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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洱，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1934年10月1日生，上海人。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国际纯粹与应用科学物理联合会（IUPAP）副主席，亚太物理学会联合会理事长。他长期致力于粒子加速器的研究与教学，是低能加速器物理与技术方面的学科带头人。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驱动力
明年我们即将迎来建国65周年，应该说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目前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许多科研人员实际收入的相当大部分要与各种项目的经费挂钩，迫使科研人员每年要为“跑项目”使尽各种招数，甚至有的不惜以种种包装通过“一女多嫁”的方式得到更多的项目经费；科研工作中每年名目繁多的评审和评估及与之相应的“排行榜”，不仅耗费了科研人员大量的精力，更因政策上将这些排名与相关单位的政绩、分配到的资源以及科研人员的业绩、待遇紧密挂钩，因而引发了一股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之风，使科研人员无法静下心来潜心研究；不科学的评价体系，对于所谓第一作者和第一单位过分强调，使各个单位竞相以表观的“量化”指标包装自己的成果，不仅造成研究力量重复分散，影响了研究的水平和质量，更助长了同行之间的无序竞争，使正常的学术交流无法开展，团队之间的研究成果不能共享，优势不能互补，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精神优势化为乌有！再者，科研团队管理上某种行政化的趋向和“官本位”的观念也影响着科学民主的发扬，拉大了科研人员之间的差距，甚至还诱发了“学而优则仕”的风气等等。
只有有了正确的动力，才能着眼长远利益，瞄准科学技术相关领域中的重大问题，克服各种困难，通过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作出重大的成就来，才能一圆“中国梦”！
我认为，从精神层面而言，这种驱动应该来源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的文化形态反映着社会上各个群体和个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科研管理的各种体制、政策及其运行方式，影响着科研人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范。
可見文化是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灵魂，只有弘扬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才能从人们的思想深处树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顺应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使我国的科学研究走上持续、和谐发展的康庄大道；只有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才能源源不断地孕育优秀的科技人才和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以先进的创新文化引领科技进步，已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创新型的国家或地区的必由之路。
我们应该大力传承中国文化注重整体、辩证思维、和谐包容等优良传统和“天人合一”等思想理念，这些是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宝贵财富；同时要学习西方文化中追求以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求知为原动力的理性探索和普遍规律的概括，强调实证的、精细定量的研究方法，弘扬尊重科学、鼓励科学家探索未知规律，求知、求真，追求真理的科学文化；提倡淡泊名利、潜心研究、严谨治学，献身科学的好风尚，克服急功近利倾向；鼓励勇于创新、大胆质疑、宽容失败、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平等的学术批评和争论，营造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文化的大环境；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高度重视科学伦理道德的建设，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正确估量和防范科学与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防患于未然。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那就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同是人类文化的精髓，既相辅相成又密不可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割裂的。
对任何一面的忽视或削弱都无益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健康发展。片面强调人文文化会制约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技术和生产的落后和倒退；片面强调科学文化而不重视人文文化的发展，也将是一场灾难。
基础研究是自主创新的源头
中国现在已经是科技大国，但还不能说是科技强国，真正能做出原创性科研成果的科学家还是太少。要想在2020年把我国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自主创新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指标，而基础研究是自主创新之源。我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也担任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我就以基础研究为例谈谈自己的看法。
应该说，我们中国人是不缺乏原创精神的。建国初期的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两弹一星”，到上个世纪80年代王选的激光照排，到今天的量子通讯、反常量子霍尔效应的发现……这些都证明我们中国人是很聪明的，是完全有能力做出原创性成果来的。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完善促进基础研究发展的环境保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首先是投入，对基础研究而言，投入是基础。基础研究发展需要超前投入的模式是由基础研究厚积薄发的特点所决定的，今天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和支持，是日后占领未来高技术发展制高点的经济基础。基础研究投入的来源主要是中央财政，通过中央财政的投入带动其他社会投入，这种投入应该是持续的、稳定的。
为确保资金投入的有效利用，应注重对基础研究经费的优化配置，一方面要正确处理面上的自由探索性研究和导向性的重点研究之间的关系和比例，使两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还要根据国情确定研究活动、人才培养、基础设施、科研基地等方面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要有直接投入到研究型大学和国家级研究机构的科研事业费，保障学术带头人使用科学事业费的自主权，以培育各自的学术特色，稳定研究队伍和方向，巩固和建设研究基地。在此基础上，必须注意各个资助部门及各类研究计划和项目之间的协调和配合，防止一项研究通过多种包装，多头申请，多头交差。
为此，第一，要着力推进教育与基础研究的结合，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加强和改进博士后制度，切实提高研究生和博士后质量，加强各层次青年人才培养，保证基础研究队伍的源头供给。第二，整合和优化国家层面各类杰出人才培养和选拔计划，加强创新群体和团队基地建设，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科学家。第三，大力吸引海外优秀专家学者特别是华人专家以各种方式为我国基础研究发展服务。第四，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
从体制机制上说，一是要根据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布局明确和完善基础研究的管理体制。建立国家层面的权威决策机制，切实增强国家的调控能力。加强国家科技管理和资助部门之间的协调，避免职责和功能的重叠、趋同的倾向。二要改进和完善评价体系，规范基础研究评价工作。尊重科学发展规律，减少行政干预，使科学评价切实反映研究工作的长远科学和社会价值或潜在经济价值，坚决改变当前流行的那种将科学评价停留于短期文章发表的数量和刊物档次的评价体系，以及将评价结果与待遇紧密挂钩的做法。三要充分发挥各科学创新主体的作用。
一流的科学家会影响一个时代
科学是揭示未知规律，追求客观真理，崇尚真、善、美的崇高事业，是推动人类文明历史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核心驱动力。一个一流的科学家，他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历史上高尚的科学道德与情操，始终与一流的科学大师、一流的科学成就相伴而生。他们的精神和言行，将影响一个时代。
爱因斯坦在回顾他自己的人生时也说：“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新中国建立60多年以来，蒋筑英、邓稼先、陈景润、郭永怀……中国科技界涌现出许多淡泊名利、献身科学、服务祖国的科学家。他们的言行凝练成一种时代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激励着各行各业的人们为了强国之梦努力奋斗。
齐芳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驱动力
明年我们即将迎来建国65周年，应该说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目前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许多科研人员实际收入的相当大部分要与各种项目的经费挂钩，迫使科研人员每年要为“跑项目”使尽各种招数，甚至有的不惜以种种包装通过“一女多嫁”的方式得到更多的项目经费；科研工作中每年名目繁多的评审和评估及与之相应的“排行榜”，不仅耗费了科研人员大量的精力，更因政策上将这些排名与相关单位的政绩、分配到的资源以及科研人员的业绩、待遇紧密挂钩，因而引发了一股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之风，使科研人员无法静下心来潜心研究；不科学的评价体系，对于所谓第一作者和第一单位过分强调，使各个单位竞相以表观的“量化”指标包装自己的成果，不仅造成研究力量重复分散，影响了研究的水平和质量，更助长了同行之间的无序竞争，使正常的学术交流无法开展，团队之间的研究成果不能共享，优势不能互补，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精神优势化为乌有！再者，科研团队管理上某种行政化的趋向和“官本位”的观念也影响着科学民主的发扬，拉大了科研人员之间的差距，甚至还诱发了“学而优则仕”的风气等等。
只有有了正确的动力，才能着眼长远利益，瞄准科学技术相关领域中的重大问题，克服各种困难，通过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作出重大的成就来，才能一圆“中国梦”！
我认为，从精神层面而言，这种驱动应该来源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的文化形态反映着社会上各个群体和个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科研管理的各种体制、政策及其运行方式，影响着科研人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范。
可見文化是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灵魂，只有弘扬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才能从人们的思想深处树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顺应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使我国的科学研究走上持续、和谐发展的康庄大道；只有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才能源源不断地孕育优秀的科技人才和自主创新的科技成果。以先进的创新文化引领科技进步，已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创新型的国家或地区的必由之路。
我们应该大力传承中国文化注重整体、辩证思维、和谐包容等优良传统和“天人合一”等思想理念，这些是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宝贵财富；同时要学习西方文化中追求以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求知为原动力的理性探索和普遍规律的概括，强调实证的、精细定量的研究方法，弘扬尊重科学、鼓励科学家探索未知规律，求知、求真，追求真理的科学文化；提倡淡泊名利、潜心研究、严谨治学，献身科学的好风尚，克服急功近利倾向；鼓励勇于创新、大胆质疑、宽容失败、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平等的学术批评和争论，营造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文化的大环境；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高度重视科学伦理道德的建设，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正确估量和防范科学与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防患于未然。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那就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同是人类文化的精髓，既相辅相成又密不可分，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割裂的。
对任何一面的忽视或削弱都无益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健康发展。片面强调人文文化会制约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技术和生产的落后和倒退；片面强调科学文化而不重视人文文化的发展，也将是一场灾难。
基础研究是自主创新的源头
中国现在已经是科技大国，但还不能说是科技强国，真正能做出原创性科研成果的科学家还是太少。要想在2020年把我国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自主创新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指标，而基础研究是自主创新之源。我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也担任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我就以基础研究为例谈谈自己的看法。
应该说，我们中国人是不缺乏原创精神的。建国初期的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两弹一星”，到上个世纪80年代王选的激光照排，到今天的量子通讯、反常量子霍尔效应的发现……这些都证明我们中国人是很聪明的，是完全有能力做出原创性成果来的。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完善促进基础研究发展的环境保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首先是投入，对基础研究而言，投入是基础。基础研究发展需要超前投入的模式是由基础研究厚积薄发的特点所决定的，今天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和支持，是日后占领未来高技术发展制高点的经济基础。基础研究投入的来源主要是中央财政，通过中央财政的投入带动其他社会投入，这种投入应该是持续的、稳定的。
为确保资金投入的有效利用，应注重对基础研究经费的优化配置，一方面要正确处理面上的自由探索性研究和导向性的重点研究之间的关系和比例，使两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还要根据国情确定研究活动、人才培养、基础设施、科研基地等方面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要有直接投入到研究型大学和国家级研究机构的科研事业费，保障学术带头人使用科学事业费的自主权，以培育各自的学术特色，稳定研究队伍和方向，巩固和建设研究基地。在此基础上，必须注意各个资助部门及各类研究计划和项目之间的协调和配合，防止一项研究通过多种包装，多头申请，多头交差。
为此，第一，要着力推进教育与基础研究的结合，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加强和改进博士后制度，切实提高研究生和博士后质量，加强各层次青年人才培养，保证基础研究队伍的源头供给。第二，整合和优化国家层面各类杰出人才培养和选拔计划，加强创新群体和团队基地建设，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科学家。第三，大力吸引海外优秀专家学者特别是华人专家以各种方式为我国基础研究发展服务。第四，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
从体制机制上说，一是要根据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布局明确和完善基础研究的管理体制。建立国家层面的权威决策机制，切实增强国家的调控能力。加强国家科技管理和资助部门之间的协调，避免职责和功能的重叠、趋同的倾向。二要改进和完善评价体系，规范基础研究评价工作。尊重科学发展规律，减少行政干预，使科学评价切实反映研究工作的长远科学和社会价值或潜在经济价值，坚决改变当前流行的那种将科学评价停留于短期文章发表的数量和刊物档次的评价体系，以及将评价结果与待遇紧密挂钩的做法。三要充分发挥各科学创新主体的作用。
一流的科学家会影响一个时代
科学是揭示未知规律，追求客观真理，崇尚真、善、美的崇高事业，是推动人类文明历史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的核心驱动力。一个一流的科学家，他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历史上高尚的科学道德与情操，始终与一流的科学大师、一流的科学成就相伴而生。他们的精神和言行，将影响一个时代。
爱因斯坦在回顾他自己的人生时也说：“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
新中国建立60多年以来，蒋筑英、邓稼先、陈景润、郭永怀……中国科技界涌现出许多淡泊名利、献身科学、服务祖国的科学家。他们的言行凝练成一种时代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激励着各行各业的人们为了强国之梦努力奋斗。
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