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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本文认为，对于文化自信，要摆脱一些思想上的误区，充分理解和认识文化自信的真正内涵和战略意蕴。文化自信的基本前提是文化自觉，基本态度是开放包容，基本方法是创新发展。进入新时代，更要克服挑战，提升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形成中华文化的整体气概、提升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文化自信；文化自觉；融合；创新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8）06-0069-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也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P13）。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化自信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或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习近平对文化自信多角度、多层次的论述和强调，一方面有利于营造坚定文化自信的社会舆论氛围；另一方面则有助于思想学术界在理论上予以拓展和深化。然而，当前的社会大众对于文化自信的基本认识，还存在一些误读和误解，对此，应及时梳理辨明，以免在实践中造成偏差。
一、关于文化自信的几个常见误区
文化自信既不是文化“他信”，又不是文化“盲信”。当前，对于文化自信的理解，存在几个常见的误区：
（一）提倡文化自信就是搞文化民粹主义
对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而言，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都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有学者所言，“文化是国家和民族认同的精神黏合剂，没有文化认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家和民族认同，就不可能树立爱国主义精神；文化是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上没有话语权，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是承载民族精神的载体，没有优秀文化支撑，就不可能具备由优秀文化传统所凝聚的民族精神；文化是以文化人和以德育人最重要的途径，一个民族没有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必然走向没落。”[2]因此，对于一个民族而言，重视以自身的民族精神以及文化自信、文化传统来培育国民特别是年轻人，能够有效地提升并强化本民族团结共进的精神力量。这与所谓的文化民粹主义者出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进行的口号式煽动，以及在某些文化现象之中表现出的对某种非理性的、宣泄情绪性的共识不加甄别地盲从，有本质区别。历史一再证明，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感强的民族，总是能团结一致抵御任何风险或是外来侵犯，最大程度地保持民族和国家的团结。因此，我们现在强调文化自信，出发点和立足点就是“推动中华民族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对此，一定要有正确理解和深刻认识。
（二）笼统抵制对某些消极文化观念或文化现象的正面批评
对某些消极文化观念或文化现象提出批评是促进文化健康发展的有力手段，但在有些人看来，自我批评就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是對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缺乏应有的认同。在这种缺乏弹性的舆论氛围下，正常的文化批评难以获得足够的阐述空间，文化气息显得沉闷、单调，阻滞了正常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创新，使文化自信渐渐沦为文化“盲信”。
（三）过度曲解或误读文化的地方化、族群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近年来，有一句据说是出自鲁迅的“名言”颇为流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对此，根据鲁迅研究专家袁良骏在《“地方色彩”·民族性·世界性》一文中的考证，这句话其实并非鲁迅原话。因为鲁迅曾在1934年4月19日致青年木刻家陈烟桥的一封信中，谈到木刻创作，顺便也谈及了文学，其原话为：“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3]（P81）很显然，鲁迅只是表明带有“地方色彩”的文学作品，更容易“为别国所注意”，乃至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但这并不完全等同于“越民族，就一定越世界”“越特殊，就一定越普遍”。一旦将必要条件转化为充分条件，就容易陷入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观念牢笼。这也表明了一些解读者对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辩证关系的模糊认识或有意误导。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是有基本前提和文化方向设定的，只有那些真正体现正能量、代表着一个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文化精髓的先进文化，才有资格和可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获得高度话语权。
（四）缺乏文化融合创新发展的胸襟和眼光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文化融合创新发展是一种常态。正常的文化自信既要彰显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坚定的信心，又要看到世界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文化之间的界线并非泾渭分明、可以简单“对号入座”的。譬如，以节日文化而言，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既是中国人的重大节日，又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重要节日，有的国家还将其设为法定节日。同样，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盛行的母亲节、感恩节等在中国也有不少的受众群体。这些都是跨文化交流和交融的正常现象，孕育着文化融合创新的契机和引爆点。因此，对于文化融合创新发展，要有世界眼光，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切不可画地为牢，错失更多整合利用世界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形态的机会。
二、如何准确全面地理解文化自信
（一）不忘本来：文化自信的基本前提是文化自觉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习近平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而这种“认知和运用”，需要建立在对中华文化达到一定自觉的基础上。对此，费孝通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4]（P195）。相比之下，当前社会大众对中华文化的不自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对中华原典性的原创思想缺乏历史辩证法的学理认知。譬如，中国儒学思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化，内容繁复，形态多样，一些人对原始儒学和被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政体改造过的儒家思想不作必要的区分，笼统地认为儒学和儒家充当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是导致中国近代积贫积弱与政治腐化的主因，应该予以摒弃。实际上，“儒家的抗议精神在中国有极突出的表现”。“五四”时期众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大加挞伐，使“原始儒家的真面目”[5]（P14-15）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掩盖。当前，这种全盘否定儒家思想的倾向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二是对一些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伦理思想或哲学命题缺乏正确或通达的领会。以讹传讹，流风所及，以致当前不少人都能对这些思想先贤提出的哲学命题进行“义正词严”的浅薄批判，可见其对传统的思想遗产何等缺乏清醒和自觉。比如，孔子提出“君臣父子”论，朱熹提出的“天理人欲”论等思想，在当前的传播领域普遍存在以字面意义代替内指意义，以现代解读代替原初意涵的错误倾向。在对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缺乏自觉认识的情况下，坚定文化自信无疑是一句空话。对此种情形，杜维明先生曾不无感慨地引述王阳明的诗句说：“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1
三是对一些消极落后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现象作片面的拔高和美化，生硬地将其从赖以生存的原生社会环境中剥离出来，进行别有用心的改造和利用，既经不起现代法治理念的检验，又与当前国家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相容。譬如，一些人打着复兴传统文化的旗号，以商业运作的手段，将迷信巫术、算命占卜、阴阳风水、神医妙药等陈腐文化推上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
习近平一再强调，我们需要继承发展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不是笼统的“传统文化”，“不忘本来”指向的是对华夏儿女安身立命奋发有为、对中华民族繁荣富强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文化血脉和历史基因。忽略这一点，就意味着我们将背负沉重的文化包袱，对于“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是极其不利的。
2017年1月25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核心思想理念，如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惠民安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二是中华传统美德，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三是中华人文精神，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
（二）吸收外来：文化自信的基本态度是开放包容
首先，文化自信并不是一种唯我独尊、自我封闭的内向心态，而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放心态。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封闭自守就必然倒退落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且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进行翻天覆地的共产主义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与中国旧式的农民起义、宫廷政变、武装夺权所奉行的“王侯将相，寧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改朝换代、“江山轮流坐”等政治理念相比，以改造整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和社会面貌为己任的共产主义“革命文化”，在根本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吸收外来”的文化。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革命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艰苦奋斗、英勇献身、联系群众、团结守纪等优良党风政风为标志，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为代表，具有强大的政治引领和社会动员作用。显然，这一文化是外来革命思想的种子撒播于中国文化土壤结出的硕果。
其次，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必须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这是自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来我们党就一再强调的基本思想。“百花齐放”是1951年提出来的，主要针对艺术创作问题；“百家争鸣”是1953年提出来的，主要针对学术讨论问题。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个整体即“双百”方针正式确立下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必须“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这是对“双百”方针的进一步明确和深化，即要将政治原则问题与思想认识、学术观点问题作必要的区分，既要避免将政治问题学术化，又要防止将思想认识问题政治化。
（三）面向未来：文化自信的基本方法是创新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面向未来，着眼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包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教育模式，以及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观念，但要辨析其与某些西方观念和制度的本质区别，避免“食洋不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要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部分构成。其中，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继承和发扬，而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言，如何创新发展是当务之急。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发展必须树立三个基本视野：
一是文化产业化的视野。受传统文化重义轻利思想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的文化建设长期以来过于偏重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效益，文化的经济功能受到抑制，极大束缚了自身的生命力和传播力。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6]（P185）。这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于文化创新发展的认识，有助于发掘和增强文化的造血功能。当前，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主要依靠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孔子学堂，开展公益性为主的文化交流活动来推动。相比之下，欧美国家的文化产品（如美国的影片、音乐，欧洲的书籍和时尚文化产品等）大都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进入我国消费领域，形成了严重的不对等。从近代以来，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人文交流层面先后经历了先生思维、学生思维和当前的朋友思维，但更迫切需要建立的是商业意义上的“用户思维”[7]，即通过文化产业化的方式把我们的文化产品及其承载的价值观“销售”给西方消费者，这样我们的文化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是文化国际化的视野。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逐步得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中国文化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还存在习近平所说的“三差”状况，即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真实形象与西方印象的“反差”，软实力与硬实力的“落差”[6]（P212）。因此，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着重强调：我们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实现这一目标，文化建设就必须具备国际化的视野，尤其是发展新的文化业态，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迎合国内少数群体的审美趣味和消费诉求，而要着力创新对外话语的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让中国声音赢得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认同。
三是文化观念化的视野。价值观念是文化的灵魂。“核心价值观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8]（P189）任何文化都承载着文化创造主体的价值观念，忽视产品背后所传达的人文观念，就意味着忽视产品本身。中国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一度受到国内外不少观众诟病，主要在于其动漫形象表现出明显的暴力倾向，因而在市场中也受到了一些抵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当中国向世界生产商品的时候，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大国，当中国能够向世界提供思想产品的时候，我才认为它是一个大国。”[9]（P350）中国文化要创新发展，必须把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核心价值理念通过各种文化样式和载体传达出来，努力赢得文化受众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
三、如何用文化自信
去克服挑战，讲好中国故事
（一）通过文化自信形成中华文化的整体气概、提升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着多元社会思潮的复杂文化局面。在种种挑战之下，中国文化传播与散发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中国故事的传播效力亦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减，但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大势已经形成，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与辐射力越来越大亦是不争的事实。实践证明，符合文化发展规律、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指引中华文明发展未来的伟大事业，都是在克服重重考验、战胜种种挑战，逐渐发展与壮大的过程中，激发出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进而给人民群众带来越来越强的文化自信。[2]
当前，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更需要我们大力研究、培育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先进元素，并将其更好地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相融合、相促进。在国际国内思想文化领域多元、多样、多变，各种社会思潮交流、交融、交锋的现实中，更需要我们下大气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有效整合，真正形成中华文化的整体气概、提升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进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与精神力量。
（二）坚持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相互激荡，迫切需要我们坚持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用文化的方式宣传中华文化与中国道路，把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们党九十多年推动中国道路不断创新发展的伟大实践与成就，转化为世界性的话语影响力，进而为我们提升文化自信注入新的能量和动力。
一是要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我们要努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实现启人入“道”、引人悟“道”，更加有效地传播中国理念，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二是要挖掘好當代中国发展的先进理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风生水起，全面从严治党激浊扬清，中国经济发展亮点纷呈，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合作不断推进，亿万中国人民埋头实干，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更多更新的鲜活素材。我们要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努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故事、讲好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讲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加深世界对中华传统文明和现代文化的了解，增强各国对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实践与伟大成就的认识，生动直接地展现一个和平发展、多姿多彩、文明进步的中国，让中国形象深入人心，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2016年7月1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单行本）， 2016.
[2] 陈先达.文化自信是对民族生命力的自信[N].人民日 报，2017-07-25（07）.
[3] 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6.
[5] 杜维明.儒家精神取向的当代价值[M].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6.
[6]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2017.
[7] 蒋好书.文化走出去要有“用户思维”[N].人民日报， 2017-11-07（24）.
[8]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 社，人民出版社，2016.
[9] 王帆.大国外交[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关键词：文化自信；文化自觉；融合；创新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8）06-0069-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也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P13）。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化自信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或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习近平对文化自信多角度、多层次的论述和强调，一方面有利于营造坚定文化自信的社会舆论氛围；另一方面则有助于思想学术界在理论上予以拓展和深化。然而，当前的社会大众对于文化自信的基本认识，还存在一些误读和误解，对此，应及时梳理辨明，以免在实践中造成偏差。
一、关于文化自信的几个常见误区
文化自信既不是文化“他信”，又不是文化“盲信”。当前，对于文化自信的理解，存在几个常见的误区：
（一）提倡文化自信就是搞文化民粹主义
对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而言，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都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有学者所言，“文化是国家和民族认同的精神黏合剂，没有文化认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家和民族认同，就不可能树立爱国主义精神；文化是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上没有话语权，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是承载民族精神的载体，没有优秀文化支撑，就不可能具备由优秀文化传统所凝聚的民族精神；文化是以文化人和以德育人最重要的途径，一个民族没有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必然走向没落。”[2]因此，对于一个民族而言，重视以自身的民族精神以及文化自信、文化传统来培育国民特别是年轻人，能够有效地提升并强化本民族团结共进的精神力量。这与所谓的文化民粹主义者出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进行的口号式煽动，以及在某些文化现象之中表现出的对某种非理性的、宣泄情绪性的共识不加甄别地盲从，有本质区别。历史一再证明，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感强的民族，总是能团结一致抵御任何风险或是外来侵犯，最大程度地保持民族和国家的团结。因此，我们现在强调文化自信，出发点和立足点就是“推动中华民族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对此，一定要有正确理解和深刻认识。
（二）笼统抵制对某些消极文化观念或文化现象的正面批评
对某些消极文化观念或文化现象提出批评是促进文化健康发展的有力手段，但在有些人看来，自我批评就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是對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缺乏应有的认同。在这种缺乏弹性的舆论氛围下，正常的文化批评难以获得足够的阐述空间，文化气息显得沉闷、单调，阻滞了正常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创新，使文化自信渐渐沦为文化“盲信”。
（三）过度曲解或误读文化的地方化、族群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近年来，有一句据说是出自鲁迅的“名言”颇为流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对此，根据鲁迅研究专家袁良骏在《“地方色彩”·民族性·世界性》一文中的考证，这句话其实并非鲁迅原话。因为鲁迅曾在1934年4月19日致青年木刻家陈烟桥的一封信中，谈到木刻创作，顺便也谈及了文学，其原话为：“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3]（P81）很显然，鲁迅只是表明带有“地方色彩”的文学作品，更容易“为别国所注意”，乃至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但这并不完全等同于“越民族，就一定越世界”“越特殊，就一定越普遍”。一旦将必要条件转化为充分条件，就容易陷入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观念牢笼。这也表明了一些解读者对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辩证关系的模糊认识或有意误导。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是有基本前提和文化方向设定的，只有那些真正体现正能量、代表着一个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文化精髓的先进文化，才有资格和可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获得高度话语权。
（四）缺乏文化融合创新发展的胸襟和眼光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文化融合创新发展是一种常态。正常的文化自信既要彰显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坚定的信心，又要看到世界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文化之间的界线并非泾渭分明、可以简单“对号入座”的。譬如，以节日文化而言，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既是中国人的重大节日，又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重要节日，有的国家还将其设为法定节日。同样，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盛行的母亲节、感恩节等在中国也有不少的受众群体。这些都是跨文化交流和交融的正常现象，孕育着文化融合创新的契机和引爆点。因此，对于文化融合创新发展，要有世界眼光，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切不可画地为牢，错失更多整合利用世界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形态的机会。
二、如何准确全面地理解文化自信
（一）不忘本来：文化自信的基本前提是文化自觉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习近平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而这种“认知和运用”，需要建立在对中华文化达到一定自觉的基础上。对此，费孝通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4]（P195）。相比之下，当前社会大众对中华文化的不自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对中华原典性的原创思想缺乏历史辩证法的学理认知。譬如，中国儒学思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化，内容繁复，形态多样，一些人对原始儒学和被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政体改造过的儒家思想不作必要的区分，笼统地认为儒学和儒家充当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是导致中国近代积贫积弱与政治腐化的主因，应该予以摒弃。实际上，“儒家的抗议精神在中国有极突出的表现”。“五四”时期众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大加挞伐，使“原始儒家的真面目”[5]（P14-15）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掩盖。当前，这种全盘否定儒家思想的倾向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二是对一些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伦理思想或哲学命题缺乏正确或通达的领会。以讹传讹，流风所及，以致当前不少人都能对这些思想先贤提出的哲学命题进行“义正词严”的浅薄批判，可见其对传统的思想遗产何等缺乏清醒和自觉。比如，孔子提出“君臣父子”论，朱熹提出的“天理人欲”论等思想，在当前的传播领域普遍存在以字面意义代替内指意义，以现代解读代替原初意涵的错误倾向。在对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缺乏自觉认识的情况下，坚定文化自信无疑是一句空话。对此种情形，杜维明先生曾不无感慨地引述王阳明的诗句说：“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1
三是对一些消极落后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现象作片面的拔高和美化，生硬地将其从赖以生存的原生社会环境中剥离出来，进行别有用心的改造和利用，既经不起现代法治理念的检验，又与当前国家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相容。譬如，一些人打着复兴传统文化的旗号，以商业运作的手段，将迷信巫术、算命占卜、阴阳风水、神医妙药等陈腐文化推上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
习近平一再强调，我们需要继承发展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不是笼统的“传统文化”，“不忘本来”指向的是对华夏儿女安身立命奋发有为、对中华民族繁荣富强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文化血脉和历史基因。忽略这一点，就意味着我们将背负沉重的文化包袱，对于“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是极其不利的。
2017年1月25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核心思想理念，如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惠民安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二是中华传统美德，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三是中华人文精神，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
（二）吸收外来：文化自信的基本态度是开放包容
首先，文化自信并不是一种唯我独尊、自我封闭的内向心态，而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放心态。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封闭自守就必然倒退落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且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进行翻天覆地的共产主义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与中国旧式的农民起义、宫廷政变、武装夺权所奉行的“王侯将相，寧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改朝换代、“江山轮流坐”等政治理念相比，以改造整个国家的权力结构和社会面貌为己任的共产主义“革命文化”，在根本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吸收外来”的文化。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革命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艰苦奋斗、英勇献身、联系群众、团结守纪等优良党风政风为标志，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为代表，具有强大的政治引领和社会动员作用。显然，这一文化是外来革命思想的种子撒播于中国文化土壤结出的硕果。
其次，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必须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这是自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来我们党就一再强调的基本思想。“百花齐放”是1951年提出来的，主要针对艺术创作问题；“百家争鸣”是1953年提出来的，主要针对学术讨论问题。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个整体即“双百”方针正式确立下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必须“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这是对“双百”方针的进一步明确和深化，即要将政治原则问题与思想认识、学术观点问题作必要的区分，既要避免将政治问题学术化，又要防止将思想认识问题政治化。
（三）面向未来：文化自信的基本方法是创新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面向未来，着眼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包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教育模式，以及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观念，但要辨析其与某些西方观念和制度的本质区别，避免“食洋不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要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部分构成。其中，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继承和发扬，而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言，如何创新发展是当务之急。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发展必须树立三个基本视野：
一是文化产业化的视野。受传统文化重义轻利思想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的文化建设长期以来过于偏重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效益，文化的经济功能受到抑制，极大束缚了自身的生命力和传播力。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6]（P185）。这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于文化创新发展的认识，有助于发掘和增强文化的造血功能。当前，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主要依靠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设立孔子学院、孔子学堂，开展公益性为主的文化交流活动来推动。相比之下，欧美国家的文化产品（如美国的影片、音乐，欧洲的书籍和时尚文化产品等）大都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进入我国消费领域，形成了严重的不对等。从近代以来，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人文交流层面先后经历了先生思维、学生思维和当前的朋友思维，但更迫切需要建立的是商业意义上的“用户思维”[7]，即通过文化产业化的方式把我们的文化产品及其承载的价值观“销售”给西方消费者，这样我们的文化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是文化国际化的视野。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逐步得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中国文化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还存在习近平所说的“三差”状况，即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真实形象与西方印象的“反差”，软实力与硬实力的“落差”[6]（P212）。因此，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着重强调：我们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实现这一目标，文化建设就必须具备国际化的视野，尤其是发展新的文化业态，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迎合国内少数群体的审美趣味和消费诉求，而要着力创新对外话语的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让中国声音赢得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认同。
三是文化观念化的视野。价值观念是文化的灵魂。“核心价值观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8]（P189）任何文化都承载着文化创造主体的价值观念，忽视产品背后所传达的人文观念，就意味着忽视产品本身。中国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一度受到国内外不少观众诟病，主要在于其动漫形象表现出明显的暴力倾向，因而在市场中也受到了一些抵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认为：“当中国向世界生产商品的时候，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大国，当中国能够向世界提供思想产品的时候，我才认为它是一个大国。”[9]（P350）中国文化要创新发展，必须把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核心价值理念通过各种文化样式和载体传达出来，努力赢得文化受众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
三、如何用文化自信
去克服挑战，讲好中国故事
（一）通过文化自信形成中华文化的整体气概、提升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着多元社会思潮的复杂文化局面。在种种挑战之下，中国文化传播与散发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中国故事的传播效力亦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减，但是，中华文化自信的大势已经形成，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与辐射力越来越大亦是不争的事实。实践证明，符合文化发展规律、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指引中华文明发展未来的伟大事业，都是在克服重重考验、战胜种种挑战，逐渐发展与壮大的过程中，激发出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进而给人民群众带来越来越强的文化自信。[2]
当前，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更需要我们大力研究、培育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先进元素，并将其更好地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相融合、相促进。在国际国内思想文化领域多元、多样、多变，各种社会思潮交流、交融、交锋的现实中，更需要我们下大气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有效整合，真正形成中华文化的整体气概、提升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进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与精神力量。
（二）坚持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相互激荡，迫切需要我们坚持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用文化的方式宣传中华文化与中国道路，把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们党九十多年推动中国道路不断创新发展的伟大实践与成就，转化为世界性的话语影响力，进而为我们提升文化自信注入新的能量和动力。
一是要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我们要努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实现启人入“道”、引人悟“道”，更加有效地传播中国理念，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二是要挖掘好當代中国发展的先进理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风生水起，全面从严治党激浊扬清，中国经济发展亮点纷呈，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合作不断推进，亿万中国人民埋头实干，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更多更新的鲜活素材。我们要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努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故事、讲好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讲好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加深世界对中华传统文明和现代文化的了解，增强各国对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实践与伟大成就的认识，生动直接地展现一个和平发展、多姿多彩、文明进步的中国，让中国形象深入人心，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2016年7月1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单行本）， 2016.
[2] 陈先达.文化自信是对民族生命力的自信[N].人民日 报，2017-07-25（07）.
[3] 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6.
[5] 杜维明.儒家精神取向的当代价值[M].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6.
[6]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2017.
[7] 蒋好书.文化走出去要有“用户思维”[N].人民日报， 2017-11-07（24）.
[8]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 社，人民出版社，2016.
[9] 王帆.大国外交[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