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立*生于台北市,现任时报周刊社的社长,也写旅游散文和小说,曾出版《匈奴》、《鸟人一族》、《一口咬定意大利》等书。
　　
　　朋友小丁夫妇的儿子刚满两岁,原来由丁妈妈照顾,最近被丁妈妈“退货”,倒不是说她不爱孙子,而是她“觉悟”了,决定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到处去走走玩玩。她对小丁说,被孩子绑住二十多年,被丈夫绑三十年,好不容易熬出头,不能再被孙子绑另一个二十年。
　　老太太想得那么开,享受人生,绝对是好事,只不过搞得小丁手忙脚乱,到处找托儿所找保姆,他们夫妻都上班,没法子专职带孩子。小丁还这么消遣我:
　　“你不是作家嘛,每天坐在家里闲着也闲着,要不要顺便当干爸?”
　　那晚我开了瓶酒,坐在窗前望着台北的夜色,挺感慨的,想起我在十岁那年当保姆的历史。历史,上面尽是灰,翻开扑鼻而来的潮味,酒精是唯一能帮心情消毒的工具吧。
　　小时候住在一个村子里,大部分的住户都是从南京中央造币厂迁来台湾的员工,说起话来,上海话、四川话、南京话、福建话、山东话交杂在日常生活里,造成日后我学习外文的一大潜在障碍──对不起,想起老妈骂我的话:功课不好,别乱找理由。
　　村子里每家的关系不仅是邻居,也是同事,还同事多年升华为朋友,有的互结亲家,更成亲戚,关系复杂,感情深厚。每到黄昏,一辆交通车把所有的爸爸送到村口,他们脱下衬衫长裤,穿着背心又聚在巷子里喝茶聊天,真是公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人生几乎全拧在一块儿。
　　父亲早逝,我妈也在村子内邻居的奔走下进了造币厂,那时我才小学一年级,放学回到家尚早,老妈经常加班,我又饿不得,每到晚饭时间,各家的妈妈都唤我去吃饭,我也老实不客气捧个碗,拎双筷子,从村子一号的沈伯伯家,吃到巷底四十四号刘阿姨家。
　　我是晚饭的流浪民族。因为大家的感情好,彼此照顾,我从没饿过一顿,甚至在十岁那年被同学起了个轰炸机的绰号,村子里居民的感情,凝结成为我肚皮上的丰富脂肪,经数十年的健身运动,迄今仍未完全消除。
　　村子是人的社会,有好事有坏事,有感情有爱情也有悲情。十岁那年林伯伯出了点意外住进医院,据说可能要住上半年十个月的,林伯母在餐厅当会计,每天工作分两段时间,中午和晚上,虽较自由,但总得到深夜才能回到家。林伯母的个性强,不肯找邻居帮忙照顾五岁的女儿珊珊,下午五点弄完珊珊的晚饭,赶着去餐厅,要珊珊乖乖在家早点上床睡觉。
　　珊珊真的很乖,从来不烦林伯母,直到有天晚上大约九点多,我妈发现珊珊抱着娃娃坐在巷子的路灯下,一问才知道,小女孩怕黑,得要有人陪着才能睡着,于是我妈回馈乡里的机会来了,她对我说:
　　“林伯伯和林伯母平常待你不薄,从今天起,你负责陪珊珊睡着觉才准回来。”
　　老妈交待的事一向没什么周年庆、年终回馈、跳楼大甩卖之类折扣可打,也不像菜市场能讨价还价,我只好乖乖抱着白话本《三国演义》去珊珊床头陪她睡觉,等她睡着再回家找我温暖可爱的被窝。如今回想,珊珊可能是唯一听“屯土山关公约三事、赵子龙单骑救主”当睡前故事的小女孩吧,真委屈她了。
　　有个晚上我和同学约了去放鞭炮,急着要珊珊睡觉,见她似睡未睡之际便先溜走,后来沈妈妈见珊珊又抱着娃娃坐在路灯下,才揭发我令人发指、不守道义的卑鄙行为。回家后我当然免不了挨老妈一顿好揍,邻居也都知道珊珊的事,每家排班去陪珊珊睡觉,我因信用不佳,被他们大人狠狠地排除在外,老妈一度走路都不敢抬头。
　　林伯伯住院后没再回来,林伯母更加辛苦,邻居轮流陪珊珊睡觉直到她七岁,有天林伯母提早下班才发现这件事,她满脸泪水一家一家地去道谢。总算这世上有个不计前嫌的大人,她也搂住我哭了许久,害我也陪着哭,哭我的一肚子委屈,哭“孔明挥泪斩马谡”呀。人不能犯错,像乌龟,翻身难,何况我也只不过去放个鞭炮罢了………
　　很久以前的事了,珊珊如今在哪里也不知道,但我当年犯的错该不该设法弥补呢?于是趁着酒意,我打电话给小丁,先问他儿子皮吗?再问那小子一天要吃喝几回?更问万一生个病拉个肚子什么的,我要不要赔?
　　小丁哈哈大笑,他说是跟我开玩笑的,天底下有哪个父母敢把孩子交到我手里,他说:
　　“你连篮球都抱不稳,别说抱孩子。”
　　有时,想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也很难。
　　环境改变,都会里一栋栋大楼,水泥拉大人的距离,钢筋使人的关系淡化、生锈。我回到窗前继续喝酒,忽然听到楼上那个小鬼又跳绳,碰碰碰的,我该不该上去找他老爸打一架?还有对门的,他为什么向居委会打小报告说我乱扔垃圾,也该打一架?我的单车放在楼梯间碍着谁,为什么两个车胎都被放气,要是让我逮到哪个人干的,再打一架?当个现代都会人挺辛苦,要打的架真不少。
　　算了,为了珊珊,都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