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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扬子江小说报》作为晚清武汉地区第一份新小说杂志,从创刊之始便立足于本地。呈现出一条从“地方”到“中心”的新小说发展路径。一方面,以《蒲阳公梦》为代表的小说作品带有明显的反清非儒思想,与改良派政治小说拉开了距离;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宣告了艺术上的国粹取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说文体自觉。
关键词:《扬子江小说报》;武汉;晚清“新小说”;地方路径
1909年5月19日,小说专刊《扬子江小说报》诞生于湖北武汉。晚清“新小说”的出现,是传统文学现代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这一过程中,小说杂志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而在今天的晚清小说杂志研究中,随处可见《扬子江小说报》的身影,不过让人稍感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时候,它只是研究中的一个统计数据①,研究者普遍关注的是上海的小说期刊。不可否认,晚清小说期刊的重镇是上海,但如此一来,就使得被放置在中心背后的《扬子江小说报》面目模糊,形象不清。
颇耐人寻味的是,《扬子江小说报》办刊人在创刊之时,对当时小说专刊发展的“中心”与“边缘”格局有着清醒的认知。在第一期就刊登了《中国小说报调查表》②,对晚清小说杂志进行盘点,在此表中,除了《新小说》和《扬子江小说报》,其余杂志均创刊于上海③,上海的中心地位一目了然;同时也对自己的杂志怀抱着极强的自信,杂志首期刊登了七篇发刊词,这在晚清小说专刊中是前所未有的,在它第一篇发刊词中,有这样一段话:“长江日夜东流将以学海也,将以学海而第见往不见复,是无益于江也。无益于江,奚取于学海也?曰示江流之急进也。学海者以水学海,非以江学海也。以水学海,则江之水得为海之水,于水已进化。固不必其水之江也。且江之水进为海,而后湖河池沿之水愿为江。此无所输出,即彼无所输入也,不以江之水益海,或且以海之水益江。海水益江,是水退化也,退化之水,羞于江也。”④以海河关系来喻文学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关系,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是一个太过常见的手法,但这段话依然应该引起今人的重视,因为在当下的研究中,海河关系(或者主流支流关系、大河小河关系)背后的权力结构都是支配与被支配、影响与被影响、输出与输入的关系,这段话清楚地提醒我们,这样一种观点可能只是今人一厢情愿的“后见之明”,作为当时在“非中心”地区的《扬子江小说报》群体,他们并不认为在晚清新小说潮流中,自己只是一個被动的接受者;相反,他们认为在思想文化的传播中,主流本身就是由支流汇集而成,思想文化的传播本身就是一个从边地走向中心的过程。正如学者李怡指出的那样:“将接近外来文化的区域所产生的文化风潮视作不变的主流,集中考察这些主流如何在各地分化为‘支流’乃至涓涓细流,这就是我们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重要思路。这种‘大河涨水小河满’的认知模式原本就是不牢靠的,生存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小河涨水同样是大河满的原因。”⑤那么这样一种从边缘到中心的地方路径,到底是《扬子江小说报》办刊者的理论构想,还是在小说创作中已然付诸实践?如若付诸实践,这条地方路径以什么样的方式显现?本文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一
关键词:《扬子江小说报》;武汉;晚清“新小说”;地方路径
1909年5月19日,小说专刊《扬子江小说报》诞生于湖北武汉。晚清“新小说”的出现,是传统文学现代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这一过程中,小说杂志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而在今天的晚清小说杂志研究中,随处可见《扬子江小说报》的身影,不过让人稍感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时候,它只是研究中的一个统计数据①,研究者普遍关注的是上海的小说期刊。不可否认,晚清小说期刊的重镇是上海,但如此一来,就使得被放置在中心背后的《扬子江小说报》面目模糊,形象不清。
颇耐人寻味的是,《扬子江小说报》办刊人在创刊之时,对当时小说专刊发展的“中心”与“边缘”格局有着清醒的认知。在第一期就刊登了《中国小说报调查表》②,对晚清小说杂志进行盘点,在此表中,除了《新小说》和《扬子江小说报》,其余杂志均创刊于上海③,上海的中心地位一目了然;同时也对自己的杂志怀抱着极强的自信,杂志首期刊登了七篇发刊词,这在晚清小说专刊中是前所未有的,在它第一篇发刊词中,有这样一段话:“长江日夜东流将以学海也,将以学海而第见往不见复,是无益于江也。无益于江,奚取于学海也?曰示江流之急进也。学海者以水学海,非以江学海也。以水学海,则江之水得为海之水,于水已进化。固不必其水之江也。且江之水进为海,而后湖河池沿之水愿为江。此无所输出,即彼无所输入也,不以江之水益海,或且以海之水益江。海水益江,是水退化也,退化之水,羞于江也。”④以海河关系来喻文学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关系,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是一个太过常见的手法,但这段话依然应该引起今人的重视,因为在当下的研究中,海河关系(或者主流支流关系、大河小河关系)背后的权力结构都是支配与被支配、影响与被影响、输出与输入的关系,这段话清楚地提醒我们,这样一种观点可能只是今人一厢情愿的“后见之明”,作为当时在“非中心”地区的《扬子江小说报》群体,他们并不认为在晚清新小说潮流中,自己只是一個被动的接受者;相反,他们认为在思想文化的传播中,主流本身就是由支流汇集而成,思想文化的传播本身就是一个从边地走向中心的过程。正如学者李怡指出的那样:“将接近外来文化的区域所产生的文化风潮视作不变的主流,集中考察这些主流如何在各地分化为‘支流’乃至涓涓细流,这就是我们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重要思路。这种‘大河涨水小河满’的认知模式原本就是不牢靠的,生存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小河涨水同样是大河满的原因。”⑤那么这样一种从边缘到中心的地方路径,到底是《扬子江小说报》办刊者的理论构想,还是在小说创作中已然付诸实践?如若付诸实践,这条地方路径以什么样的方式显现?本文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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