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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以习惯了单一语言环境的眼光看张爱玲,怎么看都是一个异数。
现在读张爱玲就像读很多民初人物一样,如果只是把他们当作老照片来看,也许没有什么新鲜的意义。虽然张爱玲离开了大陆,虽然她并无意加入20世纪新文学的主流,但是我不认为她这个异数完全来自她个人的选择。她的疏离也是历史。
我们讨论《色·戒》的时候没有花工夫区别李安和张爱玲,两个人真的很不一样。张没有李安的成功却有李安同样的艰难。这不是个别的现象,是二战之后的美国移民史的典型。5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社会比现在要封闭得多,大部分移民的唯一出路就是融入美国社会。而中文版《小团圆》和新近出版的英文版《雷峰塔》都是不成功的商业运作,起码它们的商业价值在作者生前都没有实现。所以先不该简单地把《雷峰塔》看成是张试图取悦于西方读者的又一例证。它的不成功恰恰证明除了西方关于东方的叙事模式之外,这个文本还有一些不能承纳的复杂的东西。
有意识的不同表演
在《小团圆》和《雷峰塔》中,她都讲到她父亲在废除了科举制度的新时代的失落,她母亲矫枉过正又多少带上了点殖民性。在这两种失落中间,张爱玲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走自己的路。而这个路是什么,也许她一辈子都在寻找。
《小团圆》和《雷峰塔》的出版也让读者对于她在美国的生存状况略有了解。
不能说《雷峰塔》是《小团圆》的英文文本,两者在内容上完全没有可比性,却可以看成张爱玲赴美之后一个庞大的自我书写计划中的两个不同篇章。据王德威教授为《雷峰塔》所做的英文序文中介绍,张在1957年已经向宋琪透露准备将自己的个人经历从童年一直到结识胡兰成通通写成小说,到了1961年张给这部作品起名为《易经》(Book of Change)。然而直到1964年,张始终无法为自己的英文作品找到出版社,她最终放弃了出版这部作品的期望,开始转为自己中文作品《小团圆》的写作。
《雷峰塔》是《易经》的第一部分,讲述张随家人离开天津,往赴上海,之后父母离婚,她参加英国大学的入学考试,直至她离开上海为止。
我曾经看过《易经》的另外一部分手稿。在那五六百页手稿的二分之一处,女主角离开上海去香港读大学了。这一段对于女主角的心理有深入的描写,也就是《易经》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有重复之处。既有重复,就有改写——也许这正是张爱玲的自传行为的一大特点,就是王德威教授所提出的“回旋写作”的问题。也就是说,与其把她的与自己经历有关的作品每一本却看成独立的文本,不如把它们看成是一个贯穿张爱玲的后半生的自我书写的行为的一个个章节。这些章节有时候以英文的面目出现,有时候则以中文,虽然书写人生的不同阶段,但细节上却常有重复也有细微的变化。
这种“回旋写作”不只涉及到与张的个人经历有关的文本,她的小说也具有这个特质。比如《金锁记》就曾被张改写成英文长篇小说出版。有心理分析癖好的批评家大可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张为什么要不断地、以不同的方式写自己呢?
一个比较简单的答案就是“自恋”,把张描述成最为自我中心的人。这也许不错。但我们没有理由假设自恋的人在镜中看到的就是真实的自己,因此也无法认为在不同文本中的自己就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化身。所以,我倒认为,最自恋的人也是最喜欢表演的人。张爱玲在所有涉及到她自己的生活的文本中都没有用第一人称来指代自己;且与众不同的是,她表演的媒介不是单一的中文,而是中文加英语。
张是很有意识地在中文英文读者面前进行不同的表演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20世纪40年代在“二十世纪”月刊上写的英文散文 “Still Alive”,被张爱玲自己改写成中文的《洋人看京剧及其他》时,生生地多出了一个开场白。一开始就说“用洋人看京剧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味的事情。”口吻多少带有点自我辩护的味道。之后她又说,很多人爱国却不知道自己爱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不幸生活在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所爱的对象“看个仔细”才行。一个“我们”,调整了原来英文文章中客观的抽离的视角,把自己看成了中国人以及中文读者中的一员。这个开场白以及全篇很多细节之处对于文字的调整,改变了英文文章的口吻。概括起来,主要的变化在于,她在中文的文章里提出了一个英文文章所没有提出的问题,是关于“爱”的,具体说来就是——“我们如何才能爱我们的国家”的问题。
张爱玲的另外一篇英文文章中,同样没有给“爱”留下余地,而中文里却有“爱”的暗示的就是“色·戒”。英文的初稿“The Spyring or Ch’ing K’e! Ch’ing K’e!”里面对于男女主角的感情交代得极少,以至于让人觉得女主角的感情完全是功利性的,为的就是引诱他。作为爱情信物的戒指只是突然在眼前一闪,之后,女主角逃离现场,被一家药铺里面的男伙计占便宜在身上摸了一把,她一生气,抡起带了戒指的手向那人的脸上击去,戒指上的钻石在那人脸上留下一道长长的刮痕。对于男女感情的描述虽然吝啬,但是戒指的象征意义在英文文本中却复杂得多。起码它不只是心中的怦然一动,还与后面的性暴力有关。这篇英文的初稿很有意思,恰因为它绝少修饰,使得爱情婚姻变得像恶梦一样,这正是张爱玲性格的另一面的透射。
因为熟悉禁忌才懂得如何越界
张爱玲在《洋人看京剧及其他》坚持要对于爱的对象看个明白,这一注视不得了,引出了多少怀疑,多少问题。对于一个擅长写儿女情长故事的女作家,男女感情隐喻了对于文化与文字的感情。
正是如此,张爱玲笔下的间谍同时也是一个情探,也是一个侧身于知识战争中的信息传递者。而现实却比小说更为复杂。张爱玲在冷战中接受中情局的资助撰写反共小说这是一个既成事实;另一方面,它牵扯到文学是怎么样达到它的政治目的的?间谍也许不只是一个身份,更是一个观察社会的视角,是一个生产知识的渠道。
张爱玲在英文文章“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的开篇就把外国人的视线引到中国人晾衣服的场所——阳台。在这儿,一家人几代的隐私被抖落出来。张爱玲英文的口吻是具有诱惑性的:“来吧,来看看中国家庭晒衣服的样子吧!”中文的《更衣记》口气完全不一样,相对客观和冷静。
用英文写文章和中文表达的意义不一样的,源于读者的期待不一样。就像她在《洋人看京剧》里说,“不守秘密的结果,最幽微亲切的感觉也得向那群不可少的旁观者自卫地解释一下。”张爱玲就是一个“不守秘密”的人。这里关键词是“自卫”,张爱玲在从英文到中文的转换中每每需要“自卫”一下,证明她明白内外有别的道理,但是仍然要在内外交界的危险地带挑战一下我们的承受能力。恰恰因为有一定的危险性,才有争议,才有意思。
之所以张爱玲在中文世界里魅力不断,不断引发讨论,而在英文世界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就是这个道理。她太熟悉中文世界的禁忌了,因此懂得如何越界。
张爱玲基本上是属于中文世界的作者。但是反讽的是,如果不读她的英文文章,你就不明白她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植根于这一中国人的社会的。
因此,读她的《雷峰塔》,怎么看都觉得这是一个上海的故事,而不是一个美国的故事。有趣的是,因为它是英文写的,上海读者或者是中国读者恐怕会很有限。而一旦翻成中译本就不是同一本书了。
用英文写就的《雷峰塔》令人惊叹的是,张爱玲并没有美化殖民地的生活。第21章开篇就写到,“没有正式宣战的战争,或者是报纸上所说的冲突,并没有触及到租界。战争还是和平完全取决于你住在哪里。”一语道破天机。同一章里,作者告诉读者大世界被一枚炸弹击中;作者又说,为什么要瞄准大世界开炮呢?大世界那可是乡下人到上海要参观的第一个景点啊。上海虽然是避风港,但它并没有完全与战争隔绝开来。在下面一章里,女主角被囚禁在父亲的老宅子里,每次敌机飞过,她都喜欢跑到阳台上去看。一边看,一边在幻想也许敌机可以投一颗炸弹把花园的墙炸开,这样她可以逃出去。“如果这个期待过高的话,那么索性把宅子炸了,大家都死了算了。”对于小说的女主角来说,哪里都不是家,家本来就不能给她带来安全感。
张爱玲的英文版《雷峰塔》,不只和中国很有关系,而且中国的读者应该把它当作一个历史亲历者的个人回忆来看。至于它是否能与张爱玲的生活一一对应倒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历史经验,是我们当下的历史叙述不愿记住的。★
(作者现执教于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
现在读张爱玲就像读很多民初人物一样,如果只是把他们当作老照片来看,也许没有什么新鲜的意义。虽然张爱玲离开了大陆,虽然她并无意加入20世纪新文学的主流,但是我不认为她这个异数完全来自她个人的选择。她的疏离也是历史。
我们讨论《色·戒》的时候没有花工夫区别李安和张爱玲,两个人真的很不一样。张没有李安的成功却有李安同样的艰难。这不是个别的现象,是二战之后的美国移民史的典型。5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社会比现在要封闭得多,大部分移民的唯一出路就是融入美国社会。而中文版《小团圆》和新近出版的英文版《雷峰塔》都是不成功的商业运作,起码它们的商业价值在作者生前都没有实现。所以先不该简单地把《雷峰塔》看成是张试图取悦于西方读者的又一例证。它的不成功恰恰证明除了西方关于东方的叙事模式之外,这个文本还有一些不能承纳的复杂的东西。
有意识的不同表演
在《小团圆》和《雷峰塔》中,她都讲到她父亲在废除了科举制度的新时代的失落,她母亲矫枉过正又多少带上了点殖民性。在这两种失落中间,张爱玲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走自己的路。而这个路是什么,也许她一辈子都在寻找。
《小团圆》和《雷峰塔》的出版也让读者对于她在美国的生存状况略有了解。
不能说《雷峰塔》是《小团圆》的英文文本,两者在内容上完全没有可比性,却可以看成张爱玲赴美之后一个庞大的自我书写计划中的两个不同篇章。据王德威教授为《雷峰塔》所做的英文序文中介绍,张在1957年已经向宋琪透露准备将自己的个人经历从童年一直到结识胡兰成通通写成小说,到了1961年张给这部作品起名为《易经》(Book of Change)。然而直到1964年,张始终无法为自己的英文作品找到出版社,她最终放弃了出版这部作品的期望,开始转为自己中文作品《小团圆》的写作。
《雷峰塔》是《易经》的第一部分,讲述张随家人离开天津,往赴上海,之后父母离婚,她参加英国大学的入学考试,直至她离开上海为止。
我曾经看过《易经》的另外一部分手稿。在那五六百页手稿的二分之一处,女主角离开上海去香港读大学了。这一段对于女主角的心理有深入的描写,也就是《易经》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有重复之处。既有重复,就有改写——也许这正是张爱玲的自传行为的一大特点,就是王德威教授所提出的“回旋写作”的问题。也就是说,与其把她的与自己经历有关的作品每一本却看成独立的文本,不如把它们看成是一个贯穿张爱玲的后半生的自我书写的行为的一个个章节。这些章节有时候以英文的面目出现,有时候则以中文,虽然书写人生的不同阶段,但细节上却常有重复也有细微的变化。
这种“回旋写作”不只涉及到与张的个人经历有关的文本,她的小说也具有这个特质。比如《金锁记》就曾被张改写成英文长篇小说出版。有心理分析癖好的批评家大可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张为什么要不断地、以不同的方式写自己呢?
一个比较简单的答案就是“自恋”,把张描述成最为自我中心的人。这也许不错。但我们没有理由假设自恋的人在镜中看到的就是真实的自己,因此也无法认为在不同文本中的自己就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化身。所以,我倒认为,最自恋的人也是最喜欢表演的人。张爱玲在所有涉及到她自己的生活的文本中都没有用第一人称来指代自己;且与众不同的是,她表演的媒介不是单一的中文,而是中文加英语。
张是很有意识地在中文英文读者面前进行不同的表演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20世纪40年代在“二十世纪”月刊上写的英文散文 “Still Alive”,被张爱玲自己改写成中文的《洋人看京剧及其他》时,生生地多出了一个开场白。一开始就说“用洋人看京剧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味的事情。”口吻多少带有点自我辩护的味道。之后她又说,很多人爱国却不知道自己爱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不幸生活在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所爱的对象“看个仔细”才行。一个“我们”,调整了原来英文文章中客观的抽离的视角,把自己看成了中国人以及中文读者中的一员。这个开场白以及全篇很多细节之处对于文字的调整,改变了英文文章的口吻。概括起来,主要的变化在于,她在中文的文章里提出了一个英文文章所没有提出的问题,是关于“爱”的,具体说来就是——“我们如何才能爱我们的国家”的问题。
张爱玲的另外一篇英文文章中,同样没有给“爱”留下余地,而中文里却有“爱”的暗示的就是“色·戒”。英文的初稿“The Spyring or Ch’ing K’e! Ch’ing K’e!”里面对于男女主角的感情交代得极少,以至于让人觉得女主角的感情完全是功利性的,为的就是引诱他。作为爱情信物的戒指只是突然在眼前一闪,之后,女主角逃离现场,被一家药铺里面的男伙计占便宜在身上摸了一把,她一生气,抡起带了戒指的手向那人的脸上击去,戒指上的钻石在那人脸上留下一道长长的刮痕。对于男女感情的描述虽然吝啬,但是戒指的象征意义在英文文本中却复杂得多。起码它不只是心中的怦然一动,还与后面的性暴力有关。这篇英文的初稿很有意思,恰因为它绝少修饰,使得爱情婚姻变得像恶梦一样,这正是张爱玲性格的另一面的透射。
因为熟悉禁忌才懂得如何越界
张爱玲在《洋人看京剧及其他》坚持要对于爱的对象看个明白,这一注视不得了,引出了多少怀疑,多少问题。对于一个擅长写儿女情长故事的女作家,男女感情隐喻了对于文化与文字的感情。
正是如此,张爱玲笔下的间谍同时也是一个情探,也是一个侧身于知识战争中的信息传递者。而现实却比小说更为复杂。张爱玲在冷战中接受中情局的资助撰写反共小说这是一个既成事实;另一方面,它牵扯到文学是怎么样达到它的政治目的的?间谍也许不只是一个身份,更是一个观察社会的视角,是一个生产知识的渠道。
张爱玲在英文文章“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的开篇就把外国人的视线引到中国人晾衣服的场所——阳台。在这儿,一家人几代的隐私被抖落出来。张爱玲英文的口吻是具有诱惑性的:“来吧,来看看中国家庭晒衣服的样子吧!”中文的《更衣记》口气完全不一样,相对客观和冷静。
用英文写文章和中文表达的意义不一样的,源于读者的期待不一样。就像她在《洋人看京剧》里说,“不守秘密的结果,最幽微亲切的感觉也得向那群不可少的旁观者自卫地解释一下。”张爱玲就是一个“不守秘密”的人。这里关键词是“自卫”,张爱玲在从英文到中文的转换中每每需要“自卫”一下,证明她明白内外有别的道理,但是仍然要在内外交界的危险地带挑战一下我们的承受能力。恰恰因为有一定的危险性,才有争议,才有意思。
之所以张爱玲在中文世界里魅力不断,不断引发讨论,而在英文世界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就是这个道理。她太熟悉中文世界的禁忌了,因此懂得如何越界。
张爱玲基本上是属于中文世界的作者。但是反讽的是,如果不读她的英文文章,你就不明白她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植根于这一中国人的社会的。
因此,读她的《雷峰塔》,怎么看都觉得这是一个上海的故事,而不是一个美国的故事。有趣的是,因为它是英文写的,上海读者或者是中国读者恐怕会很有限。而一旦翻成中译本就不是同一本书了。
用英文写就的《雷峰塔》令人惊叹的是,张爱玲并没有美化殖民地的生活。第21章开篇就写到,“没有正式宣战的战争,或者是报纸上所说的冲突,并没有触及到租界。战争还是和平完全取决于你住在哪里。”一语道破天机。同一章里,作者告诉读者大世界被一枚炸弹击中;作者又说,为什么要瞄准大世界开炮呢?大世界那可是乡下人到上海要参观的第一个景点啊。上海虽然是避风港,但它并没有完全与战争隔绝开来。在下面一章里,女主角被囚禁在父亲的老宅子里,每次敌机飞过,她都喜欢跑到阳台上去看。一边看,一边在幻想也许敌机可以投一颗炸弹把花园的墙炸开,这样她可以逃出去。“如果这个期待过高的话,那么索性把宅子炸了,大家都死了算了。”对于小说的女主角来说,哪里都不是家,家本来就不能给她带来安全感。
张爱玲的英文版《雷峰塔》,不只和中国很有关系,而且中国的读者应该把它当作一个历史亲历者的个人回忆来看。至于它是否能与张爱玲的生活一一对应倒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历史经验,是我们当下的历史叙述不愿记住的。★
(作者现执教于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