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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迪说,尽管欧盟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经济结构更为平衡,但其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生态,很可能使其在很多方面都“慢一拍”,包括经济复苏
《财经》记者 张翃
普罗迪在做什么?
“祖父。”他的兒子回答记者。
这个身份比“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这样的头衔,更符合这位鹤发童颜、笑容无邪、说话时有些手舞足蹈的八旬老翁的感觉。难怪他当总理时被政敌谑称为“the Mortadella”——他的家乡博洛尼亚盛产的一种淡而无味的香肠,来攻击他缺乏“领袖气质”。
普罗迪先后担任过两次意大利总理。他最为人称道的政绩,就是在1998年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把意大利的财政和通胀指标降到欧洲货币同盟所要求的标准之内。完成了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意大利才得到了欧元区首批成员国的入场券。“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成就之一。”普罗迪说。
与意大利总理一职相比,1999年到2004年担任欧洲委员会(欧盟的行政分支)主席的工作显得更顺风顺水。先后于1999年和2003年生效的阿姆斯特丹和尼斯条约使得欧洲委员会权力升格,普罗迪也被一些媒体称为“第一位欧盟‘总理’”。普罗迪也因此对此后命途多舛的《里斯本条约》感触良多。
普罗迪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狂潮来袭前夕的一场政治危机中,结束了自己的总理生涯。如今的他,可以开始过一个真正的意大利式生活,2009年7月来北京参加“全球智库峰会”期间,他不用像一般的政要那样把行程安排到精确至秒,会议结束后也能悠哉游哉地在北京停留数日。
多极世界
普罗迪言语间透露出一种身为欧洲人的自豪。“欧盟的GNP(国民生产总值)才是世界第一,不是美国。你们常常忘了这一点。”普罗迪提醒记者,“要多看看欧洲的优点。”
在他看来,欧洲的经济结构比美国平衡得多,外贸和本国收入的分配都更为平衡,有更好的进出口政策。“欧洲可没有陷世界于失衡的境地,”普罗迪开玩笑说,“虽然欧洲人是有些懒散。”
他尤不能同意所谓“中美共治”(G2)的提议。这个提议对中国来说“既不可能,也不妥当”,普罗迪摇着头说。谈到两天后(7月8日至10日)在意大利举行的八国集团(G8)峰会,普罗迪直言,“G8就是一个仪式性的东西。”在他作为意大利总理参与G8会议时,就已经感觉到G8权力的转移。相比之下,纳入了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大国的G20就比较全面。“三四年前我就说过,如果没有中国和印度,这个‘G’就不成为‘G’,应该取消了。”
慢一拍
普罗迪并不讳言,欧洲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生态,很可能使其在很多方面都“慢一拍”,比如经济复苏。
欧洲许多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更倚重出口,因此德国、意大利这些制造业出口大国,反而比危机起源的英美受到了更为沉重的打击。此外,欧洲的决策过程没有美国快,政策规模也没有美国大,虽然欧洲有比美国好得多的社保体制,但这延缓了欧洲经济复苏的时间。
“欧洲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共同的政策。”普罗迪说,“想想看,整个欧盟的财政预算不过是其GNP的1%,这些钱你能做得了什么?”他有些自嘲地笑道。也因此,普罗迪任职欧洲委员会期间至今,一直在主张扩大欧盟预算,并发行欧元债券。
“欧元是种严肃的货币”
欧元区有分崩离析的危险?“错了。”普罗迪对于这种对欧洲货币同盟的“诋毁”完全不以为然。
中东欧国家金融体系仍然暴露在巨大的外币债务敞口之下,西欧发达国家的银行还未经过压力测试而充满了不确定性;作为欧元区成员国的爱尔兰主权债务评级今年已两次调低,拉脱维亚和匈牙利还在接受国际组织的贷款⋯⋯都给欧洲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普罗迪反问,拉脱维亚这样一个还不如北京大的小国,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又不显著,怎么可能拖垮欧元区呢?
恰恰是危机彰显了欧元的魅力,普罗迪说。像丹麦和瑞典这样原来非常反感共同货币的国家,现在也已经开始考虑采纳欧元的可能性,因为它们看到了欧元等于稳定。
那么,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候放低共同货币的门槛,让这些中东欧国家提早进入欧元区“避风港”?普罗迪非常干脆地摇头。“不行。这是规则,你接受了,就必须执行。”
他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加入欧元区必须达到的财政和通胀标准)不能动。即使他完全能理解今天的中东欧国家政府面临怎样的压力,“他们还是得想方设法去施加压力,就像我当年不得不做的那样。”普罗迪说,“然后,输掉选举。”
1998年,普罗迪在大力削减赤字和通胀来达到共同货币的要求时,承受了民众的怨恨和反对派的诟病,这也是他在当年的大选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让普罗迪感到欣慰的是,今天意大利的报纸标题都是:“幸好,我们已经在欧元区里了!”
普罗迪并不否认欧元的波动性仍然很大,要有一个共同货币,长期而言没有共同的政策是不可能的。为此,他建议发行欧元债券,建议对欧盟预算更为灵活,扩大欧盟预算。
欧盟看中国
曾为产业经济学方面的教授的普罗迪,至今怀念自己的学术生涯。但当他从政坛退休,“重操旧业”时,他发现,欧洲有了巨大的改变。“制造业现在基本是德国和意大利的天下了!”从德国的汉堡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都是欧洲的制造业基地。制造业占德国的GNP的比重是29.9%,意大利为将近20%。
不过,让普罗迪觉得有些讽刺和无奈的是,正是这些制造业有优势的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反而受到了更沉重的打击,而不是那些危机的起源国。不过,普罗迪很有信心,未来,制造业的重要作用会重新显现。“我不相信一个国家靠银行业能立国。”
正因如此,普罗迪也看好中国的成长,因为中国正是靠制造业起家。至于欧盟和美国为何不能对技术转移和高科技产品出口持更为开放的态度,普罗迪说:“技术转移不是做善事。” 不过,他并不认为中国需要完全靠技术转移。事实上,中国在有些领域已经走在了前面。普罗迪举了生命科学和新能源两个方面的例子,这是他看到的未来增长所在。
“你们害怕(我们),我们还害怕(你们)呢!”普罗迪笑言。因此,普罗迪在“全球智库峰会”上回答现场提问时也说,中国应该更自信一些。
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有数亿农民将要进入城市。如果中国持续这一改革过程,让世界看到中国正在更大范围内共享其发展的成果,这将是非常成功的。■
《财经》记者 张翃
普罗迪在做什么?
“祖父。”他的兒子回答记者。
这个身份比“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这样的头衔,更符合这位鹤发童颜、笑容无邪、说话时有些手舞足蹈的八旬老翁的感觉。难怪他当总理时被政敌谑称为“the Mortadella”——他的家乡博洛尼亚盛产的一种淡而无味的香肠,来攻击他缺乏“领袖气质”。
普罗迪先后担任过两次意大利总理。他最为人称道的政绩,就是在1998年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把意大利的财政和通胀指标降到欧洲货币同盟所要求的标准之内。完成了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意大利才得到了欧元区首批成员国的入场券。“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成就之一。”普罗迪说。
与意大利总理一职相比,1999年到2004年担任欧洲委员会(欧盟的行政分支)主席的工作显得更顺风顺水。先后于1999年和2003年生效的阿姆斯特丹和尼斯条约使得欧洲委员会权力升格,普罗迪也被一些媒体称为“第一位欧盟‘总理’”。普罗迪也因此对此后命途多舛的《里斯本条约》感触良多。
普罗迪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狂潮来袭前夕的一场政治危机中,结束了自己的总理生涯。如今的他,可以开始过一个真正的意大利式生活,2009年7月来北京参加“全球智库峰会”期间,他不用像一般的政要那样把行程安排到精确至秒,会议结束后也能悠哉游哉地在北京停留数日。
多极世界
普罗迪言语间透露出一种身为欧洲人的自豪。“欧盟的GNP(国民生产总值)才是世界第一,不是美国。你们常常忘了这一点。”普罗迪提醒记者,“要多看看欧洲的优点。”
在他看来,欧洲的经济结构比美国平衡得多,外贸和本国收入的分配都更为平衡,有更好的进出口政策。“欧洲可没有陷世界于失衡的境地,”普罗迪开玩笑说,“虽然欧洲人是有些懒散。”
他尤不能同意所谓“中美共治”(G2)的提议。这个提议对中国来说“既不可能,也不妥当”,普罗迪摇着头说。谈到两天后(7月8日至10日)在意大利举行的八国集团(G8)峰会,普罗迪直言,“G8就是一个仪式性的东西。”在他作为意大利总理参与G8会议时,就已经感觉到G8权力的转移。相比之下,纳入了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大国的G20就比较全面。“三四年前我就说过,如果没有中国和印度,这个‘G’就不成为‘G’,应该取消了。”
慢一拍
普罗迪并不讳言,欧洲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生态,很可能使其在很多方面都“慢一拍”,比如经济复苏。
欧洲许多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更倚重出口,因此德国、意大利这些制造业出口大国,反而比危机起源的英美受到了更为沉重的打击。此外,欧洲的决策过程没有美国快,政策规模也没有美国大,虽然欧洲有比美国好得多的社保体制,但这延缓了欧洲经济复苏的时间。
“欧洲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共同的政策。”普罗迪说,“想想看,整个欧盟的财政预算不过是其GNP的1%,这些钱你能做得了什么?”他有些自嘲地笑道。也因此,普罗迪任职欧洲委员会期间至今,一直在主张扩大欧盟预算,并发行欧元债券。
“欧元是种严肃的货币”
欧元区有分崩离析的危险?“错了。”普罗迪对于这种对欧洲货币同盟的“诋毁”完全不以为然。
中东欧国家金融体系仍然暴露在巨大的外币债务敞口之下,西欧发达国家的银行还未经过压力测试而充满了不确定性;作为欧元区成员国的爱尔兰主权债务评级今年已两次调低,拉脱维亚和匈牙利还在接受国际组织的贷款⋯⋯都给欧洲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普罗迪反问,拉脱维亚这样一个还不如北京大的小国,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又不显著,怎么可能拖垮欧元区呢?
恰恰是危机彰显了欧元的魅力,普罗迪说。像丹麦和瑞典这样原来非常反感共同货币的国家,现在也已经开始考虑采纳欧元的可能性,因为它们看到了欧元等于稳定。
那么,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候放低共同货币的门槛,让这些中东欧国家提早进入欧元区“避风港”?普罗迪非常干脆地摇头。“不行。这是规则,你接受了,就必须执行。”
他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加入欧元区必须达到的财政和通胀标准)不能动。即使他完全能理解今天的中东欧国家政府面临怎样的压力,“他们还是得想方设法去施加压力,就像我当年不得不做的那样。”普罗迪说,“然后,输掉选举。”
1998年,普罗迪在大力削减赤字和通胀来达到共同货币的要求时,承受了民众的怨恨和反对派的诟病,这也是他在当年的大选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让普罗迪感到欣慰的是,今天意大利的报纸标题都是:“幸好,我们已经在欧元区里了!”
普罗迪并不否认欧元的波动性仍然很大,要有一个共同货币,长期而言没有共同的政策是不可能的。为此,他建议发行欧元债券,建议对欧盟预算更为灵活,扩大欧盟预算。
欧盟看中国
曾为产业经济学方面的教授的普罗迪,至今怀念自己的学术生涯。但当他从政坛退休,“重操旧业”时,他发现,欧洲有了巨大的改变。“制造业现在基本是德国和意大利的天下了!”从德国的汉堡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都是欧洲的制造业基地。制造业占德国的GNP的比重是29.9%,意大利为将近20%。
不过,让普罗迪觉得有些讽刺和无奈的是,正是这些制造业有优势的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反而受到了更沉重的打击,而不是那些危机的起源国。不过,普罗迪很有信心,未来,制造业的重要作用会重新显现。“我不相信一个国家靠银行业能立国。”
正因如此,普罗迪也看好中国的成长,因为中国正是靠制造业起家。至于欧盟和美国为何不能对技术转移和高科技产品出口持更为开放的态度,普罗迪说:“技术转移不是做善事。” 不过,他并不认为中国需要完全靠技术转移。事实上,中国在有些领域已经走在了前面。普罗迪举了生命科学和新能源两个方面的例子,这是他看到的未来增长所在。
“你们害怕(我们),我们还害怕(你们)呢!”普罗迪笑言。因此,普罗迪在“全球智库峰会”上回答现场提问时也说,中国应该更自信一些。
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有数亿农民将要进入城市。如果中国持续这一改革过程,让世界看到中国正在更大范围内共享其发展的成果,这将是非常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