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五四”启蒙运动的“态度的同一性”》:“五四”启蒙思想缺乏西方启蒙思想的那种分析还原和理智重建的统一方法论,各种相互矛盾的学说在“态度的同一性”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思想运动,却没有也无法建立有力的思想体系,进而为制度化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五四”启蒙思想与它反叛的对象、与思想者个人的经验和情感体验有着紧密的联系,民主、科学以至进化论等主要不是作为科学的理论,而是作为价值、信仰或道德律令存在于“五四”启蒙思想中。下篇《“五四”启蒙运动的意识危机》:“五四”启蒙思想提出了“人的解放”以及民主,理性等启蒙主义命题,但在启蒙思想内部同时包含着对于启蒙主义命题的否定力量。第一,“五四”启蒙思想以民族主义作为其内在的前提和基本归宿,关于人的个体性和独特性的思想在面对种族国家等类属问题时不能不陷入矛盾与混乱之中;第二,“五四”启蒙思想提出了启蒙主义的“完整的人”或理性人的命题,但是“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却没有自然地和自由主义文化和经济关系相联系,而是在情感和伦理领域获得了发展。鲁迅等人在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提出了人的分裂的命题,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既包含了对“人的解放”的期待,又体现了对“人的解放”的可能性的悲观主义理解;第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作为启蒙思想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但它的“经济决定论”的思维逻辑和阶级斗争、阶级解放的思想,动摇了启蒙主义的“文化决定论”的思维逻辑和“人的解放”的命题,而启蒙运动的基本旗帜“民主”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遭到严峻的否定和批判;第四,中国传统思想以其现代形式构成了对“五四”启蒙思想的否定,如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五四”启蒙思想的危机是内在于这个思想运动之中的,历史事件只不过加速了危机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