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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加拿大就收入分配改革进行调研的时候,问他们为什么愿意缴纳个人所得税?他们回答说,不缴纳个人所得税,穷人就没有体面的生活。如果穷人没有体面的生活,那我们富人的生活、中产阶级生活就没有安全感。
收入的多少,收入的差距,都先是由对人的态度决定的。到日本的索尼、日立、松下、欧姆龙调研,老板告诉我们,他们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一般不超过3倍。我1999年到欧姆龙访问的时候,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他们裁了20%的员工,就感觉裁得很心痛,说以后绝对不会这么做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他们于2009年到北京来访问,我就问,他们这一回是否裁人了。他们回答说,他们这一回没有裁人、没有裁一个人,但集体降薪20%。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们国内的生产线一条一条的关。我2009年4月到中山市调研,一个企业家告诉我说,他现在缺6000名员工。我问,那些员工当时是怎么走的?他说,当时是把他们当做牲口一样赶走的,现在打电话叫,这6000人都不回来。很明显,人是有记忆的、有情感的。我觉得善待人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重要。
在收入分配制度设计方面,我们全社会的人要投入。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主体,都肩负有收入分配改革的责任。要以更大的制度善意来做好这—件事情。
收入的多少,收入的差距,都先是由对人的态度决定的。到日本的索尼、日立、松下、欧姆龙调研,老板告诉我们,他们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一般不超过3倍。我1999年到欧姆龙访问的时候,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他们裁了20%的员工,就感觉裁得很心痛,说以后绝对不会这么做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他们于2009年到北京来访问,我就问,他们这一回是否裁人了。他们回答说,他们这一回没有裁人、没有裁一个人,但集体降薪20%。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们国内的生产线一条一条的关。我2009年4月到中山市调研,一个企业家告诉我说,他现在缺6000名员工。我问,那些员工当时是怎么走的?他说,当时是把他们当做牲口一样赶走的,现在打电话叫,这6000人都不回来。很明显,人是有记忆的、有情感的。我觉得善待人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重要。
在收入分配制度设计方面,我们全社会的人要投入。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主体,都肩负有收入分配改革的责任。要以更大的制度善意来做好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