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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全国八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共有58名成员。他们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抱负，走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点。
历经大浪淘沙，他们中有的牺牲或病故，有的因故脱党，有的一度误入歧途，有的甚至叛变投敌。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有四人坚持到革命胜利，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和林伯渠。
毛泽东：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6岁时，毛泽东进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翌年到长沙求学。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参加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兵。
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第四师范与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合并组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被编入第一师范本科第八班。当时，他认为温和方法最好，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
1915年9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发出《征友启事》，聚集了蔡和森等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畅谈国事。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成立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
这年8月，毛泽东来到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同蔡和森一起帮助湖南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没有经济来源，经恩师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月薪八块大洋。由于工作關系，毛泽东与李大钊有过多次接触。在李大钊的启发下，毛泽东阅读了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还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与陈独秀短暂接触后，他对政治的兴趣大增，“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5月，他牵头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冲破湖南军阀张敬尧的阻挠，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为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他于7月创办了《湘江评论》周刊，并担任主编。毛泽东亲自为刊物写了《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等30多篇文章。李大钊认为，《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一种刊物，赞同毛泽东“改造中国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但《湘江评论》仅出版五期就被张敬尧查封，省学联也被勒令解散。之后，毛泽东和省学联骨干分子开始秘密策划组织驱逐张敬尧的运动。
同年12月，毛泽东亲率驱张代表团赶赴北京，向北京政府当局递送《湘人控告张敬尧十大罪》的呈文，要求惩办张敬尧。为争取各界援助和宣传驱张运动，毛泽东还组织平民通信社每天编写和发稿150多份，送京、津、沪、汉等地报纸登载，向全国人民揭露张敬尧祸湘之罪恶。最终，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张敬尧被逐出湖南。
毛泽东这次在北京住了四个多月，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考茨基的《阶级争斗》。这三本书对毛泽东的革命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认识到要根本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表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936年，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说：“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5月初，毛泽东抵达上海。在上海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经常与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见面，探讨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当时，陈独秀等正着手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准备。陈独秀向毛泽东介绍了建党构想，并就在湖南如何开展建党工作谈了意见。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陈独秀“对我产生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7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随后创办文化书社，销售《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书刊。这一时期，他又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
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致函毛泽东，建议在湖南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给毛泽东邮寄《共产党》月刊，给予工作指导。11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创建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发展到10人。
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他将和志同道合者在中共一大上燃起照亮中国的红色火把。一大会上含而不露的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20世纪的历史进程。
周恩来 ：
“思想颤动于狱中”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绍兴师爷”之家。他自幼在嗣母陈氏的指导下学习经典名著，打下了扎实的文化根底。
周恩来从小立下救国之志，13岁就喊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言。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出发前，他写下壮美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以抒救国救民之抱负。
留日期间，周恩来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初步认识了唯物史观、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等原理，同时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1918年8月，日本发生“米骚动”事件，警察在镇压时，开枪射杀了13名矿工。周恩来震惊之余，认定日本的发展道路并不完美。当母校南开中学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传来，他决定“返国图他兴”。
1919年周恩来回国后，积极投入五四爱国运动。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撰写《革心！革新！》的发刊词，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喊出“罢工！罢市！不纳税！罢课！”的口号，提出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主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周恩来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揭露社会黑暗，唤醒民众觉悟。 同年9月，周恩来同邓颖超、刘清扬等在天津创办觉悟社，号召青年学生在“改造的赤旗下联合起来”，宣传发动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参加社会改造。觉悟社本着“觉悟”的精神，作引导社会的先锋。该社不定期出版《觉悟》社刊，向青年“灌输世界新思潮”。当时的北京《早报》称觉悟社是“天津的小明星”，北京《晨报》称它“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小团体”。
1920年初，周恩来因带领天津各校学生请愿而被捕。他在狱中组织读书团、演讲会，介绍各种新思潮，讲解马克思主义学说。通过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周恩来“思想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7月，周恩来出狱。11月，他赴法国勤工俭学，继续探求救国救民道路。他先后到英国、法国、德国进行社会考察。在他看来，社会改造有两种方案：一种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暴力手段，‘一洗旧弊’，即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一种是采取“不改常态”的“渐进的改革”，即当时英国的做法。
1921年春，英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周恩来撰写了九篇关于英国工人罢工的通讯，认为“劳动问题和社会主义在欧洲各国已结成不解之缘”“社会主义之不可侮，实已成了必然的趋势”。
经过广泛考察和深入思考，周恩来最终认识到英国渐进式的费边社会主义是空想，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道。他作出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这一时期，周恩来在巴黎遇见刘清扬，通过她结识了张申府。在张和刘的介绍下，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与赵世炎、陈公培，一同成立了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1962年，周恩来深情回忆道：“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因远隔重洋，时间紧迫，未能派代表出席。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谈起建党时说：“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周恩来致力于把旅欧学生中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他参加留法学生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写下3万字的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国最后之命运》，分18次在天津《益世报》上连续刊登。经历这场斗争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要求进行社会革命来改造中国的人越来越多。
1922年，周恩来与赵世炎、李维汉等组织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宣传工作。是年10月，周恩来在德国接待了朱德。了解朱德的身世和入党愿望后，他和张申府一同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7月，周恩来回到阔别四年的祖国，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浪潮，肩负起更为艰巨的革命重担，成为人民军队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董必武：
最早提出“初心”概念
董必武（1886—1975），曾用名董用威，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一个清贫的教书先生家庭。1903年，董必武考中秀才。同年8月，他在赴武昌参加举人考试期间，因路过省巡抚衙门，向大门张望了一下，被守卫诬为“窥探官衙”而横遭毒打，愤而弃考返乡。这次遭遇，使董必武看清了清朝封建专制的面目。
1905年春夏间，董必武考入武昌文普通学堂，在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影响下，阅读了大量反对清朝统治和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书刊。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他毅然投入战斗，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他认为革命“非有武装不可”，于是改名“必武”。
然而，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黑暗让他苦闷和痛心，“触于眼帘，即市井萧条，民气沮丧，沉郁惨淡，人以幸生苟免为心”，他走上探求救国救民之路。
1914年1月，董必武东渡日本留学，入读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在日期间，他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并谒见孙中山。
1915年6月，董必武回国参加反袁运动，两次被捕入狱，1916年获释。1918年，他参加护法运动，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秘书。驻利川县期间，他在教堂英文报纸上阅读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从中看到新的希望。
1919年1月，董必武从鄂西赶赴上海，向孙中山报告蔡济民被害一事。在这里，他结识了从日本归来的湖北同乡李汉俊。两人一见如故，在黄浦江畔彻夜长谈。李汉俊同董必武谈马克思主义、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还借给他《资本论入门》等书籍。董必武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认识到中国革命要胜利，非遵从马克思主义不可。因此，董必武称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导师”。
是年3月，董必武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5月8日，他主持的湖北善后公会声援五四运动：“外交失败，败亡间不容发，请亟起主张严惩卖国党，急电巴黎专使拒绝签字，并强烈要求主持公道以图挽救……”
5月18日，董必武又以湖北善后公会名义在上海《救国时报》向全国发出通电，称：“北代表犹袒庇卖国贼党，不肯容纳，是岂国民希望和平之初心所及料。”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提出“初心”概念。此时，董必武已接受马克思主义，他秉持的“初心”，就是要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军阀政府，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國。
8月，董必武由沪返汉，开始了全新的革命事业。他计划办一份向人民宣传新思想的《江汉日报》，但因募资困难，办报搁浅，便集中精力办学。之后，他同陈潭秋等人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为筹集办学经费，董必武还把自己的皮袄拿去典当。
1920年3月，私立武汉中学正式开学。课程由各董事分担，董必武教国文，陈潭秋教英文。董必武为学生购买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书刊，同时邀请李汉俊、恽代英等到校演讲，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武汉中学成为培养革命骨干的摇篮，不少师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鄂东黄麻起义总指挥部的10名领导人中，就有5人毕业于武汉中学。 8月，陈独秀、李汉俊等建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后，积极推动各地共产主义者建立党组织。李汉俊致函委托董必武负责武汉早期组织的筹建，陈独秀也派上海早期组织成员、湖北鄂州人刘伯垂到武汉协助董必武工作。10月，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等人举行会议，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包惠僧被推选为支部书记。
1921年7月初，董必武、陈潭秋作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一大。董必武向大会报告了武汉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情况，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肯定。
7月25日、26日，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董必武与李达、张国焘组成起草委员会，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及工作方案，并提交与会代表讨论。7月30日晚，法租界密探突然闯入会场，最后一天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画舫上举行。会后，董必武、李汉俊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始终牢记初心，坚定站在伟大变革的最前列，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
林伯渠：
从老同盟会员到共产党员
林伯渠（1886—1960），原名林祖涵，出生于湖南临澧一个书香门第。1904年春，他与数十名官费生一起由长沙乘船，经武汉、上海前往日本留学。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成立大会，林伯渠参加了会议。后经黄兴、宋教仁介绍，他加入中国同盟会，是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林伯渠参加了反袁斗争，遭到袁世凯通缉，于1913年5月被迫赴日。1914年，他和堂兄林修梅一道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对林氏兄弟的支持极为感激，说：“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定大有作为。”此后，林伯渠一直为孙中山所倚重，逐步成为孙中山的一位亲密助手。
1915年，林伯渠与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学的李大钊相识。当时，李大钊已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还与几位同学组织了反袁团体中华学会。林伯渠与易象等人也组织了反袁团体乙卯学会。林伯渠多次访晤李大钊，两人商定将两个团体合并为神州学会，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为干事。从此，林伯渠与李大钊成为挚友。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林伯渠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来，二人一起回国，分别在湖南、北京参加讨袁斗争。
1917年，林伯渠担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参加护法战争，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而联合西南军阀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目睹革命一再遭到挫折、失败后，他感到苦恼、迷惘。1918年三四月间，他接连收到李大钊信函和一些小册子、文件。李在信中详细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情况以及对中国时局的看法，林伯渠受到很大启发，顿觉耳目一新。
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林伯渠在上海协助孙中山工作。这期间，林伯渠经常收到李大钊寄来的信、物。在1920年秋的一封信中，李大钊告诉林伯渠，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党，自己在北京也组织了共产党支部。他还写了一封举荐信，介绍林伯渠去见陈独秀，“作‘主义’上的深谈”。
1920年冬的一天，林伯渠带着李大钊写的举荐信，敲开了陈独秀位于上海渔阳里2号的寓所木门。见面后，陈独秀对林伯渠作了一番试探，让他谈谈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看法。林伯渠说，俄国十月革命能够成功主要是靠无产阶级，中国革命靠军阀打军阀行不通，也只能依靠无产阶级。听完，陈独秀打消了顾虑，说：“你和守常（李大钊）熟悉，就由我和守常介绍你入党。”
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林伯渠和李汉俊、李达等进行过几次座谈，讨论《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两次大会的决议与文件，从此踏上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
林伯渠后来在坦露心路历程时说，自己是“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根据党组织安排，林伯渠继续留在孙中山身边工作。1922年，国共两党开始酝酿第一次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這一过程中，中共的主张是通过林伯渠向孙中山转达的，林伯渠还安排李大钊、陈独秀同孙中山会晤。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特使同孙中山的一些会谈，也是由李大钊通过林伯渠联系的。
1924年1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林伯渠在这一历史性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曾称赞林伯渠：“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1949年10月1日，林伯渠担任开国大典主持人，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编辑/杨洋
历经大浪淘沙，他们中有的牺牲或病故，有的因故脱党，有的一度误入歧途，有的甚至叛变投敌。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有四人坚持到革命胜利，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和林伯渠。
毛泽东：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6岁时，毛泽东进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翌年到长沙求学。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参加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兵。
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第四师范与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合并组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被编入第一师范本科第八班。当时，他认为温和方法最好，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
1915年9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发出《征友启事》，聚集了蔡和森等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畅谈国事。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成立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
这年8月，毛泽东来到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同蔡和森一起帮助湖南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没有经济来源，经恩师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月薪八块大洋。由于工作關系，毛泽东与李大钊有过多次接触。在李大钊的启发下，毛泽东阅读了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还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与陈独秀短暂接触后，他对政治的兴趣大增，“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5月，他牵头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全省学生总罢课，冲破湖南军阀张敬尧的阻挠，声援北京五四爱国运动。为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他于7月创办了《湘江评论》周刊，并担任主编。毛泽东亲自为刊物写了《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等30多篇文章。李大钊认为，《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一种刊物，赞同毛泽东“改造中国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但《湘江评论》仅出版五期就被张敬尧查封，省学联也被勒令解散。之后，毛泽东和省学联骨干分子开始秘密策划组织驱逐张敬尧的运动。
同年12月，毛泽东亲率驱张代表团赶赴北京，向北京政府当局递送《湘人控告张敬尧十大罪》的呈文，要求惩办张敬尧。为争取各界援助和宣传驱张运动，毛泽东还组织平民通信社每天编写和发稿150多份，送京、津、沪、汉等地报纸登载，向全国人民揭露张敬尧祸湘之罪恶。最终，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张敬尧被逐出湖南。
毛泽东这次在北京住了四个多月，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考茨基的《阶级争斗》。这三本书对毛泽东的革命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认识到要根本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表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936年，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说：“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5月初，毛泽东抵达上海。在上海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经常与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见面，探讨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当时，陈独秀等正着手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准备。陈独秀向毛泽东介绍了建党构想，并就在湖南如何开展建党工作谈了意见。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陈独秀“对我产生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7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随后创办文化书社，销售《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书刊。这一时期，他又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
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致函毛泽东，建议在湖南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并给毛泽东邮寄《共产党》月刊，给予工作指导。11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创建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发展到10人。
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他将和志同道合者在中共一大上燃起照亮中国的红色火把。一大会上含而不露的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20世纪的历史进程。
周恩来 ：
“思想颤动于狱中”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绍兴师爷”之家。他自幼在嗣母陈氏的指导下学习经典名著，打下了扎实的文化根底。
周恩来从小立下救国之志，13岁就喊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言。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出发前，他写下壮美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以抒救国救民之抱负。
留日期间，周恩来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初步认识了唯物史观、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等原理，同时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1918年8月，日本发生“米骚动”事件，警察在镇压时，开枪射杀了13名矿工。周恩来震惊之余，认定日本的发展道路并不完美。当母校南开中学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传来，他决定“返国图他兴”。
1919年周恩来回国后，积极投入五四爱国运动。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撰写《革心！革新！》的发刊词，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喊出“罢工！罢市！不纳税！罢课！”的口号，提出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主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周恩来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揭露社会黑暗，唤醒民众觉悟。 同年9月，周恩来同邓颖超、刘清扬等在天津创办觉悟社，号召青年学生在“改造的赤旗下联合起来”，宣传发动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参加社会改造。觉悟社本着“觉悟”的精神，作引导社会的先锋。该社不定期出版《觉悟》社刊，向青年“灌输世界新思潮”。当时的北京《早报》称觉悟社是“天津的小明星”，北京《晨报》称它“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小团体”。
1920年初，周恩来因带领天津各校学生请愿而被捕。他在狱中组织读书团、演讲会，介绍各种新思潮，讲解马克思主义学说。通过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周恩来“思想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7月，周恩来出狱。11月，他赴法国勤工俭学，继续探求救国救民道路。他先后到英国、法国、德国进行社会考察。在他看来，社会改造有两种方案：一种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暴力手段，‘一洗旧弊’，即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一种是采取“不改常态”的“渐进的改革”，即当时英国的做法。
1921年春，英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周恩来撰写了九篇关于英国工人罢工的通讯，认为“劳动问题和社会主义在欧洲各国已结成不解之缘”“社会主义之不可侮，实已成了必然的趋势”。
经过广泛考察和深入思考，周恩来最终认识到英国渐进式的费边社会主义是空想，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道。他作出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这一时期，周恩来在巴黎遇见刘清扬，通过她结识了张申府。在张和刘的介绍下，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与赵世炎、陈公培，一同成立了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1962年，周恩来深情回忆道：“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因远隔重洋，时间紧迫，未能派代表出席。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谈起建党时说：“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周恩来致力于把旅欧学生中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他参加留法学生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写下3万字的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国最后之命运》，分18次在天津《益世报》上连续刊登。经历这场斗争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要求进行社会革命来改造中国的人越来越多。
1922年，周恩来与赵世炎、李维汉等组织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宣传工作。是年10月，周恩来在德国接待了朱德。了解朱德的身世和入党愿望后，他和张申府一同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7月，周恩来回到阔别四年的祖国，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浪潮，肩负起更为艰巨的革命重担，成为人民军队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董必武：
最早提出“初心”概念
董必武（1886—1975），曾用名董用威，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一个清贫的教书先生家庭。1903年，董必武考中秀才。同年8月，他在赴武昌参加举人考试期间，因路过省巡抚衙门，向大门张望了一下，被守卫诬为“窥探官衙”而横遭毒打，愤而弃考返乡。这次遭遇，使董必武看清了清朝封建专制的面目。
1905年春夏间，董必武考入武昌文普通学堂，在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影响下，阅读了大量反对清朝统治和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书刊。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他毅然投入战斗，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他认为革命“非有武装不可”，于是改名“必武”。
然而，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黑暗让他苦闷和痛心，“触于眼帘，即市井萧条，民气沮丧，沉郁惨淡，人以幸生苟免为心”，他走上探求救国救民之路。
1914年1月，董必武东渡日本留学，入读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在日期间，他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并谒见孙中山。
1915年6月，董必武回国参加反袁运动，两次被捕入狱，1916年获释。1918年，他参加护法运动，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秘书。驻利川县期间，他在教堂英文报纸上阅读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从中看到新的希望。
1919年1月，董必武从鄂西赶赴上海，向孙中山报告蔡济民被害一事。在这里，他结识了从日本归来的湖北同乡李汉俊。两人一见如故，在黄浦江畔彻夜长谈。李汉俊同董必武谈马克思主义、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还借给他《资本论入门》等书籍。董必武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认识到中国革命要胜利，非遵从马克思主义不可。因此，董必武称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导师”。
是年3月，董必武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5月8日，他主持的湖北善后公会声援五四运动：“外交失败，败亡间不容发，请亟起主张严惩卖国党，急电巴黎专使拒绝签字，并强烈要求主持公道以图挽救……”
5月18日，董必武又以湖北善后公会名义在上海《救国时报》向全国发出通电，称：“北代表犹袒庇卖国贼党，不肯容纳，是岂国民希望和平之初心所及料。”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提出“初心”概念。此时，董必武已接受马克思主义，他秉持的“初心”，就是要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军阀政府，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國。
8月，董必武由沪返汉，开始了全新的革命事业。他计划办一份向人民宣传新思想的《江汉日报》，但因募资困难，办报搁浅，便集中精力办学。之后，他同陈潭秋等人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为筹集办学经费，董必武还把自己的皮袄拿去典当。
1920年3月，私立武汉中学正式开学。课程由各董事分担，董必武教国文，陈潭秋教英文。董必武为学生购买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书刊，同时邀请李汉俊、恽代英等到校演讲，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武汉中学成为培养革命骨干的摇篮，不少师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鄂东黄麻起义总指挥部的10名领导人中，就有5人毕业于武汉中学。 8月，陈独秀、李汉俊等建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后，积极推动各地共产主义者建立党组织。李汉俊致函委托董必武负责武汉早期组织的筹建，陈独秀也派上海早期组织成员、湖北鄂州人刘伯垂到武汉协助董必武工作。10月，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等人举行会议，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包惠僧被推选为支部书记。
1921年7月初，董必武、陈潭秋作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一大。董必武向大会报告了武汉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情况，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肯定。
7月25日、26日，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董必武与李达、张国焘组成起草委员会，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及工作方案，并提交与会代表讨论。7月30日晚，法租界密探突然闯入会场，最后一天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画舫上举行。会后，董必武、李汉俊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始终牢记初心，坚定站在伟大变革的最前列，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
林伯渠：
从老同盟会员到共产党员
林伯渠（1886—1960），原名林祖涵，出生于湖南临澧一个书香门第。1904年春，他与数十名官费生一起由长沙乘船，经武汉、上海前往日本留学。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成立大会，林伯渠参加了会议。后经黄兴、宋教仁介绍，他加入中国同盟会，是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林伯渠参加了反袁斗争，遭到袁世凯通缉，于1913年5月被迫赴日。1914年，他和堂兄林修梅一道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对林氏兄弟的支持极为感激，说：“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定大有作为。”此后，林伯渠一直为孙中山所倚重，逐步成为孙中山的一位亲密助手。
1915年，林伯渠与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学的李大钊相识。当时，李大钊已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还与几位同学组织了反袁团体中华学会。林伯渠与易象等人也组织了反袁团体乙卯学会。林伯渠多次访晤李大钊，两人商定将两个团体合并为神州学会，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为干事。从此，林伯渠与李大钊成为挚友。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林伯渠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来，二人一起回国，分别在湖南、北京参加讨袁斗争。
1917年，林伯渠担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参加护法战争，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而联合西南军阀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目睹革命一再遭到挫折、失败后，他感到苦恼、迷惘。1918年三四月间，他接连收到李大钊信函和一些小册子、文件。李在信中详细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情况以及对中国时局的看法，林伯渠受到很大启发，顿觉耳目一新。
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林伯渠在上海协助孙中山工作。这期间，林伯渠经常收到李大钊寄来的信、物。在1920年秋的一封信中，李大钊告诉林伯渠，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党，自己在北京也组织了共产党支部。他还写了一封举荐信，介绍林伯渠去见陈独秀，“作‘主义’上的深谈”。
1920年冬的一天，林伯渠带着李大钊写的举荐信，敲开了陈独秀位于上海渔阳里2号的寓所木门。见面后，陈独秀对林伯渠作了一番试探，让他谈谈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看法。林伯渠说，俄国十月革命能够成功主要是靠无产阶级，中国革命靠军阀打军阀行不通，也只能依靠无产阶级。听完，陈独秀打消了顾虑，说：“你和守常（李大钊）熟悉，就由我和守常介绍你入党。”
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林伯渠和李汉俊、李达等进行过几次座谈，讨论《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两次大会的决议与文件，从此踏上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
林伯渠后来在坦露心路历程时说，自己是“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根据党组织安排，林伯渠继续留在孙中山身边工作。1922年，国共两党开始酝酿第一次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這一过程中，中共的主张是通过林伯渠向孙中山转达的，林伯渠还安排李大钊、陈独秀同孙中山会晤。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特使同孙中山的一些会谈，也是由李大钊通过林伯渠联系的。
1924年1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林伯渠在这一历史性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曾称赞林伯渠：“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1949年10月1日，林伯渠担任开国大典主持人，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