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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1876年6月24日出生于中国浙江杭州市武陵门内美国南长老会寓所，儿时在中国度过。1887年，11岁的他回到美国接受学校教育，直至1904年冬，他结束了大学和神学院的学习，被封为牧师后，又来到中国长期从事传教活动，并在南京金陵神学院执教达11年之久。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推上燕京大学校长的岗位，任职长达27年，由此造就了燕京大学这所中国近代史上堪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相媲美的著名高校。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其中写道：“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任校长挽救联合办学计划
燕京大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美、英两国教会在北京创办的汇文大学（1870年创办，位于北京崇文门船板胡同）、华北协和女子学院（1864年创办，位于北京灯市口东口的佟府夹道胡同）和华北协和学院（1867年创办，位于北京通州）三所教会学校。
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学院合并办学的谈判始于1900年夏，但断断续续历经10余年而未果。直至1916年6月3日，在一些热心人士的协调下，两校的4个创办人——美国基督教公理会、长老会、美以美会和英国公理会，总算达成了在纽约、北京分别成立托事部和校董事会，负责解决联合办学的有关事宜的协议。于是，主持两校校务工作的传教士们再次坐到谈判桌前，就合校的问题进行了历时一年的磋商，终因在给新学校取名和选址的问题上达不成一致意见，使谈判陷入僵局。纽约托事部在出面协调此事时，认真吸取了以往的经验，认为只有重新任命一位与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学院都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担任新校的校长，才有可能使濒临夭折的联合办学计划得以继续实施。经过反复比较和衡量，特别是在教会权威人士的极力推荐下，纽约托事部和校董事会一致认为，司徒雷登是校长的最佳人选。这样，汇文大学董事会于1918年12月10日致函司徒雷登，邀请他去北京主持筹办一所新大学，并出任该大学校长。由于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学院代表不断来信敦促，原本举棋不定的司徒雷登遂抱着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的态度，于次年1月底来到北京，与两校代表进行了两次接触性会谈，结果使谈判又回到了争论不休的老路上。尽管会谈的结果令他失望，但在与两校代表的交往中，他开始深切地意识到，能在文化历史悠久的古都北京创建一所新式教会大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因此，他开始把促成两校联合办学视为自己别无选择的神圣使命。1919年3月下旬，已返回南京的他，在北京方面的迭电催促下再次北上。两校代表按照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又持续开会一个多月，直到5月上旬才给合校办学的问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根据诚静怡博士的建议，校董事会提请新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最后将合办大学定名为燕京大学。而司徒雷登也在校董事会答应了他提出的重新考虑选一处新校址和不管经费上的事这两个条件后，正式决定出任燕京大学校长。
呕心沥血办中国一流大学
就任校长伊始，司徒雷登就下决心要把燕京大学办成中国一流的教会大学。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蓝图，他经过数月努力，首先说服华北协和女子学院加盟燕京大学，设立女校，使燕京大学成为当时国内最早的一所实行男女合校的大学。同时他还在北京西郊选址，准备为该校建一座新的校园。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大笔资金的支持。尽管司徒雷登曾经坚持不过问经费的事，但形势所迫，他只得先后10次回到美国，在各个城市讲演，或举行招待会，或亲自登门拜访那些有可能捐款的各界人士，尽力说服他们捐钱。他通过大量不懈的努力，使燕京大学在美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并在燕京大学、美国公众和一些财团之间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一笔笔捐款开始源源不断地汇往燕京大学。
与此同时，司徒雷登还把在美国行之有效的社区筹款方式运用到中国，并投入很大的精力在中国政界广交朋友，积极宣传燕京大学。在他的极力说服下，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原北洋政府总理颜惠庆、直系军阀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其子张学良、爱国将领冯玉祥、陕西督军陈树藩等，都为燕京大学建造新校舍捐过款。1926年，司徒雷登以个人名义在北京举行了一个募捐会。为了扩大影响，他特邀了梁启超、顾维钧等社会名流在会上讲话，替燕京大学作宣传，使到会的各界人士纷纷慷慨解囊。1934年，由于美国经济萧条导致该国对燕京大学的资助锐减，司徒雷登遂在中国发起了一场“百万基金”筹款运动。燕京大学的教职员、学生和校友们都被积极动员起来，在燕京大学校内外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胡适等社会名流也撰文呼吁社会各界给燕京大学以鼎力资助。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也积极响应，在1934年至1937年的4年间，每年给燕京大学拨经费6万元，并从“庚子赔款”的退款中每年再增拨1.5万元，使燕京大学成为20所享受政府财政补贴的私立大学之一。据统计，司徒雷登在1920年至1936年的16年间，通过各种渠道为燕京大学筹款总额达2000万元。
有了资金的保障，司徒雷登遂于1920年冬首先以4万银元的价钱从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下了其在北京勺园的地产，用来规划燕京大学的新校园。并聘请美国优秀的建筑师亨利·墨菲担任新校园的总设计师，按照中西结合、古今融会的原则，很快拿出了一个融中西建筑为一体、湖光山色交相辉映的园林式设计方案。据此方案，燕京大学新校园于1922年春开始破土动工。1926年夏，燕京大学从盔甲厂、佟府夹道旧址迁入勺园新址。直到1929年秋，一座耗资约360万元的燕京大学新校园建设工程才全部竣工，并从此被冠以“燕园”的美称。燕京大学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以勺园为中心，又陆续购买了周围的集贤院、镜春园、鸣鹤园、朗润园、蔚秀园，后又增建了农园、燕南园、燕东园等，使燕京大学的新校园从最初的380余亩，扩大到170多公顷，成为北京占地面积最大的几所大学之一。
燕京大学建校之初，从原来的两所小神学院只筛选出29名教师留任，其中除司徒雷登具有博士学位外，大多数教师不仅未接受过正规的专业培训，而且其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也达不到一所综合大学任课的要求。为此，司徒雷登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心从三个方面着手为燕京大学广纳贤才：一是针对过去教会学校的所有教师都由各教会组织委派的惯例，他向纽约托事部提出申请，要求给予燕京大学自行聘任教师的自主权；二是为了把更多的人才吸引到燕京大学任教，他决定不过问教师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和学术观点，只要有真才实学，具备任教资格，燕京大学都可聘用；三是他决定从燕京大学自筹的经费中拿出一笔钱，大幅度提高中国教师的待遇，使其与外籍教师同工同酬。尽管用人自主权的请求遭到纽约托事部的断然拒绝，但司徒雷登依然是我行我素。
在为燕京大学遴选师资人才时，司徒雷登格外垂青那些留美归国的年轻学者。原任教于金陵神学院的刘廷芳博士、近代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洪煨莲（洪业）以及原任华北协和学院中文教授的吴雷川等，都被司徒雷登打破常规聘请到燕京大学来工作。除此之外，司徒雷登还每年都把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学生送到国外深造，使其学成后能回校任教，由此造就了许地山、冰心、熊佛西、林耀华、高名凯、翁独健、周一良、严景耀等一批国内著名的教授、作家、学者。至1934年，燕京大学已形成拥有111名正、副教授（外籍教授44名，中国教授67名）的庞大教师队伍。与此同时，司徒雷登还从国内其他大学及美、英等国聘请了一些兼职教师和客座教授，来到燕京大学授课，或做短期讲学。
为了使燕京大学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司徒雷登一方面改变办学宗旨，把过去单纯为教会培养工作人员，变成为社会造就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除了招聘高水平的教师外，同时又建立起严格的考试制度，以尽可能多地吸引优秀学生报考燕京大学，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低素质状况。
燕京大学开办的头几年，其学生主要来自华北地区的各教会中学。其中一部分属于燕京大学自己的“承认中学”系统，即由主办燕京大学的4个教会组织开办的中学，分布在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共有29所“承认中学”。20世纪30年代以后，为了扩大招生范围，保证新生质量，一些教学质量和水平达到要求的非教会中学也被燕京大学纳入其“承认中学”的范围。这样一来，燕京大学所属的“承认中学”增至38所，地区分布也扩大到包括南方地区在内的9个省区。起初，燕京大学的招生入学考试只针对那些“非承认中学”的学生。后来，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大学录取新生必须经过考试的规定，燕京大学为其“承认中学”的毕业生也设置了入学考试。只不过考试的科目比公开招生的考试科目少，只考中文和英语。对于“承认中学”的学生，只有平均成绩在85分以上、品行端正的应届毕业生才能参加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
燕京大学公开招生的范围遍及全国，考试科目分为两类：一类为必考科目，包括中文、英语、数学和智力测试；一类为任选科目，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考生只需在这3个科目中选一门考试即可。在1937年以前，燕京大学报考和录取学生的比例一直保持在6∶1左右，其报考竞争的激烈程度于此可见一斑。为了使落选的学生仍然有机会进入别的大学读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燕京大学的考试日期总是排在其他学校的前面。
为了确保学生质量，司徒雷登还对在校学生实行淘汰制。据1938年12月23日刊发的《燕京新闻》报道，仅1937年间，燕京大学就有43名学生因成绩不合格而被劝退学。淘汰制的实行，促使燕京大学学生养成了刻苦读书、勤于钻研的学风。此外，燕京大学还设立了奖学金制度，并给优秀毕业生颁发“金钥匙”的荣誉称号，或为他们提供出国深造的机会，以鼓励学生勤奋学习。为了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完成学业，燕京大学还建立了勤工俭学制度，并成立了专门的资助委员会。资助委员会除了帮他们找兼职工作，提供特别房租外，还为他们设立了可在毕业后归还的学生贷款。
燕京大学如此严谨的治学方针和良好的学习氛围，造就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和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评选出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学部委员中，有56人曾是燕京大学的师生。
走中国化、国际化的道路
使燕京大学“中国化”的想法，早在司徒雷登就任燕京大学校长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他在回忆录中曾如此写道：“我是带着一些想法到北京去的，其中最明确的一个想法就是，这所新的大学应该立足于中国人的生活基础，而不与任何西方国家的条约或其他任何外来的因素发生关系，只能享有中国人民自己所享有，而且愿意与我们共享的权利。我相信帝国主义和传教是能够，而且也是应当区分开的。在学校事务的每一方面，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应共享平等，住一样的房子，彼此相邻。”
正是基于这个想法，司徒雷登就任燕京大学校长后，就开始实行“中国化”的办学方针，从而使燕京大学成为国内在这一方面起步最早的一所教会学校。
建校之初，司徒雷登与助手一道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比较重要的地区，结识了众多的政界显要以及教育、金融和实业界的社会名流，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友谊和经济支援，也树立了燕京大学在这些中国上层人士中的形象，并让他们参与燕京大学的建设，把燕京大学视为中国人自己的学校。
司徒雷登此举经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非常明智的，也是行之有效的。正是来自这些中国上层人士的不断支持，成为他在对燕京大学进行重大改革中屡遭保守派传教士非议、抨击时的坚强后盾。他在刚开始聘用教师时，曾不顾纽约托事部的反对，自行招聘了一批中国籍的教师，并主持制定了《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待遇细则》。该《细则》规定，中国教授在薪金、住房、休假、医疗等方面均可与外籍教师享有同等的待遇。只要学有所长，不论思想观点和学术派别如何，燕京大学都一律欢迎。由此为燕京大学延揽了一批高素质的教师，为其日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燕京大学几乎所有的院系领导基本上都由华人担任，中国籍教师所占比例也已由创办时的1／3增加到2／3。
该《细则》在燕京大学实施后，中、外籍教职员工倒是获得了平等的工资待遇，但作为校领导，司徒雷登在任期间的待遇始终与外籍教授一样，月薪仅为360元。而1929年吴雷川出任燕京大学校长时，月薪却是500元。
司徒雷登还积极建议纽约托事部进行了机构改组，将其由原来的职权部门改为基金会式的管理体制，并把校产管理、经济分配和人事任免的权力都下放给燕京大学校董事会。1929年，校董事会经过调整后，中国籍董事增至21人，外籍董事13人，中国人占了近2／3的席位，其中包括孔祥熙、颜惠庆、胡适、陶行知等社会名流。
司徒雷登抱着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所能与中国的国立大学平分秋色的、名副其实的正规私立大学的目的，为燕京大学确定的办学宗旨是：“以学术为目的的教育机构，使学生在智、德、体方面得到发展，成为国家领袖人才，以满足国家与社会的需要。”1922年春，北京、上海两地学生发起的“第一次非基督教运动”，更加深了他对教会大学“中国化”的理解，促使他认识到走“中国化”的道路不仅是教会大学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更是时代的呼唤。因此，当年11月他在校行政委员会议上就做出了废除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的规定，1923年又做出了缩减学生必修的宗教课程时间的决定，1925年进一步改革，把原定必修的宗教课程改为选修课，同时规定学生在60个要求必修的学分中选修12个学分的中国文学和10个学分的中国历史课程。在削减宗教课程的同时，燕京大学还借鉴美国发展职业教育的经验，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陆续设立了制革、农科、陶瓷、劳工统计调查、教育和社会服务等一系列职业专科，以便为社会培养出更多有用的人才。从1929年起，燕京大学的院系和学科设置才完全规范化，由建校之初简单地分为文理科男校、文理科女校和神科等3个部分，发展到共设有文学院、自然科学院（后改称理学院）、应用社会科学院（后改称法学院）和宗教学院4个学院，共22个系、100多个专业，使燕京大学成为一所从专科生到研究生教育的系科齐全、专业众多的著名综合性大学。
与其他教会大学一样，燕京大学最初也在美国纽约州登记立案，其校政大权基本都掌握在纽约托事部手中。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局面，顺应中国政府收回教育权的社会潮流，司徒雷登授意燕京大学于1926年11月和1928年12月，先后两次向中国政府申请注册立案。期间他还趁1927年12月回美国筹款之机，亲自到纽约说服托事部以积极的姿态对待中国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在1926年11月申请注册时，他主持召开校务会议，推荐当时在国文系任教的吴雷川教授担任燕京大学副校长。1929年，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关于教会学校应由中国人任校长的规定，经校董事会批准，吴雷川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
燕京大学自1927年2月经北京政府教育部正式认可、登记注册后，即被纳入教育部门的监督和管理，从而为燕京大学进一步贯彻中国化的办学方针和进行现代化的教学改革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与此同时，司徒雷登在教师配备、专业设置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均遵循国际化的原则，推动了燕京大学的“国际化”进程。燕京大学外籍教师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瑞士和日本等国家，学生中也有一定比例的海外华侨子女和与其他国家交换的研究生，充分体现出了它的国际性。在司徒雷登的斡旋努力下，美国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于1928年1月4日成立了旨在合作开展汉学研究的哈佛燕京学社，其本部设在哈佛大学。一个多月后，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也宣告成立。在此后近20年的时间里，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先后共完成出版了64种、81本的中国古籍引得，内容既涉及了《十三经》《庄子》《墨子》《荀子》《佛藏》《道藏》《宋诗》《元诗》《辽金元传记》《容斋随笔》等中国古代名著，也包括了各代历史书籍和小说引得。这些引得至今仍是世界汉学研究者的重要工具书。
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不仅为燕京大学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创造了条件，也为中、美两国分别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研究人员。从1928年夏季起，哈佛大学同燕京大学开始互相派遣研究生和访问学者。燕京大学经常选派一些优秀的青年学者，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到哈佛大学深造。许多学生由此而成为中国著名的学者。哈佛大学也每年都要往燕京大学派遣研究生，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美国各大学的汉学教授及有影响力的汉学家和中国通，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
此外，燕京大学还与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瑞士、意大利等众多欧美国家的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与交流关系，并吸收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国的研究生。
不遗余力地支持师生爱国
司徒雷登就任燕京大学校长时，适逢五四运动爆发不久，燕京大学学生大多参加了游行，其中有的学生被捕。他闻讯后，连忙通过关系向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提出请求，燕京大学的学生才得以释放。尔后，他又接见获释学生，对其爱国热情表示赞赏。1919年6月16日，他在致美国朋友的一封信中，特别表达了他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他说：“我亲眼目睹了南京、天津、北京三地的学生示威，学生们的态度热诚，而且有组织、有纪律，感动了百姓。”“燕京大学和南京神学院的学生跟公立学校的学生一样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希望我们教会学校永远跟随公立学校的步伐。”
1925年5月，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燕京大学学生救国会立即率先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后来，北京55所大、中学校共同成立“后援会”。“后援会”在北京为死难工人募捐，并派燕京大学学生徐英为代表，赴沪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爱国运动。当时正在美国为燕京大学募捐的司徒雷登得到消息后，两次写信对学生表示支持。这年9月，他在美国霍普斯金大学举办的中国问题讨论会上发表演说，对中国学生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华人对于争回主权一事，群情热烈，万众一心，以予所知，绝无例外。莘莘学子之奔走狂号，引为己任者，特以血气方刚，受激尤深耳。此其民族自觉心理，潜滋蔓长，亦既有年，暨乎近岁，益郁积不可复遏。至本年五月卅日，上海惨杀事起，于是磅礴激荡，立成如火如荼之势。察其组织，秩然有序，旗帜鲜明。”他在演讲中不仅对学生运动表示了支持，而且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提出了忠告，建议美国应主动放弃不平等条约和特权，以赢得中国人民的友谊，并警告西方列强，不要试图使用武力解决问题。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数千人在天安门联合举行集会，强烈抗议日、英、美、法等8个国家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段祺瑞政府竟出动军警镇压游行队伍，以致酿成了打死47人、打伤300余人的“三一八惨案”。死难者中，就有燕京大学二年级女学生魏士毅。次日，司徒雷登派燕京大学男部主任博晨光教授亲自领回魏士毅烈士的遗体，并在燕京大学校园里为她举行了由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追悼会。燕京大学迁到海淀新址后，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学生自治会在新校址的化学楼附近为魏士毅烈士立碑，以示永久的纪念。抗战期间，日寇占领北平后曾要求燕京大学将魏士毅烈士碑拆除，遭到司徒雷登的坚决拒绝。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燕京大学学生于1931年9月22日发出了《燕京大学全体学生对日本侵占东北宣言》，表达了其立志报国的强烈愿望。随后，有130名燕京大学学生参加了北平（今北京）学联组织的南下请愿团，于11月28日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燕京大学校方还决定举行“爱国行动周运动”，并停课一周，以便全校师生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爱国运动。12月，在燕京大学组织的抗日游行中，司徒雷登和吴雷川亲率七八百名燕京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走出校园，在海淀镇和成府地区的主要街道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使燕京大学学生倍受鼓舞。后来，司徒雷登顶住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华北政府的压力，接收了50多名东北流亡学生到燕京大学继续学业。这些学生大多是抗日积极分子，其中的张兆麟和黄华等，后来成为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1934年，为了反对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不抵抗政策，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同北平其他学校的学生一道赴南京请愿示威。燕京大学的外籍教授强烈反对学生的这一举动，大多数中国教授都持中立态度。南下请愿团出发后，留校的学生与外籍教授对峙，不让他们开课。由于校方与学生之间的矛盾一时难以化解，只好急电正在美国出差的司徒雷登，希望他赶快回来，对学生施加影响。当他回到学校时，参加南下请愿团的燕京大学学生已返校。他立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发表讲话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他这番情真意切的话让全体师生大感意外，大家无不为之动容。于是，一场风波平息了，次日学生照常上课。为了不耽误南下同学的学业，燕京大学还把这一年的秋季考试推迟到来年春季进行。
燕京大学新闻系兼职讲师、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完成了对陕北抗日根据地的秘密采访回到北平后，多次在司徒雷登的住宅临湖轩为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师及学生代表放映他摄制的反映陕北苏区情况的影片和幻灯片，并将他在苏区拍摄的100多张照片拿给学生传看，让学子们第一次看到了传说中的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的形象，使他们萌发了去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想法。司徒雷登不仅安排专人负责支持学生前往大后方或转赴抗日根据地，而且还亲自向奔赴抗日前线的学生介绍来自根据地的联络人员，并为他们饯行。燕京大学校刊《燕京周刊》还首先连续发表了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等文章。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北大、清华等高校纷纷南迁。司徒雷登经反复斟酌，决定燕京大学继续留下来，为沦陷区的青年学子保留一处可免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净土”。为了保护燕京大学不受日军的骚扰，他重新出任燕京大学校长，并在校园中悬挂美国国旗，在校门口张贴“未经许可，日本军人不得擅自进入”的告示。有一天，20多名日本宪兵来到燕京大学校门前，要求搜查学生宿舍，抓捕一名共产党员学生。司徒雷登得到报告后，坚决拒绝了日本宪兵的要求。他表示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开办的学校，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任何外国人要进校园搜捕学生必须首先得到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的批准。他寸步不让的坚定态度，使日本宪兵退缩了，从此不敢再到燕京大学来找麻烦。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对日宣战的次日，也即1941年12月9日，司徒雷登突遭日本宪兵逮捕、关押，燕京大学也被迫关闭。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获释。在他的积极努力下，燕京大学于1945年10月10日从四川成都市迁回北平原址复校开课。
1946年7月15日，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从此告别了燕京大学。但他的辞呈却被燕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拒绝。直至次年春，他的燕京大学校长职务才被免除。在大使任期内，他曾先后5次回燕京大学，或参加校务委员会议，或参加校运会，或过圣诞节。1946年12月21日，他首次回燕京大学过圣诞节时，慷慨捐出大米和猪肉各400斤、冬笋80斤为全校学生加餐，并向全体师生发表了“中国需要和平建设”的演讲；1947年12月23日，他再次回燕京大学过圣诞节时，又以其大使津贴为学生加餐。
新中国成立后，燕京大学于1951年1月被改为公办大学。1952年，我国对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其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其工科并入清华大学，其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其校址“燕园”划归北京大学使用。从此，燕京大学这所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很高、环境优美的一流大学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题图 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工作照
责任编辑 梅 宏
任校长挽救联合办学计划
燕京大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美、英两国教会在北京创办的汇文大学（1870年创办，位于北京崇文门船板胡同）、华北协和女子学院（1864年创办，位于北京灯市口东口的佟府夹道胡同）和华北协和学院（1867年创办，位于北京通州）三所教会学校。
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学院合并办学的谈判始于1900年夏，但断断续续历经10余年而未果。直至1916年6月3日，在一些热心人士的协调下，两校的4个创办人——美国基督教公理会、长老会、美以美会和英国公理会，总算达成了在纽约、北京分别成立托事部和校董事会，负责解决联合办学的有关事宜的协议。于是，主持两校校务工作的传教士们再次坐到谈判桌前，就合校的问题进行了历时一年的磋商，终因在给新学校取名和选址的问题上达不成一致意见，使谈判陷入僵局。纽约托事部在出面协调此事时，认真吸取了以往的经验，认为只有重新任命一位与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学院都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担任新校的校长，才有可能使濒临夭折的联合办学计划得以继续实施。经过反复比较和衡量，特别是在教会权威人士的极力推荐下，纽约托事部和校董事会一致认为，司徒雷登是校长的最佳人选。这样，汇文大学董事会于1918年12月10日致函司徒雷登，邀请他去北京主持筹办一所新大学，并出任该大学校长。由于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和学院代表不断来信敦促，原本举棋不定的司徒雷登遂抱着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的态度，于次年1月底来到北京，与两校代表进行了两次接触性会谈，结果使谈判又回到了争论不休的老路上。尽管会谈的结果令他失望，但在与两校代表的交往中，他开始深切地意识到，能在文化历史悠久的古都北京创建一所新式教会大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因此，他开始把促成两校联合办学视为自己别无选择的神圣使命。1919年3月下旬，已返回南京的他，在北京方面的迭电催促下再次北上。两校代表按照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又持续开会一个多月，直到5月上旬才给合校办学的问题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根据诚静怡博士的建议，校董事会提请新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最后将合办大学定名为燕京大学。而司徒雷登也在校董事会答应了他提出的重新考虑选一处新校址和不管经费上的事这两个条件后，正式决定出任燕京大学校长。
呕心沥血办中国一流大学
就任校长伊始，司徒雷登就下决心要把燕京大学办成中国一流的教会大学。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蓝图，他经过数月努力，首先说服华北协和女子学院加盟燕京大学，设立女校，使燕京大学成为当时国内最早的一所实行男女合校的大学。同时他还在北京西郊选址，准备为该校建一座新的校园。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大笔资金的支持。尽管司徒雷登曾经坚持不过问经费的事，但形势所迫，他只得先后10次回到美国，在各个城市讲演，或举行招待会，或亲自登门拜访那些有可能捐款的各界人士，尽力说服他们捐钱。他通过大量不懈的努力，使燕京大学在美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并在燕京大学、美国公众和一些财团之间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一笔笔捐款开始源源不断地汇往燕京大学。
与此同时，司徒雷登还把在美国行之有效的社区筹款方式运用到中国，并投入很大的精力在中国政界广交朋友，积极宣传燕京大学。在他的极力说服下，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原北洋政府总理颜惠庆、直系军阀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其子张学良、爱国将领冯玉祥、陕西督军陈树藩等，都为燕京大学建造新校舍捐过款。1926年，司徒雷登以个人名义在北京举行了一个募捐会。为了扩大影响，他特邀了梁启超、顾维钧等社会名流在会上讲话，替燕京大学作宣传，使到会的各界人士纷纷慷慨解囊。1934年，由于美国经济萧条导致该国对燕京大学的资助锐减，司徒雷登遂在中国发起了一场“百万基金”筹款运动。燕京大学的教职员、学生和校友们都被积极动员起来，在燕京大学校内外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胡适等社会名流也撰文呼吁社会各界给燕京大学以鼎力资助。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也积极响应，在1934年至1937年的4年间，每年给燕京大学拨经费6万元，并从“庚子赔款”的退款中每年再增拨1.5万元，使燕京大学成为20所享受政府财政补贴的私立大学之一。据统计，司徒雷登在1920年至1936年的16年间，通过各种渠道为燕京大学筹款总额达2000万元。
有了资金的保障，司徒雷登遂于1920年冬首先以4万银元的价钱从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下了其在北京勺园的地产，用来规划燕京大学的新校园。并聘请美国优秀的建筑师亨利·墨菲担任新校园的总设计师，按照中西结合、古今融会的原则，很快拿出了一个融中西建筑为一体、湖光山色交相辉映的园林式设计方案。据此方案，燕京大学新校园于1922年春开始破土动工。1926年夏，燕京大学从盔甲厂、佟府夹道旧址迁入勺园新址。直到1929年秋，一座耗资约360万元的燕京大学新校园建设工程才全部竣工，并从此被冠以“燕园”的美称。燕京大学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以勺园为中心，又陆续购买了周围的集贤院、镜春园、鸣鹤园、朗润园、蔚秀园，后又增建了农园、燕南园、燕东园等，使燕京大学的新校园从最初的380余亩，扩大到170多公顷，成为北京占地面积最大的几所大学之一。
燕京大学建校之初，从原来的两所小神学院只筛选出29名教师留任，其中除司徒雷登具有博士学位外，大多数教师不仅未接受过正规的专业培训，而且其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也达不到一所综合大学任课的要求。为此，司徒雷登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心从三个方面着手为燕京大学广纳贤才：一是针对过去教会学校的所有教师都由各教会组织委派的惯例，他向纽约托事部提出申请，要求给予燕京大学自行聘任教师的自主权；二是为了把更多的人才吸引到燕京大学任教，他决定不过问教师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和学术观点，只要有真才实学，具备任教资格，燕京大学都可聘用；三是他决定从燕京大学自筹的经费中拿出一笔钱，大幅度提高中国教师的待遇，使其与外籍教师同工同酬。尽管用人自主权的请求遭到纽约托事部的断然拒绝，但司徒雷登依然是我行我素。
在为燕京大学遴选师资人才时，司徒雷登格外垂青那些留美归国的年轻学者。原任教于金陵神学院的刘廷芳博士、近代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洪煨莲（洪业）以及原任华北协和学院中文教授的吴雷川等，都被司徒雷登打破常规聘请到燕京大学来工作。除此之外，司徒雷登还每年都把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学生送到国外深造，使其学成后能回校任教，由此造就了许地山、冰心、熊佛西、林耀华、高名凯、翁独健、周一良、严景耀等一批国内著名的教授、作家、学者。至1934年，燕京大学已形成拥有111名正、副教授（外籍教授44名，中国教授67名）的庞大教师队伍。与此同时，司徒雷登还从国内其他大学及美、英等国聘请了一些兼职教师和客座教授，来到燕京大学授课，或做短期讲学。
为了使燕京大学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司徒雷登一方面改变办学宗旨，把过去单纯为教会培养工作人员，变成为社会造就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除了招聘高水平的教师外，同时又建立起严格的考试制度，以尽可能多地吸引优秀学生报考燕京大学，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低素质状况。
燕京大学开办的头几年，其学生主要来自华北地区的各教会中学。其中一部分属于燕京大学自己的“承认中学”系统，即由主办燕京大学的4个教会组织开办的中学，分布在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共有29所“承认中学”。20世纪30年代以后，为了扩大招生范围，保证新生质量，一些教学质量和水平达到要求的非教会中学也被燕京大学纳入其“承认中学”的范围。这样一来，燕京大学所属的“承认中学”增至38所，地区分布也扩大到包括南方地区在内的9个省区。起初，燕京大学的招生入学考试只针对那些“非承认中学”的学生。后来，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大学录取新生必须经过考试的规定，燕京大学为其“承认中学”的毕业生也设置了入学考试。只不过考试的科目比公开招生的考试科目少，只考中文和英语。对于“承认中学”的学生，只有平均成绩在85分以上、品行端正的应届毕业生才能参加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
燕京大学公开招生的范围遍及全国，考试科目分为两类：一类为必考科目，包括中文、英语、数学和智力测试；一类为任选科目，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考生只需在这3个科目中选一门考试即可。在1937年以前，燕京大学报考和录取学生的比例一直保持在6∶1左右，其报考竞争的激烈程度于此可见一斑。为了使落选的学生仍然有机会进入别的大学读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燕京大学的考试日期总是排在其他学校的前面。
为了确保学生质量，司徒雷登还对在校学生实行淘汰制。据1938年12月23日刊发的《燕京新闻》报道，仅1937年间，燕京大学就有43名学生因成绩不合格而被劝退学。淘汰制的实行，促使燕京大学学生养成了刻苦读书、勤于钻研的学风。此外，燕京大学还设立了奖学金制度，并给优秀毕业生颁发“金钥匙”的荣誉称号，或为他们提供出国深造的机会，以鼓励学生勤奋学习。为了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完成学业，燕京大学还建立了勤工俭学制度，并成立了专门的资助委员会。资助委员会除了帮他们找兼职工作，提供特别房租外，还为他们设立了可在毕业后归还的学生贷款。
燕京大学如此严谨的治学方针和良好的学习氛围，造就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和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后评选出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学部委员中，有56人曾是燕京大学的师生。
走中国化、国际化的道路
使燕京大学“中国化”的想法，早在司徒雷登就任燕京大学校长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他在回忆录中曾如此写道：“我是带着一些想法到北京去的，其中最明确的一个想法就是，这所新的大学应该立足于中国人的生活基础，而不与任何西方国家的条约或其他任何外来的因素发生关系，只能享有中国人民自己所享有，而且愿意与我们共享的权利。我相信帝国主义和传教是能够，而且也是应当区分开的。在学校事务的每一方面，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应共享平等，住一样的房子，彼此相邻。”
正是基于这个想法，司徒雷登就任燕京大学校长后，就开始实行“中国化”的办学方针，从而使燕京大学成为国内在这一方面起步最早的一所教会学校。
建校之初，司徒雷登与助手一道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比较重要的地区，结识了众多的政界显要以及教育、金融和实业界的社会名流，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友谊和经济支援，也树立了燕京大学在这些中国上层人士中的形象，并让他们参与燕京大学的建设，把燕京大学视为中国人自己的学校。
司徒雷登此举经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非常明智的，也是行之有效的。正是来自这些中国上层人士的不断支持，成为他在对燕京大学进行重大改革中屡遭保守派传教士非议、抨击时的坚强后盾。他在刚开始聘用教师时，曾不顾纽约托事部的反对，自行招聘了一批中国籍的教师，并主持制定了《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待遇细则》。该《细则》规定，中国教授在薪金、住房、休假、医疗等方面均可与外籍教师享有同等的待遇。只要学有所长，不论思想观点和学术派别如何，燕京大学都一律欢迎。由此为燕京大学延揽了一批高素质的教师，为其日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燕京大学几乎所有的院系领导基本上都由华人担任，中国籍教师所占比例也已由创办时的1／3增加到2／3。
该《细则》在燕京大学实施后，中、外籍教职员工倒是获得了平等的工资待遇，但作为校领导，司徒雷登在任期间的待遇始终与外籍教授一样，月薪仅为360元。而1929年吴雷川出任燕京大学校长时，月薪却是500元。
司徒雷登还积极建议纽约托事部进行了机构改组，将其由原来的职权部门改为基金会式的管理体制，并把校产管理、经济分配和人事任免的权力都下放给燕京大学校董事会。1929年，校董事会经过调整后，中国籍董事增至21人，外籍董事13人，中国人占了近2／3的席位，其中包括孔祥熙、颜惠庆、胡适、陶行知等社会名流。
司徒雷登抱着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所能与中国的国立大学平分秋色的、名副其实的正规私立大学的目的，为燕京大学确定的办学宗旨是：“以学术为目的的教育机构，使学生在智、德、体方面得到发展，成为国家领袖人才，以满足国家与社会的需要。”1922年春，北京、上海两地学生发起的“第一次非基督教运动”，更加深了他对教会大学“中国化”的理解，促使他认识到走“中国化”的道路不仅是教会大学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更是时代的呼唤。因此，当年11月他在校行政委员会议上就做出了废除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的规定，1923年又做出了缩减学生必修的宗教课程时间的决定，1925年进一步改革，把原定必修的宗教课程改为选修课，同时规定学生在60个要求必修的学分中选修12个学分的中国文学和10个学分的中国历史课程。在削减宗教课程的同时，燕京大学还借鉴美国发展职业教育的经验，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陆续设立了制革、农科、陶瓷、劳工统计调查、教育和社会服务等一系列职业专科，以便为社会培养出更多有用的人才。从1929年起，燕京大学的院系和学科设置才完全规范化，由建校之初简单地分为文理科男校、文理科女校和神科等3个部分，发展到共设有文学院、自然科学院（后改称理学院）、应用社会科学院（后改称法学院）和宗教学院4个学院，共22个系、100多个专业，使燕京大学成为一所从专科生到研究生教育的系科齐全、专业众多的著名综合性大学。
与其他教会大学一样，燕京大学最初也在美国纽约州登记立案，其校政大权基本都掌握在纽约托事部手中。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局面，顺应中国政府收回教育权的社会潮流，司徒雷登授意燕京大学于1926年11月和1928年12月，先后两次向中国政府申请注册立案。期间他还趁1927年12月回美国筹款之机，亲自到纽约说服托事部以积极的姿态对待中国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在1926年11月申请注册时，他主持召开校务会议，推荐当时在国文系任教的吴雷川教授担任燕京大学副校长。1929年，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关于教会学校应由中国人任校长的规定，经校董事会批准，吴雷川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
燕京大学自1927年2月经北京政府教育部正式认可、登记注册后，即被纳入教育部门的监督和管理，从而为燕京大学进一步贯彻中国化的办学方针和进行现代化的教学改革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与此同时，司徒雷登在教师配备、专业设置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均遵循国际化的原则，推动了燕京大学的“国际化”进程。燕京大学外籍教师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瑞士和日本等国家，学生中也有一定比例的海外华侨子女和与其他国家交换的研究生，充分体现出了它的国际性。在司徒雷登的斡旋努力下，美国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于1928年1月4日成立了旨在合作开展汉学研究的哈佛燕京学社，其本部设在哈佛大学。一个多月后，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也宣告成立。在此后近20年的时间里，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先后共完成出版了64种、81本的中国古籍引得，内容既涉及了《十三经》《庄子》《墨子》《荀子》《佛藏》《道藏》《宋诗》《元诗》《辽金元传记》《容斋随笔》等中国古代名著，也包括了各代历史书籍和小说引得。这些引得至今仍是世界汉学研究者的重要工具书。
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不仅为燕京大学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创造了条件，也为中、美两国分别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研究人员。从1928年夏季起，哈佛大学同燕京大学开始互相派遣研究生和访问学者。燕京大学经常选派一些优秀的青年学者，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到哈佛大学深造。许多学生由此而成为中国著名的学者。哈佛大学也每年都要往燕京大学派遣研究生，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美国各大学的汉学教授及有影响力的汉学家和中国通，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
此外，燕京大学还与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瑞士、意大利等众多欧美国家的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与交流关系，并吸收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国的研究生。
不遗余力地支持师生爱国
司徒雷登就任燕京大学校长时，适逢五四运动爆发不久，燕京大学学生大多参加了游行，其中有的学生被捕。他闻讯后，连忙通过关系向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提出请求，燕京大学的学生才得以释放。尔后，他又接见获释学生，对其爱国热情表示赞赏。1919年6月16日，他在致美国朋友的一封信中，特别表达了他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他说：“我亲眼目睹了南京、天津、北京三地的学生示威，学生们的态度热诚，而且有组织、有纪律，感动了百姓。”“燕京大学和南京神学院的学生跟公立学校的学生一样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希望我们教会学校永远跟随公立学校的步伐。”
1925年5月，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燕京大学学生救国会立即率先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后来，北京55所大、中学校共同成立“后援会”。“后援会”在北京为死难工人募捐，并派燕京大学学生徐英为代表，赴沪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爱国运动。当时正在美国为燕京大学募捐的司徒雷登得到消息后，两次写信对学生表示支持。这年9月，他在美国霍普斯金大学举办的中国问题讨论会上发表演说，对中国学生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华人对于争回主权一事，群情热烈，万众一心，以予所知，绝无例外。莘莘学子之奔走狂号，引为己任者，特以血气方刚，受激尤深耳。此其民族自觉心理，潜滋蔓长，亦既有年，暨乎近岁，益郁积不可复遏。至本年五月卅日，上海惨杀事起，于是磅礴激荡，立成如火如荼之势。察其组织，秩然有序，旗帜鲜明。”他在演讲中不仅对学生运动表示了支持，而且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提出了忠告，建议美国应主动放弃不平等条约和特权，以赢得中国人民的友谊，并警告西方列强，不要试图使用武力解决问题。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数千人在天安门联合举行集会，强烈抗议日、英、美、法等8个国家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段祺瑞政府竟出动军警镇压游行队伍，以致酿成了打死47人、打伤300余人的“三一八惨案”。死难者中，就有燕京大学二年级女学生魏士毅。次日，司徒雷登派燕京大学男部主任博晨光教授亲自领回魏士毅烈士的遗体，并在燕京大学校园里为她举行了由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追悼会。燕京大学迁到海淀新址后，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学生自治会在新校址的化学楼附近为魏士毅烈士立碑，以示永久的纪念。抗战期间，日寇占领北平后曾要求燕京大学将魏士毅烈士碑拆除，遭到司徒雷登的坚决拒绝。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燕京大学学生于1931年9月22日发出了《燕京大学全体学生对日本侵占东北宣言》，表达了其立志报国的强烈愿望。随后，有130名燕京大学学生参加了北平（今北京）学联组织的南下请愿团，于11月28日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燕京大学校方还决定举行“爱国行动周运动”，并停课一周，以便全校师生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爱国运动。12月，在燕京大学组织的抗日游行中，司徒雷登和吴雷川亲率七八百名燕京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走出校园，在海淀镇和成府地区的主要街道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使燕京大学学生倍受鼓舞。后来，司徒雷登顶住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华北政府的压力，接收了50多名东北流亡学生到燕京大学继续学业。这些学生大多是抗日积极分子，其中的张兆麟和黄华等，后来成为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1934年，为了反对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不抵抗政策，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同北平其他学校的学生一道赴南京请愿示威。燕京大学的外籍教授强烈反对学生的这一举动，大多数中国教授都持中立态度。南下请愿团出发后，留校的学生与外籍教授对峙，不让他们开课。由于校方与学生之间的矛盾一时难以化解，只好急电正在美国出差的司徒雷登，希望他赶快回来，对学生施加影响。当他回到学校时，参加南下请愿团的燕京大学学生已返校。他立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发表讲话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他这番情真意切的话让全体师生大感意外，大家无不为之动容。于是，一场风波平息了，次日学生照常上课。为了不耽误南下同学的学业，燕京大学还把这一年的秋季考试推迟到来年春季进行。
燕京大学新闻系兼职讲师、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完成了对陕北抗日根据地的秘密采访回到北平后，多次在司徒雷登的住宅临湖轩为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师及学生代表放映他摄制的反映陕北苏区情况的影片和幻灯片，并将他在苏区拍摄的100多张照片拿给学生传看，让学子们第一次看到了传说中的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的形象，使他们萌发了去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想法。司徒雷登不仅安排专人负责支持学生前往大后方或转赴抗日根据地，而且还亲自向奔赴抗日前线的学生介绍来自根据地的联络人员，并为他们饯行。燕京大学校刊《燕京周刊》还首先连续发表了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等文章。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北大、清华等高校纷纷南迁。司徒雷登经反复斟酌，决定燕京大学继续留下来，为沦陷区的青年学子保留一处可免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净土”。为了保护燕京大学不受日军的骚扰，他重新出任燕京大学校长，并在校园中悬挂美国国旗，在校门口张贴“未经许可，日本军人不得擅自进入”的告示。有一天，20多名日本宪兵来到燕京大学校门前，要求搜查学生宿舍，抓捕一名共产党员学生。司徒雷登得到报告后，坚决拒绝了日本宪兵的要求。他表示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开办的学校，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任何外国人要进校园搜捕学生必须首先得到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的批准。他寸步不让的坚定态度，使日本宪兵退缩了，从此不敢再到燕京大学来找麻烦。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对日宣战的次日，也即1941年12月9日，司徒雷登突遭日本宪兵逮捕、关押，燕京大学也被迫关闭。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获释。在他的积极努力下，燕京大学于1945年10月10日从四川成都市迁回北平原址复校开课。
1946年7月15日，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从此告别了燕京大学。但他的辞呈却被燕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拒绝。直至次年春，他的燕京大学校长职务才被免除。在大使任期内，他曾先后5次回燕京大学，或参加校务委员会议，或参加校运会，或过圣诞节。1946年12月21日，他首次回燕京大学过圣诞节时，慷慨捐出大米和猪肉各400斤、冬笋80斤为全校学生加餐，并向全体师生发表了“中国需要和平建设”的演讲；1947年12月23日，他再次回燕京大学过圣诞节时，又以其大使津贴为学生加餐。
新中国成立后，燕京大学于1951年1月被改为公办大学。1952年，我国对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其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其工科并入清华大学，其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其校址“燕园”划归北京大学使用。从此，燕京大学这所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很高、环境优美的一流大学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题图 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工作照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