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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以发展外向型工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其成效在亚洲区域生产网络中处于主导地位，尽管我国制造业面临着技术依赖和贸易趋同劣势，我国制造业仍然保持竞争力。亚洲区域生产网络进入到了全面创新阶段。而我国长期在国际分割生产中过度依赖国外技术问题并没有得以较好解决，单纯依靠传统的转型思路并非完全适合我国外向型工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国情。为稳固和提升我国在亚洲区域生产网络中制造业地位，有必要从问题根源上深刻反思和比较。
关键词：亚洲区域贸易生产网络 技术劣势 贸易趋同 贸易地位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6-090-02
一、亚洲区域生产网络中日本主导技术
在亚洲区域生产网络中，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自己的技术优势成功是显而易见的。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ANIC），其中包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战后的几年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例如，1950年，日本的人均GDP稍低于平均水平，在不到25年中，它已成为达到平均水平3倍多地非常接近西欧的国家。我国1975年至200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质增长了8倍，我国自1980年占世界总产量的1.4%上升到2004年底的8.5%。韩国以前是一个世界经济落后的国家，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显著，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之一，从1962年到1995年，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0倍以上。目前很多分析认为亚洲作为一个全球性整体，不断改变其在全球经济宏观区域中的重要性，这包括作为区域的技术领导者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ANIC）以及东盟（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国家）。当然，我国开始在亚洲国家技术网络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亚洲国家在创新领域的发展取决于继续依赖日本企业及日本经济和技术政策。日本对亚洲国家出口设备和技术，亚洲国家为美国市场出口消费品，这种互动在过去十年中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生产网络形成了一个正式的亚洲一体化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因素是区域生产网络。目前，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亚洲地区特别是由于金融动荡和日本的技术优势，现有的系统劳动迁移的结果逐渐开始改变。
日本在亚洲生产网络中一直充当技术领导者的角色，尤其对我国直接投资有重要的影响，但它的投资不同于美国或欧洲血统的跨国公司的投资。日本投资更侧重于贸易的发展，这实现了少数日本合资企业的股权形式，产品长期分离的形式，包括技术转让。日本企业投资的这些特点，使我们得出结论，日本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目标和东道国经济的发展方面，与西方跨国公司在一个特定的公司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投资导向不同。另外，日本科技公司是私有的、面向全国研发，他的研究包括在国内外设办事处等研发辅助机构。
日本企业在亚洲的投资和研发政策形成这种类型的技术网络，日本把技术优势和组织网络作为一个工具在不同的亚洲国家的分包行业中发挥它的作用。1993年亚洲国家的外国投资来自同一亚洲公司的占72.4%。日本专门成立的科技网络专注于亚洲国家国内消费的商品的生产，和北美消费市场的需求。在1995年，APEC在美国出口总额至2.99万亿美元，同时，进口总额为2.06万亿美元。因此，亚洲国家有93万亿美元的盈余。亚洲经济体科技网络整合形成了作为一个正式的机制，例如用品，零部件，设备和技术的依赖。日本企业的一个关键优势是创新和日本制造商的技术优势。日本企业正在迅速采用自己的新技术和大量的研究能力不仅在技术合作方面整合亚洲经济体，而且日本还向社会和国外传播他的社会规范。
在一般情况下，亚洲其他国家比日本发展的明显要晚，但这个因素随着金融和经济生活的全球化逐渐变得不太重要，这主要反映在上述技术网络的不同经济增长模式的框架内。大多依赖于日本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创新领域的是具有潜力的东盟国家。新加坡和我国沿海经济从对日本的技术依赖中实现了经济迅速扩张。日本的技术核心的能力建设是基于这些国家不同的机制和需要来刺激创新。但是目前来看，日本经济本身也已经在弱化。例如，过度生产和国内消费不足的问题存在。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大多数亚洲国家已经意识到他们对日本企业的技术依赖，试图重建“技术依赖”的典范（例如韩国），他们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为基础的技术发展转移，所有这些国家ANIC都伴随着R&D成本上升。2000—2001年R&D经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情况是：韩国占2.96%，新加坡-2.11%，台湾地区- 2.05%。上个世纪90年代初韩国成立一个特殊的国家研究所，旨在促进韩国企业的转型、劳动力的密集到资本密集的技术转型，并从根本上实现技术的创新。支持这种转变的主要措施是：政府直接资助的研发和创新的个体经营，引进高科技和税收优惠政策。推动韩国政府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社会问题是与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生产阶段相关联的行业。尽管国家在很高的程度上采取措施，但对日本跨国公司的依赖还是持续增长，韩国企业仍然倾向于与日本做合作伙伴，并寻找更有利可图的伙伴，而且拒绝参加“真正的技术转移”，继续使用复制技术相对落后的方法。韩国尽管经济增长的势头强劲了一段时间，但也未能摆脱技术依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落后的教育体制和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以及“稀缺”的资源。
二、亚洲区域创新体系和创新增长趋势
上个世纪以来，除了中国以外，新加坡、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国家ANIC经历了同样产品的技术含量低的类似问题。日本于1932年宣布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创新的整体平稳过渡理念。据推测，工业化的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导入新产品、进口和出口的部件。这个过程可以描述V形曲线图形。根据这一理论，亚洲经济体必须要经历技术集约化的不同程度的三个阶段：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和技术的基础知识。从亚洲工业化的角度来看，这个阶段可以追溯到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技术。 日本企业技术链涉及的服务公司在亚洲地理位置上联系是比较紧密。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缩短了生产周期，需要更有效的合作。集中的生产和合作中心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原有这样的生产和基础设施在区域创建中又增加了新的优势。亚洲国家和我国一些地区如新加坡、我国香港、上海、台湾地区已经制定了一些措施，以刺激在这些领域建立区域创新体系。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生产（转让现有的生产，投资补贴）的强度；措施设计，以增加合作；增加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以及更大的工业企业的融资份额）。逐步发展的教育基地区域吸引了高度熟练的劳动力。例如，2003年在新加坡，三分之一在公共部门工作的研究人员是外国人。我国也部署自己的吸引海归回国计划。这使得集约发展的地区吸引高度熟练的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过度。亚洲在快速增长的地区，我们可以把政府政策区分两种类型：第一，走技术生产流程的路径。在这些领域有高度的生产和创造发展中心。第二，不太重视发展国民教育和科研潜力，而是注重对人才的吸引和鼓励回报迁移。由于这些地区是国家经济的创新中心，地区高品质的生活迅速发展，使回移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可能。香港、上海这些地区的收入发展更快，他们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发展水平显然高于其他地区。但是，一方面，在金融和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创新中心实施最成功的亚洲国家，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中收入不平等和地区差距增加；另一个问题，实施区域创新的能力系统模式的发展状态，改变了技术政策的优先次序，其原因是由于技术发展的惯性、生产专业化集群发展趋势、技术政策的惯性和国家在国家一级技术优先的选择是有限的。从根本上说，创造需求新的研究方向，以便在区域经济中实现区域重大转变。
三、我国在亚洲区域生产网络中的生存状态
在日益创新的亚洲区域中，我国由于劳动力相对较丰富以及年轻人才的创新生产、低劳动力成本、廉价材料、优惠的能源成本和有利的经济政策，我国仍然是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但是，我国生产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包括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和人民币的升值。人民币的升值会对我国的工业，特别是集中于出口和低端生产范围产生影响。我国制造行业通过从高端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增加价值。国际上一些跨国公司企业也正考虑把他们的研究和发展中心迁移到我国。根据2005年颁布的《国家中期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2020年）》，我国在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应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5%，到2020年，应有自己的60%以上的科学和技术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与此同时，外国技术的依赖程度预期将下降到30%，或甚至更少。然而，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吕薇、马名杰（2011）近几年的“创新绩效评价体系研究”课题组做出的数据恰恰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另外一个相悖的问题（尽管这不是他们要得出的结论）：实际上从1995年到2008年，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指数（以下简称“创新能力”）尽管增长了4倍多，以年均增速16%实现了快速提升，但是，创新能力的增长却很不稳定，与1996、1997年的情况比较，总的趋势是下滑的，没有回到1996、1997年的水平。其中说明：这种参与国际分割生产的国际贸易模式对我国制造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影响是逆向的；同时也说明我国制造业对技术引进的依附性依然很强。见图1。
目前，为吸引更多的国际技术人才和归国留学人才，我国制定了许多得力政策，但我国滞后的政策和工作环境及条件成为限制我国吸引优秀的国外高端人才和优秀外国劳动力来华服务落户的两大羁绊。此外，亚洲新兴市场除了我国以外，印度或韩国至少在未来几年也占主导地位，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是跨国公司入驻的候选人。面对亚洲这些比较接近的新兴国家，我国如何继续在制造业保持住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地位是我国面临的又一重大挑战。
四、结论与展望
亚洲区域生产网络格局中，技术依赖既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过程性问题，他们的共同性特征是经济外部失衡问题。这一问题主要产生的原因是一些国家发展初期经费投资少，教育相对落后。而这些原因导致了它只能通过市场机制扭转这种依赖关系。但是，经济开放、外国直接投资的商业吸引力，再加上公共支出的重点是购买技术，这些做法都增加了亚洲和技术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阻碍了各自国家的技术进展，进一步加深了依赖。政策性的根源也导致了一系列相应的后果：缺乏足够的政府对民营企业政策性支持，缺乏创新人才资源培育和积累以及相应较好的成长条件和人文生存环境。所以，目前亚洲国家普遍的技术落后根源上讲是个机制缺位的问题。单纯用技术密集型取代劳动密集型的思路来解决并非适合我国国情。以上本文分析研究，都说明鉴于亚洲区域国家之间技术发展差异，应根据国情，在保持我国现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借鉴技术发达国家经验，政府需要更大的努力，实现高水平的社会福利，提高受教育的程度和技术开发能力，更重要的是建立相应的机制，这是本文进一步有必要分析研究的努力方向。例如：依据我国现实情况，国家政府需要提出更审慎的前瞻性的措施，尤其是针对出口型中小企业以及其中的高端技术研发公司。除了政府自身更积极加大研发支出的支持力度、提高人力资源的生产；更重要的还要在鼓励和支持小型和中型企业创建研究技术机构方面加大力度；政府部门用财政刺激计划的手段鼓励民营企业研发，使之成为企业一项实现高利润的活动，以达到政府最终拥有这些技术并广泛应用这些先进技术的目的。政府应鼓励国内中小企业，尤其是对那些从事高科技的出口企业，采取与国际公司签订协议的方式将知识和技术转移的举措毕竟是有限的，也可能带来获得滞后性技术的结果。因而，单纯依靠市场不会消除技术依赖，它需要政府建立更适当的机制和制定政策，建立刺激技术和社会创新孵化器，协调公共部门和民营部门发展最前沿的技术。本文旨在推动我国制造业在亚洲区域贸易生产网络的贸易地位问题的分析研究，因为这个问题包含着进一步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即稳固和提升我国贸易地位的政府政策问题。
参考文献：
[1]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走向2012：中国经济展望[N].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2]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5-2011年
[3] Deardorff，A. V.Fragmentation in simple trade models.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1
[4] Kohler，Wilhelm.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
[5] Baldone，S，Sdogati，F，Tajoli，L.“On Som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s，Trade Flows and the Income of Countries，” The World Economy ，2007
（作者简介：黄彬，丽水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国际贸易发展 浙江丽水 323000）
（责编：纪毅）
关键词：亚洲区域贸易生产网络 技术劣势 贸易趋同 贸易地位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6-090-02
一、亚洲区域生产网络中日本主导技术
在亚洲区域生产网络中，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自己的技术优势成功是显而易见的。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ANIC），其中包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战后的几年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例如，1950年，日本的人均GDP稍低于平均水平，在不到25年中，它已成为达到平均水平3倍多地非常接近西欧的国家。我国1975年至200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质增长了8倍，我国自1980年占世界总产量的1.4%上升到2004年底的8.5%。韩国以前是一个世界经济落后的国家，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显著，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之一，从1962年到1995年，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0倍以上。目前很多分析认为亚洲作为一个全球性整体，不断改变其在全球经济宏观区域中的重要性，这包括作为区域的技术领导者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ANIC）以及东盟（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国家）。当然，我国开始在亚洲国家技术网络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亚洲国家在创新领域的发展取决于继续依赖日本企业及日本经济和技术政策。日本对亚洲国家出口设备和技术，亚洲国家为美国市场出口消费品，这种互动在过去十年中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生产网络形成了一个正式的亚洲一体化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因素是区域生产网络。目前，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亚洲地区特别是由于金融动荡和日本的技术优势，现有的系统劳动迁移的结果逐渐开始改变。
日本在亚洲生产网络中一直充当技术领导者的角色，尤其对我国直接投资有重要的影响，但它的投资不同于美国或欧洲血统的跨国公司的投资。日本投资更侧重于贸易的发展，这实现了少数日本合资企业的股权形式，产品长期分离的形式，包括技术转让。日本企业投资的这些特点，使我们得出结论，日本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目标和东道国经济的发展方面，与西方跨国公司在一个特定的公司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投资导向不同。另外，日本科技公司是私有的、面向全国研发，他的研究包括在国内外设办事处等研发辅助机构。
日本企业在亚洲的投资和研发政策形成这种类型的技术网络，日本把技术优势和组织网络作为一个工具在不同的亚洲国家的分包行业中发挥它的作用。1993年亚洲国家的外国投资来自同一亚洲公司的占72.4%。日本专门成立的科技网络专注于亚洲国家国内消费的商品的生产，和北美消费市场的需求。在1995年，APEC在美国出口总额至2.99万亿美元，同时，进口总额为2.06万亿美元。因此，亚洲国家有93万亿美元的盈余。亚洲经济体科技网络整合形成了作为一个正式的机制，例如用品，零部件，设备和技术的依赖。日本企业的一个关键优势是创新和日本制造商的技术优势。日本企业正在迅速采用自己的新技术和大量的研究能力不仅在技术合作方面整合亚洲经济体，而且日本还向社会和国外传播他的社会规范。
在一般情况下，亚洲其他国家比日本发展的明显要晚，但这个因素随着金融和经济生活的全球化逐渐变得不太重要，这主要反映在上述技术网络的不同经济增长模式的框架内。大多依赖于日本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创新领域的是具有潜力的东盟国家。新加坡和我国沿海经济从对日本的技术依赖中实现了经济迅速扩张。日本的技术核心的能力建设是基于这些国家不同的机制和需要来刺激创新。但是目前来看，日本经济本身也已经在弱化。例如，过度生产和国内消费不足的问题存在。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大多数亚洲国家已经意识到他们对日本企业的技术依赖，试图重建“技术依赖”的典范（例如韩国），他们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为基础的技术发展转移，所有这些国家ANIC都伴随着R&D成本上升。2000—2001年R&D经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情况是：韩国占2.96%，新加坡-2.11%，台湾地区- 2.05%。上个世纪90年代初韩国成立一个特殊的国家研究所，旨在促进韩国企业的转型、劳动力的密集到资本密集的技术转型，并从根本上实现技术的创新。支持这种转变的主要措施是：政府直接资助的研发和创新的个体经营，引进高科技和税收优惠政策。推动韩国政府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社会问题是与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生产阶段相关联的行业。尽管国家在很高的程度上采取措施，但对日本跨国公司的依赖还是持续增长，韩国企业仍然倾向于与日本做合作伙伴，并寻找更有利可图的伙伴，而且拒绝参加“真正的技术转移”，继续使用复制技术相对落后的方法。韩国尽管经济增长的势头强劲了一段时间，但也未能摆脱技术依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落后的教育体制和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以及“稀缺”的资源。
二、亚洲区域创新体系和创新增长趋势
上个世纪以来，除了中国以外，新加坡、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国家ANIC经历了同样产品的技术含量低的类似问题。日本于1932年宣布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创新的整体平稳过渡理念。据推测，工业化的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导入新产品、进口和出口的部件。这个过程可以描述V形曲线图形。根据这一理论，亚洲经济体必须要经历技术集约化的不同程度的三个阶段：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和技术的基础知识。从亚洲工业化的角度来看，这个阶段可以追溯到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技术。 日本企业技术链涉及的服务公司在亚洲地理位置上联系是比较紧密。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缩短了生产周期，需要更有效的合作。集中的生产和合作中心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原有这样的生产和基础设施在区域创建中又增加了新的优势。亚洲国家和我国一些地区如新加坡、我国香港、上海、台湾地区已经制定了一些措施，以刺激在这些领域建立区域创新体系。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生产（转让现有的生产，投资补贴）的强度；措施设计，以增加合作；增加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以及更大的工业企业的融资份额）。逐步发展的教育基地区域吸引了高度熟练的劳动力。例如，2003年在新加坡，三分之一在公共部门工作的研究人员是外国人。我国也部署自己的吸引海归回国计划。这使得集约发展的地区吸引高度熟练的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过度。亚洲在快速增长的地区，我们可以把政府政策区分两种类型：第一，走技术生产流程的路径。在这些领域有高度的生产和创造发展中心。第二，不太重视发展国民教育和科研潜力，而是注重对人才的吸引和鼓励回报迁移。由于这些地区是国家经济的创新中心，地区高品质的生活迅速发展，使回移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可能。香港、上海这些地区的收入发展更快，他们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发展水平显然高于其他地区。但是，一方面，在金融和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创新中心实施最成功的亚洲国家，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中收入不平等和地区差距增加；另一个问题，实施区域创新的能力系统模式的发展状态，改变了技术政策的优先次序，其原因是由于技术发展的惯性、生产专业化集群发展趋势、技术政策的惯性和国家在国家一级技术优先的选择是有限的。从根本上说，创造需求新的研究方向，以便在区域经济中实现区域重大转变。
三、我国在亚洲区域生产网络中的生存状态
在日益创新的亚洲区域中，我国由于劳动力相对较丰富以及年轻人才的创新生产、低劳动力成本、廉价材料、优惠的能源成本和有利的经济政策，我国仍然是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但是，我国生产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包括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和人民币的升值。人民币的升值会对我国的工业，特别是集中于出口和低端生产范围产生影响。我国制造行业通过从高端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增加价值。国际上一些跨国公司企业也正考虑把他们的研究和发展中心迁移到我国。根据2005年颁布的《国家中期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2020年）》，我国在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应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5%，到2020年，应有自己的60%以上的科学和技术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与此同时，外国技术的依赖程度预期将下降到30%，或甚至更少。然而，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吕薇、马名杰（2011）近几年的“创新绩效评价体系研究”课题组做出的数据恰恰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另外一个相悖的问题（尽管这不是他们要得出的结论）：实际上从1995年到2008年，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指数（以下简称“创新能力”）尽管增长了4倍多，以年均增速16%实现了快速提升，但是，创新能力的增长却很不稳定，与1996、1997年的情况比较，总的趋势是下滑的，没有回到1996、1997年的水平。其中说明：这种参与国际分割生产的国际贸易模式对我国制造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影响是逆向的；同时也说明我国制造业对技术引进的依附性依然很强。见图1。
目前，为吸引更多的国际技术人才和归国留学人才，我国制定了许多得力政策，但我国滞后的政策和工作环境及条件成为限制我国吸引优秀的国外高端人才和优秀外国劳动力来华服务落户的两大羁绊。此外，亚洲新兴市场除了我国以外，印度或韩国至少在未来几年也占主导地位，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是跨国公司入驻的候选人。面对亚洲这些比较接近的新兴国家，我国如何继续在制造业保持住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地位是我国面临的又一重大挑战。
四、结论与展望
亚洲区域生产网络格局中，技术依赖既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过程性问题，他们的共同性特征是经济外部失衡问题。这一问题主要产生的原因是一些国家发展初期经费投资少，教育相对落后。而这些原因导致了它只能通过市场机制扭转这种依赖关系。但是，经济开放、外国直接投资的商业吸引力，再加上公共支出的重点是购买技术，这些做法都增加了亚洲和技术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阻碍了各自国家的技术进展，进一步加深了依赖。政策性的根源也导致了一系列相应的后果：缺乏足够的政府对民营企业政策性支持，缺乏创新人才资源培育和积累以及相应较好的成长条件和人文生存环境。所以，目前亚洲国家普遍的技术落后根源上讲是个机制缺位的问题。单纯用技术密集型取代劳动密集型的思路来解决并非适合我国国情。以上本文分析研究，都说明鉴于亚洲区域国家之间技术发展差异，应根据国情，在保持我国现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借鉴技术发达国家经验，政府需要更大的努力，实现高水平的社会福利，提高受教育的程度和技术开发能力，更重要的是建立相应的机制，这是本文进一步有必要分析研究的努力方向。例如：依据我国现实情况，国家政府需要提出更审慎的前瞻性的措施，尤其是针对出口型中小企业以及其中的高端技术研发公司。除了政府自身更积极加大研发支出的支持力度、提高人力资源的生产；更重要的还要在鼓励和支持小型和中型企业创建研究技术机构方面加大力度；政府部门用财政刺激计划的手段鼓励民营企业研发，使之成为企业一项实现高利润的活动，以达到政府最终拥有这些技术并广泛应用这些先进技术的目的。政府应鼓励国内中小企业，尤其是对那些从事高科技的出口企业，采取与国际公司签订协议的方式将知识和技术转移的举措毕竟是有限的，也可能带来获得滞后性技术的结果。因而，单纯依靠市场不会消除技术依赖，它需要政府建立更适当的机制和制定政策，建立刺激技术和社会创新孵化器，协调公共部门和民营部门发展最前沿的技术。本文旨在推动我国制造业在亚洲区域贸易生产网络的贸易地位问题的分析研究，因为这个问题包含着进一步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即稳固和提升我国贸易地位的政府政策问题。
参考文献：
[1]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走向2012：中国经济展望[N].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2]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5-2011年
[3] Deardorff，A. V.Fragmentation in simple trade models.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1
[4] Kohler，Wilhelm.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4
[5] Baldone，S，Sdogati，F，Tajoli，L.“On Som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s，Trade Flows and the Income of Countries，” The World Economy ，2007
（作者简介：黄彬，丽水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国际贸易发展 浙江丽水 323000）
（责编：纪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