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贸易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衰于清。通过茶马贸易这一互补型经济文化交往，中原农耕文明与边疆地区的游牧文明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牢牢联系在一起，中华文明的疆域也随着茶马之路的延伸不断向外拓展。
　　
　　雪域高原上的第一缕茶香
　　 公元641年，一位16岁的汉族女子离开唐都长安，踏上了前往雪域高原的路途，她将要去的地方，是在今天的人们看来都很遥远和神秘的拉萨，这条漫长而艰苦的进藏之路，她和她的队伍整整走了三年。这位女子就是文成公主，应当时吐蕃王国使者的求婚，唐太宗将她许配给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唐王朝派出以江夏王李道宗为首的护卫队护送文成公主进藏，随着这位信佛的女子离开故土千里迢迢来到西藏的，有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和唐代大量的科学文化技术。有历史学家认为，正是不远万里从长安来到风雪高原的文成公主带来了中土的茶叶并推广了唐王朝的饮茶方法，让雪域高原上的人们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并慢慢普及开来。
　　 但亦有学者反对这一说法。唐代的李肇在《唐国史补》中写到过一篇和茶叶有关的藏地故事：吐蕃王朝日渐强大后，曾侵入四邻各国，兵马到达中原王朝的边州，获得茶叶之类的饮料，运回吐蕃本土，但是当时的吐蕃人还不知道此物的称谓，也不知其用途。有一次，一个叫常鲁公的大臣出使吐蕃，烹茶于帐篷之中，吐蕃赞普甚觉奇怪，便问：“这是何物？”常鲁公答道：“此物乃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听后恍然大悟，点头说：“我也有此物！”便命人拿出七、八种茶来，摆在常鲁公面前，一一指过：“此乃寿州的，这是舒州的、蕲门的，那是昌明的……”
　　 这段历史上著名的对话发生在公元7世纪末到8世纪初，从对话中不难看出，当时的吐蕃已有很多种茶叶，只是藏人尚不知道它的名字，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而此时文成公主早已进藏多年，如果她已经带来了茶叶以及茶叶的饮用方法，那么吐蕃赞普不可能有此一问。
　　 历史的真相也许只有留给历史了，不过，从历史的吉光片羽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另外一些信息。西藏学者赤烈曲扎在《西藏风土志》中记载：大约在公元3到4世纪，吐蕃居民喝的并不是茶，而是一种用树皮熬成的水。这种“茶水”虽然没有茶叶的清香，但胜于开水。也许这就是高原上最早的“茶”。
　　 随着文成公主进藏带来的唐朝先进文化技术和物资的援助，吐蕃当时的生产事业飞速发展起来，以牧业为主的藏族人主要的食品是肉、奶、油，而茶叶以其“通利”、“疏滞腻”的药用价值，迅速得到了藏族人民的喜爱，藏区对茶叶的需求大大增加，中土的茶叶开始大量进入西藏，汉族人民开始用茶叶和藏族人民交换马匹和土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茶马互市”。而这些被输入藏族地区的茶叶，被人们称之为“边茶”、“藏茶”、“边销茶”。
　　 从“茶马互市”到“边茶贸易”
　　 北宋年间，少数民族契丹和西夏日益强大，而西夏更是频繁地侵扰北宋，北宋政府积贫积弱，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当时的统治者宋神宗在改革派王安石的支持下，果断地起用王韶为镇洮军节度史，执行削蕃战略，以斩断西夏右臂。王韶不负朝望，率兵收复了熙河等州，让宋境向西部拓展了二千余里，取得了宋朝立国后开拓边境的最大胜利。
　　 王韶收复熙河后，看见吐蕃人赶着大群马匹，到边州交换茶叶，而且茶叶还供不应求，他以一个军事家的眼光意识到，吐蕃人大量的战马可以作为北宋王朝的战略资源，于是向皇上献策，主张以茶换马，这个建议很快被采纳。宋神宗甚至在1074年专门下诏设立“茶马司”，这一机构的主要职能就是管理边茶换马事务。
　　 当时最受吐蕃等少数民族所喜爱的是四川茶叶，特别是名山茶。针对这一点，朝廷甚至专门规定，名山茶只能用来与吐蕃人换马。为了确保茶马贸易的正常发展，宋王朝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办法和措施，例如在管理上设立专门机构买茶司、买马司、茶马司、盐茶司、都大茶马司等，采取招马、降低茶价和提高马价等优惠政策，在制度上实行官营茶叶专买专卖的榷茶制。四川成为当时最大的茶马市场。
　　 到了元朝，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将西藏也纳入了中国版图中。由于元朝的统治者蒙古族本身就是游牧民族，对战马的需求也没有宋朝那么大，所以元朝对汉藏茶马贸易管理开始有所松弛。后来，更是发生了几起因为政府统购的茶叶在藏羌地区售价太高，引起当地少数民族不满的事件，政府索性停止了统购统销，听任民间自由买卖。
　　 而在明朝时，“茶马互市”现象空前繁荣。一方面，明朝统治者对茶政十分重视，认为茶法和马政都是“军国要政”，甚至推行一种“金牌信符”制度来确保茶马贸易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明朝当时对外战争频繁，大量的战争带来了更多的战马需求，特别是明神宗时期，茶马司的年易额竟然达到四万多匹。
　　 不过，我们仔细梳理历史的痕迹，却可以发现：明王朝并非真的需要这么多战马，而是借以实现对各少数民族的有效控制，达到“以茶奴番”的政治目的。这种以茶治边的民族政策，长期以来是富了当地统治阶级，却使广大劳动人民受到比西藏封建农奴制更为残酷的剥削和统治。
　　 公元1661年，清世祖批准达赖喇嘛的请求，在云南永胜县开设茶马互市市场，但此时的茶马互市由于各种原因时常中断，已是强弩之末。到了乾隆年间，茶马互市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与茶马互市有相同意义的边茶贸易制度。
　　 边茶贸易完全改变了以前由政府控制的情况，变官营为商营。除了茶叶之外，其他藏族人民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也进入了市场，而藏区的交换产品除了马以外，还多了皮革、药材、黄金等一系列产品。当时的四川因为边茶贸易的迅速发展而成为了整个川藏商贸的中心，而且在藏区也出现了不少像打箭炉、松潘这样的商贸集市地，除了最初的以物易物，货币也开始出现在边茶贸易中，甚至出现了“茶票”。
　　 从唐代的“茶马互市”到宋代的“榷茶制”，到“金牌信符”制和“引岸”制，再到明代的“贡马赐茶”制，及至清乾隆以后取“茶马互市”而代之的“边茶贸易”制度，“茶马互市”的基本形式和贸易范围经过了不断的演变和扩大，川藏茶马古道所形成的“茶马互市”文化自成体系，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撇开封建统治者狭隘而残酷的民族政策不谈，茶马互市关系，从唐代到清朝、民国以来，一直盛行不衰。这一历史事实既是民族大家庭中经济关系、文化生活关系十分亲密的重要体现，又反映出一种政治上的一统关系。事实上，无论是唐代开始的茶马贸易阶段，还是后来的边茶贸易阶段，历史上内地与西藏贸易全过程，始终没有离开茶，茶始终发挥着中心的作用。
　　英国殖民者的茶叶野心
　　 18世纪中叶，在海外探险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发现了茶叶在藏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企图利用茶叶来切断西藏和内地政治、经济上的联系。而此时，英国在印度最大的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所派出的商业间谍也盗取到了中国的优良茶树品种并学到了中国的制茶技术，开始在印度的阿萨姆邦和锡金大量种植和制茶。每一次海外殖民行为都能获得极大利益的英国在1888年到1904年连续多次武装侵藏，殖民者们更是妄图利用茶叶来控制西藏的经济，并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东印度公司还在亚东开埠通商，印度的茶叶开始源源不断地倾销西藏，这不仅严重冲击了汉藏边茶贸易，对四川的茶叶生产也造成威胁，并造成西藏土特畜产品的大量外流。
　　 英印茶叶在西藏倾销的状况和殖民者们的野心，受到了西藏各界的反对和抵制。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曾经在给朝廷的信中专门提及此事，认为会妨碍到藏区的政治、经济、民生等诸多方面，应该禁止英国人销售印度茶。而且，藏族人民喜欢饮内地的茶，认为印茶性热苦涩，不解油去腻。因此，他们宁愿舍近求远，到雅安、西宁等地驮回茶叶，也不愿买侵略者经营的茶叶。
　　 1906年4月29日，新任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抵达拉萨。这位刚参与了和英方就所谓《拉萨条约》的修改问题进行谈判的大臣有着多年出使外国的经历，尝够了弱国外交的苦痛。他清楚地看穿了英国图谋西藏的企图，向清廷提出《请速整顿藏政收回政权》的建议，受到重视，被破格提升为第一位担任驻藏大臣的汉族官员。张荫棠一方面从外交上斡旋，使印茶入藏无法取得合法手续，另一方面，他试图用对印茶课以重税的方法来保障四川茶叶的利益。此外，他还提倡在藏区试种茶树，就地发展茶叶生产。
　　 除了茶业方面的举措，张荫棠还效法欧美资产阶级变法图强，向清廷提出治藏建设十九条及西藏地方善后问题二十四款，即所谓“新政”。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因为种种原因虽然当时没有成功，但他提出的发展工商事业、开发矿产、便利交通、发展教育等主张，对西藏后来的发展和建设大有裨益。藏人为了纪念他，将他当年种过的一种花取名为“张大人花”，由此可看出藏族人民对他的称赞和敬仰。
　　 除了川茶以外，在抵御印茶的经济侵略上，滇茶的作用也不小，甚至可以说，滇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英帝国主义对西藏进行经济侵略的步伐。辛亥革命后，印茶大量侵销西藏，川茶在西藏的市场日渐缩小。在政治上，康藏数度发生纠纷，使传统的康藏贸易受到阻碍，这一时期，西藏地区的川茶紧俏，广大藏族人民不愿饮用“有机油味”的印茶，而滇茶则大量通过滇藏道和滇缅道等运至西藏，抑制了印茶在西藏的影响。在那个茶贵如银的年代，各族人民的运茶马帮，走荒山，爬野岭，在川、青、滇、藏险道上的民间往来，从未断过。
　　 茶叶最初是不是文成公主带进西藏，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延续了一千多年的高原茶文化，就像文成公主留下的大日如来佛像一样，成了藏汉两族人民无价的财富，将永远流传下去。我们不妨大胆猜想：一段唐代的姻缘，让一千多年后的整个高原大地上都弥漫着茶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