唐开始，在神怪故事中“狐”(胡)的负面现象开始有所改变，从狐怪变为狐精、狐仙等等，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改变的迹象。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是因为胡人群体本身就一直存在着“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的贞烈女子，更重要是在唐朝宽松、包容的文化氛围中，对异族文化逐渐接纳，汉胡之间文化、血统上的混融越来越广泛，汉胡融合进程加快，汉胡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少，反映在神怪小说中的文化偏见开始减少，隋唐以后，狐怪故事开始脱离原来扭曲、被丑化的形象，与前代大不相同，狐也不乏受到人们积极评价，如积极进取和自信开拓等。《太平广记》中狐胡关系的描述是对胡汉融合现实的刻画，与时俱进，体现隋唐社会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时代特征。
四、
隋唐时期的中国文化以一种更贴近人民的形式走进千家万户，文化不再是统治者的特享，神异话语成为雅俗共赏的典范。《太平广记》以神喻人、影射社会现实，其所反映的隋唐人文风貌无论是宗教文化倾向还是狐胡关系，或其他神怪故事，都让人深刻感受到隋唐社会是开放的、多元的、独特的，并且能感受到在这种人文风气下民众参与文化的情怀，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与隋唐社会风气相呼应。从《太平广记》体现的隋唐人文风貌的内涵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特质，世俗化延长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增添了它的活力，充实了它的内容，适应不同时代发展要求，纵然中国文化历尽沧桑，饱受磨难，却能在起伏跌宕中传承不辍，成为世界文化史之罕见。
参考文献：
[1]刘畸等，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杜工部集》：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鲁迅，致曹聚仁，鲁迅全集：卷十二[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李白，少年行二首[A]，曹寅等全唐诗：卷一百五十六[c]，北京：中华书局，1960
[5]王青，早期狐怪故事：文化偏见下的胡人形象，西域研究，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