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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药物贮藏温度的争议，再次将2008年“感动中国”的维权医生陈晓兰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我反映的问题老不给解决，我不来行吗？”陈晓兰总是不卑不亢，绵里藏针。想不明白的事太多，陈晓兰也就不太愿意去想，还是继续维权吧，这件事她决定要一直做，做到她做不动为止。陈晓兰，原上海市虹口区广中地段医院理疗科医生。自1997年来，她一直从事医疗器械行业维权，被她揭露的各种医疗器械达20多种，其中8种假冒伪劣医疗器械被查处。现任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社会监督信息员。“我不是在打假，我是在维权”
8月19日，陈晓兰坐上了从上海去北京的火车。她已经记不清楚这是自己第几次去北京，但她的目的地往往只有一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在启程去北京前，陈晓兰转发了一条微博，内容是关于高烧幼儿被医院要求做腰椎穿刺。她的微博内容基本上都和医药有关，和各种质疑有关，最近唯一一条关于她自己的，是手机被盗后失而复得的感谢。
8月19日晚11点刚过，洗完澡的陈晓兰给记者发来短信：“这个宾馆只有一台电话，用它接受采访不妥。我明天从国家药监局回来后，去附近朋友住的宾馆，她住的是标间有电话，到时候我把电话号码给您，好吗？”如此大费周章，是因为陈晓兰用手机接听电话时的长途漫游费太高，她不舍得用。她把省下来的所有钱都用在医药维权上，这才是她想做的事情。十几年来，陈晓兰在维权之路上已经花了几十万元。
如果不是因为那些令她寒心的医药黑幕，对于父母均毕业于美国圣约翰大学，从小有私人裁缝和家庭医生，踢的毽子都是用奶奶的金戒指做毽坠的陈晓兰来说，她今天的生活原本该是在上海静谧的弄堂口晒着太阳含饴弄孙，或是去邻居家串串门，偶尔打打麻将，像你能想象到的上海女人一样优雅地生活着。
陈晓兰打定主意做医药维权是1997年7月的一个早晨，刚到医院办公室的陈晓兰被一位患者弄糊涂了。这位患者向她反映，某医生给他开的“激光针”，一针就要40元，再加上药费就得100多元，贵且不说，关键是这个针扎在身上非常疼，打了以后浑身颤抖。“激光针”是陈晓兰从未听说过的，几经了解，她发现所谓的“光”并非激光而是紫外光。进一步实验后陈晓兰发现，经过“激光针”光量子充氧后，原本澄清的药水中生成了絮状物，这样的药水会不会发生新的药物变化？这种变化又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但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些个问题——多数做过光量子治疗的患者，皆没有留下病史记录，这意味着使用这种疗法可能带来的潜在危害，将永远无法得到证实。
随后，陈晓兰调查了23位接受过“激光针”治疗的病患，接受过10次或以上治疗的人出现了重度感染，其中有9位死于肾功能衰竭和肺栓塞。紧接着，她又发现与这种治疗仪器配套使用的“一次性石英玻璃输液器”的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登记号是假的。与此同时，医院却把“激光针”当作是摇钱树，每天都有大量病人在医生的建议下排队打“激光针”，高峰时其营收占全院的60%以上。在陈晓兰多次上访及亲身试针取证后，1999年4月15日，上海市卫生局会同医疗保险局、医药管理局，作出禁止使用光量子治疗仪和石英玻璃输液器的决定。在上海横行3年的“光量子”，终于成为历史。
陈晓兰8月20日的这次北上，是为了药物贮藏的事情。如果不是前段时间外孙女感冒高烧服用平时挺管用的一款特效药后，并没有收到预期的疗效，陈晓兰也许不会就中成药贮藏温度引发的用药安全问题，专程去制药企业问询，并一次次奔走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的多家医院、药房探访。说到这里，原本一口吴侬软语的陈晓兰，语气突然变得激动起来：“有的药物要求在阴凉处贮藏，所谓阴凉处贮藏的意思就是在20℃以下的环境保存。但我调查了那么久，居然没有一个药师知道阴凉处贮藏的意思就是20℃以下贮藏！”
普通老百姓或许还没有认识到药品买回来放在药箱，也要维持贮藏环境温度的重要性，但陈晓兰不认为这可以成为医院、药房等专业机构为自己找的托辞。如果药物贮藏条件不达标，意味着药物会变质，这些变质的药物被人服用后，“我不敢想象后果。”陈晓兰说，“我做了30多年医生，还算有点专业知识，可是我也要花时间调研才能弄明白问题的严重。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就是监管部门的人，也需要听我几个小时的解释才会明白。”
“激光针”、输液泛滥、人工心脏移植、药品贮藏……从1997年至今，陈晓兰一直在坚持打击假冒伪劣药品、非法医疗器械，调研并揭露各种极具争议的医药问题，但她不承认自己是在打假，对她来说，这只是尽责任的维权——“我觉得我是一名医生，至少要对患者的生命负责。” “危险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不仁”
在漫漫维权路上，屡次上访反映医药问题的陈晓兰不是没有受到过威胁。
2003年的一天，陈晓兰登上前往北京的列车，准备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做再一次情况举报。刚整理好铺位，一位陌生男子就敲着她的床头叫她下车，企图阻止她进京上访。正相持不下的时候，一位她认识的上海地方官员也跑了过来，话语和蔼但态度强硬地“请”她下车跟他回去。
而作为医生，陈晓兰平时也不爱去医院看病，因为在一些同行看来，她是医生里的“叛徒”，她不断举报那些劣质医疗器械和药物，断了医院和医生的财路。但当陈晓兰回忆起这些时，却觉得这一切没什么。
“我就是多管闲事，当初把自己变成‘受害者’去打‘激光针’，头一晚我躺在床上，心里很忐忑，禁不住泪流满面。我其实很害怕，妈妈爸爸那时都在香港，我担心自己出意外。过了那么十几年，现在反而不考虑危不危险的了。危险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不仁。”麻木不仁对陈晓兰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情——多年的调查取证，但上访后得到的回应来得却很慢。“一些相关单位是能拖就拖，不到最后决不会回复我。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人命关天的事情，他们那么麻木不仁？如果有一天他们生病，也有可能使用到劣质医疗器械或药品的呀！”
年轻的时候，陈晓兰一个人走夜路过乱坟岗她不怕，后来受到院方不公正待遇乃至威胁她也不怕，但现在她反而怕，她怕药物不安全，怕患者遇到危险。 寒心，是陈晓兰对现在医药行业的最大感受。作为医生，她太了解这个行业背后牵涉到的方方面面的利益纠葛了。“如此庞大的利益集团，仅凭一己之力，怎么能去撼动呢？”但再不易，陈晓兰还是在坚持。年轻时父母一直支持她，“他们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就该这么做。”说完，陈晓兰有些自嘲地笑了，“当然，现在知识分子已经不算什么了，但对个人来说，这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尽的社会责任。”
对成长于医学世家的陈晓兰来说，“药品用得好救人，用不好杀人”的观点，在她心里根深蒂固。她想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就有人为了利益，可以不在乎患者的生命；她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有人只有理论没有经验，就敢称自己为专家。想不明白的事太多，陈晓兰也就不太愿意去想，还是继续维权吧，这件事她决定要一直做，做到她做不动为止。“我不做，人的尊严就没了”
“其实我身上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当记者问起陈晓兰维权十几年，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时，陈晓兰有些沮丧地说。
“我有什么可骄傲的呢？这么多年，我反映的问题那么多，但很多都还没有落在实处。”陈晓兰告诉记者，有一种治疗直肠癌的药物，被医生用眼球注射的方式给药，很多患者因此失明。陈晓兰调查了解到这是一家只在国内有代理的外国药物，于是她上访到相关部门反映药物在使用过程中的副作用。“可是最后只是在当时停用了一段时间，现在还是有医院在用。”
可就是这样，陈晓兰也还是在坚持。她不是没有想过放弃，是当年有人对她说：“我们知道要求你坚持很残忍，但像你这样坚持的人几乎没有，我们希望你坚持。”
东奔西走地立项、调查、取证、上访，用陈晓兰自己的话说是“浪费了很多钱”。父母本留给陈晓兰几十万元的遗产，希望她可以生活得更好，但陈晓兰把钱全部用在了维权上。“生活条件不好我能忍，钱不是问题。”
头发花白略显疲态的她，如今已不太愿意让人拍照。走在马路上，她和任何一个普通中老年女性没有区别，她看上去甚至比很多同龄人更加憔悴。但你看不出来的是，陈晓兰也曾是一位美丽动人的上海美女，不仅是弄堂小伙子们竞相追求的对象，她的相片还曾被照相馆挂在橱窗里，作为招揽顾客的宣传。
但现在她唯一所想的，只有医药维权这一件事。
“晓兰，你是医生，有些事情病人不懂，你懂，你就要维护他们的利益。”母亲临终前的嘱托，陈晓兰一直记在心上。“我有一种感觉，我决定了就一定会走下去，有一种责任在告诉我，必须要这样做，这是一生的命题。个人的委屈没什么，真正的委屈是我反映的问题被一拖再拖得不到解决。”
“我做的是非常平凡的事情。不做，人的尊严就没了。就像小时候妈妈给我讲的那个故事，一个小孩把被潮水带上岸的小鱼，执着地一条条扔回大海，可能会有人觉得这是徒劳，但我还是得做。我不怕人家数我脚印的，因为我没有私心。”
8月20日中午，陈晓兰“蹭”着朋友住的宾馆标间的电话，接受完记者的采访。然后，她会继续去做那些她认定的事情。
8月19日，陈晓兰坐上了从上海去北京的火车。她已经记不清楚这是自己第几次去北京，但她的目的地往往只有一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在启程去北京前，陈晓兰转发了一条微博，内容是关于高烧幼儿被医院要求做腰椎穿刺。她的微博内容基本上都和医药有关，和各种质疑有关，最近唯一一条关于她自己的，是手机被盗后失而复得的感谢。
8月19日晚11点刚过，洗完澡的陈晓兰给记者发来短信：“这个宾馆只有一台电话，用它接受采访不妥。我明天从国家药监局回来后，去附近朋友住的宾馆，她住的是标间有电话，到时候我把电话号码给您，好吗？”如此大费周章，是因为陈晓兰用手机接听电话时的长途漫游费太高，她不舍得用。她把省下来的所有钱都用在医药维权上，这才是她想做的事情。十几年来，陈晓兰在维权之路上已经花了几十万元。
如果不是因为那些令她寒心的医药黑幕，对于父母均毕业于美国圣约翰大学，从小有私人裁缝和家庭医生，踢的毽子都是用奶奶的金戒指做毽坠的陈晓兰来说，她今天的生活原本该是在上海静谧的弄堂口晒着太阳含饴弄孙，或是去邻居家串串门，偶尔打打麻将，像你能想象到的上海女人一样优雅地生活着。
陈晓兰打定主意做医药维权是1997年7月的一个早晨，刚到医院办公室的陈晓兰被一位患者弄糊涂了。这位患者向她反映，某医生给他开的“激光针”，一针就要40元，再加上药费就得100多元，贵且不说，关键是这个针扎在身上非常疼，打了以后浑身颤抖。“激光针”是陈晓兰从未听说过的，几经了解，她发现所谓的“光”并非激光而是紫外光。进一步实验后陈晓兰发现，经过“激光针”光量子充氧后，原本澄清的药水中生成了絮状物，这样的药水会不会发生新的药物变化？这种变化又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但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些个问题——多数做过光量子治疗的患者，皆没有留下病史记录，这意味着使用这种疗法可能带来的潜在危害，将永远无法得到证实。
随后，陈晓兰调查了23位接受过“激光针”治疗的病患，接受过10次或以上治疗的人出现了重度感染，其中有9位死于肾功能衰竭和肺栓塞。紧接着，她又发现与这种治疗仪器配套使用的“一次性石英玻璃输液器”的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登记号是假的。与此同时，医院却把“激光针”当作是摇钱树，每天都有大量病人在医生的建议下排队打“激光针”，高峰时其营收占全院的60%以上。在陈晓兰多次上访及亲身试针取证后，1999年4月15日，上海市卫生局会同医疗保险局、医药管理局，作出禁止使用光量子治疗仪和石英玻璃输液器的决定。在上海横行3年的“光量子”，终于成为历史。
陈晓兰8月20日的这次北上，是为了药物贮藏的事情。如果不是前段时间外孙女感冒高烧服用平时挺管用的一款特效药后，并没有收到预期的疗效，陈晓兰也许不会就中成药贮藏温度引发的用药安全问题，专程去制药企业问询，并一次次奔走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的多家医院、药房探访。说到这里，原本一口吴侬软语的陈晓兰，语气突然变得激动起来：“有的药物要求在阴凉处贮藏，所谓阴凉处贮藏的意思就是在20℃以下的环境保存。但我调查了那么久，居然没有一个药师知道阴凉处贮藏的意思就是20℃以下贮藏！”
普通老百姓或许还没有认识到药品买回来放在药箱，也要维持贮藏环境温度的重要性，但陈晓兰不认为这可以成为医院、药房等专业机构为自己找的托辞。如果药物贮藏条件不达标，意味着药物会变质，这些变质的药物被人服用后，“我不敢想象后果。”陈晓兰说，“我做了30多年医生，还算有点专业知识，可是我也要花时间调研才能弄明白问题的严重。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就是监管部门的人，也需要听我几个小时的解释才会明白。”
“激光针”、输液泛滥、人工心脏移植、药品贮藏……从1997年至今，陈晓兰一直在坚持打击假冒伪劣药品、非法医疗器械，调研并揭露各种极具争议的医药问题，但她不承认自己是在打假，对她来说，这只是尽责任的维权——“我觉得我是一名医生，至少要对患者的生命负责。” “危险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不仁”
在漫漫维权路上，屡次上访反映医药问题的陈晓兰不是没有受到过威胁。
2003年的一天，陈晓兰登上前往北京的列车，准备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做再一次情况举报。刚整理好铺位，一位陌生男子就敲着她的床头叫她下车，企图阻止她进京上访。正相持不下的时候，一位她认识的上海地方官员也跑了过来，话语和蔼但态度强硬地“请”她下车跟他回去。
而作为医生，陈晓兰平时也不爱去医院看病，因为在一些同行看来，她是医生里的“叛徒”，她不断举报那些劣质医疗器械和药物，断了医院和医生的财路。但当陈晓兰回忆起这些时，却觉得这一切没什么。
“我就是多管闲事，当初把自己变成‘受害者’去打‘激光针’，头一晚我躺在床上，心里很忐忑，禁不住泪流满面。我其实很害怕，妈妈爸爸那时都在香港，我担心自己出意外。过了那么十几年，现在反而不考虑危不危险的了。危险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不仁。”麻木不仁对陈晓兰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情——多年的调查取证，但上访后得到的回应来得却很慢。“一些相关单位是能拖就拖，不到最后决不会回复我。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人命关天的事情，他们那么麻木不仁？如果有一天他们生病，也有可能使用到劣质医疗器械或药品的呀！”
年轻的时候，陈晓兰一个人走夜路过乱坟岗她不怕，后来受到院方不公正待遇乃至威胁她也不怕，但现在她反而怕，她怕药物不安全，怕患者遇到危险。 寒心，是陈晓兰对现在医药行业的最大感受。作为医生，她太了解这个行业背后牵涉到的方方面面的利益纠葛了。“如此庞大的利益集团，仅凭一己之力，怎么能去撼动呢？”但再不易，陈晓兰还是在坚持。年轻时父母一直支持她，“他们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就该这么做。”说完，陈晓兰有些自嘲地笑了，“当然，现在知识分子已经不算什么了，但对个人来说，这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尽的社会责任。”
对成长于医学世家的陈晓兰来说，“药品用得好救人，用不好杀人”的观点，在她心里根深蒂固。她想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就有人为了利益，可以不在乎患者的生命；她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有人只有理论没有经验，就敢称自己为专家。想不明白的事太多，陈晓兰也就不太愿意去想，还是继续维权吧，这件事她决定要一直做，做到她做不动为止。“我不做，人的尊严就没了”
“其实我身上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当记者问起陈晓兰维权十几年，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时，陈晓兰有些沮丧地说。
“我有什么可骄傲的呢？这么多年，我反映的问题那么多，但很多都还没有落在实处。”陈晓兰告诉记者，有一种治疗直肠癌的药物，被医生用眼球注射的方式给药，很多患者因此失明。陈晓兰调查了解到这是一家只在国内有代理的外国药物，于是她上访到相关部门反映药物在使用过程中的副作用。“可是最后只是在当时停用了一段时间，现在还是有医院在用。”
可就是这样，陈晓兰也还是在坚持。她不是没有想过放弃，是当年有人对她说：“我们知道要求你坚持很残忍，但像你这样坚持的人几乎没有，我们希望你坚持。”
东奔西走地立项、调查、取证、上访，用陈晓兰自己的话说是“浪费了很多钱”。父母本留给陈晓兰几十万元的遗产，希望她可以生活得更好，但陈晓兰把钱全部用在了维权上。“生活条件不好我能忍，钱不是问题。”
头发花白略显疲态的她，如今已不太愿意让人拍照。走在马路上，她和任何一个普通中老年女性没有区别，她看上去甚至比很多同龄人更加憔悴。但你看不出来的是，陈晓兰也曾是一位美丽动人的上海美女，不仅是弄堂小伙子们竞相追求的对象，她的相片还曾被照相馆挂在橱窗里，作为招揽顾客的宣传。
但现在她唯一所想的，只有医药维权这一件事。
“晓兰，你是医生，有些事情病人不懂，你懂，你就要维护他们的利益。”母亲临终前的嘱托，陈晓兰一直记在心上。“我有一种感觉，我决定了就一定会走下去，有一种责任在告诉我，必须要这样做，这是一生的命题。个人的委屈没什么，真正的委屈是我反映的问题被一拖再拖得不到解决。”
“我做的是非常平凡的事情。不做，人的尊严就没了。就像小时候妈妈给我讲的那个故事，一个小孩把被潮水带上岸的小鱼，执着地一条条扔回大海，可能会有人觉得这是徒劳，但我还是得做。我不怕人家数我脚印的，因为我没有私心。”
8月20日中午，陈晓兰“蹭”着朋友住的宾馆标间的电话，接受完记者的采访。然后，她会继续去做那些她认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