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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张公仁（1950—），男，河南省沁阳市柏香镇杨林村人，小学高级教师。初中毕业后，1969年在杨林中学成为民办教师，1989年被评为中教二级，2002年被评为小学高级。经历了31年的坚持，终于在2000年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一、走上教学岗位
我出生于1950年，12岁南寻完小①毕业升初中，我们这一届杨林村中只有我考上了初中。1963年秋天，我开始在沁阳市第二中学读初中，因“文化大革命”停课2年，1968年3月才毕业。初中毕业恰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此我又回到了村里。由于当时初高中毕业生特别少，初中毕业后回到村里的都会受到重视，或者成为村干部，或者成为民办教师等。回到家后，村里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②找到我，说考虑到我家是“贫农成分”，我又有初中学历，推荐我到杨林学校担任教师。
1968年，我去学校只干了20多天就回家跟着生产队下地劳动了，真正成为民办教师是在1969年5月。当时家里面也都很支持我。尽管不比公办教师，但相对于公社社员每天下地劳动挣工分③，民办教师可以通过参与教学等学校活动，每月记二十七八个工，即二百七八十个分。周围的农民社员也很羡慕我，因为学校教学不像干农活既重又累，我不必像他们一样风吹日晒地到地里劳动，也不用担心因为刮风下雨得不到工分。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师被称为“臭老九”。不管教师还是学生都得思想好，所以要经常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但是当时我比较注重教学，就有人批判我，“你觉悟不高，是一个‘白专道’！”所谓“白”就是对学生政治思想教育不多，只重视文化知识教育。我只能接受批评，在教学中适当改正。而随着“文革”结束，这种形势就得到了转变。
二、坚持不懈的41年：31年 10年
1.工作地点的多次变更
（1）杨林中学：教学生涯的起点
1969年到1994年我一直都在杨林学校教学。“文革”前后，杨林学校特别是杨林中学因为出色的自制教具很出名，当时总有其他学校到这里参观学习。
事实上，成为教师的第一年，我教的是小学四年级。一年之后，由于中学缺教师，我才调到了中学。我当时从六年级④开始教起，一直带到八年级学生初中毕业。当时，班上有40多个孩子，很多是外村、外乡的孩子。那时候虽然没有得到什么荣誉称号，但也很有成就感，因为很多外村的学生通过各种关系转到杨林学校，转到我所教的班级。
（2）西乡小学：从中学教师转为小学教师
1994年，葛村乡政府取消了杨林、东乡、伏背、上辇中学几个教学点，整个乡的学生集中到葛村中学读初中。集中之后，需要的初中教师少了。同年，可能由于自己是专科学历（后来进修的），我被分配到了西乡小学，在这里工作了8年。
刚来的时候，忽然从中学教师转为小学教师，有很多不适应。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有较大地转变，不断进行摸索。而且西乡小学离家远，不管是刮风还是雨雪天气每天都得骑自行车上班：早上6点多起来，8点多回家吃饭，9点多开始上课，11点再回去，下午1点再回到学校开始上课，还挺辛苦。不过，我在教学方面很用心，调到西乡的第一年，所教的班级一年4次考试（两次期中两次期末）每次都是全乡第一。因为这个，第二年小葛村的四五年级学生也都转来西乡读书了。这期间政府开始辞退民办教师，由于我之前参加过进修，学历得到提升，其他方面也达到转正条件，在2000年成功转为公办教师。
（3）杨林小学：校园从繁盛走向衰落
2002年春，由于母亲生病，我申请调回杨林学校。这时的杨林学校已没有了昔日的繁盛，只剩下小学。同年秋天，杨林小学的四五年级也要合并到南寻小学，而我留在了杨林小学。合并之后，学校只剩下一二三年级和学前班，留下了4个教师，一个人负责一个班。
2002年秋，杨林小学经过合并后，成为了只剩下一二三年级的村级小学。而杨林中学之所以从当初的繁盛走向后来的落寞，和村庄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几十年来，杨林学校仍在使用“文革”时期的教学楼，2000年左右越发显得破落，学校面积日渐变小，大片地被村里划出成为居民住宅地。而相邻的南寻小学、南王小学，盖有新教学楼，有更优秀的教学环境，自然与后者合并了。
（4）南寻小学：教学生涯的最后一站
2006年，杨林小学最后只剩下三间老房子供一二三年级的孩子上学，最终被全部合并到邻村的南寻小学，我也随之调至此，直至退休。
当时的南寻小学拥有3座教学楼，后来政府又拨款盖了2座教学楼，一共有6个年级，七八个班，个别年级学生多会有2个班，全校有十几个教师，原来在杨林教学的教师大部分都调来这里。教学环境也比原来好多了，不仅有了教学楼，桌椅整齐一致，还有了电教仪器—投影仪。刚调过去的时候，刚好有个老师生病，我就接手这个老师的班，带了将近一年的毕业班—六年级⑤的课。第二年秋季开学时，我开始从一年级带班，一直带到四年级，即2010年，我退休的那年。
2.坚定的选择与追求
（1）由新教师成为有经验的教师
1969年，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懂，那时候也很少有人静下心来研究教学。由于年轻，有想法，我就自己经常“偷”看老教师如何教学、如何备课，然后根据教材内容自己摸索学习。后来的培训、教研组等平台让我的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成熟。
首先，培训与学历提升。“文革”后期，每年的秋季，我们都要接受培训学习。不过那时候大部分是政治学习，即领导讲话，大家坐在一起讨论领导的讲话。也有教学业务方面的培训，如古文、数学等。教学业务的培训很受益，市里面会专门请老教师来给我们讲如何教学、如何讲课，我自己回去之后会模仿学习，再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进摸索。
后来，政策要求教小学的教师要有专科文凭，教中学的教师要有本科文凭。我也开始提升学历。1990年，沁阳市教研室组织我们报了河南卫星电视师范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的假期培训，即周末去听课，教育学院聘请教授或者讲师来给我们讲课、辅导。1993年我获得了相应的大专毕业证书。大学教授读的书多，知识面非常广，听他们讲课，讲如何分析词语，非常有意思。回来之后我会把自己学到的、听到的讲给学生听，把这些潜移默化地融入到自己的教学里。 转成公办教师之后，基本上每年教育局都会安排培训。其实我上课已经很有经验，不过想到自己的教学思想与专业知识可能还不够完善，仍觉得能参加培训是好事情。通过培训，自己可以学习到很多新鲜的教育思想与方法，对教学很有帮助。
其次，教研组活动。20世纪80年代左右，杨林中学从一年级到八年级总共有二十几个教师，我们五六个语文教师组成语文教研组，经常搞教研活动。大家集中到会议室里，由有经验的教研组长给出一个方向或议题，一起讨论。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成长了很多，特别当在教学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互相讨论，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启发。教师之间也会轮流听课，听完之后，听课教师和授课教师相互讨论，指出哪些做得好，哪些是需要改进的。当时校长、教导主任也会经常听我的课，为我提意见，讨论改进办法，这一过程中往往有更多思考。
后来的西乡小学、杨林小学，由于班级少、学生少、教师少就没有了教研组。2006年，乡中心小学开始组织全乡教师一起参加教研活动，每周两次。但是，小学教师往往一个人负责一个班，为了参加教研活动，不得不来回调课。乡中心校通常组织教师集体备课，然后一一发言，与其他教师相互讨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最初的几周，大家热情很高，思想相互碰撞，不断进步。但是到了后期，由于每个教师在自己学校事情较多，很忙，还要每周跑来跑去地备课开会，不免有抱怨情绪，教研会议的效果也不如最初。
再次，获得各种荣誉。1994年学生的一篇作文获得了全国中小学作文竞赛三等奖，我也荣获了第九届全国中小学生学作文竞赛育才奖;1997年，我撰写的《开发思路 激发兴趣 提高小学生写作能力》一文在焦作市小学作文教学研讨会上被评为一等奖;2000年，因为在教学工作中班级管理与教学成绩显著，我被评为学校的模范班主任;2001年因为所教班级成绩显著，被评为“乡模范教师”。这些荣誉的获得，既是对自己努力的肯定，也是一种激励。
（2）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从我的经历来看，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的工作环境与工作任务是差不多的，最大的区别在工资与发展速度。转为公办教师前我的工资最多也不过几百块钱，而之后最初每月就有两千多块。此外，民办教师需要每3年续约一次，而且职称评定方面很吃亏。我感觉很多民办教师都很尽心尽力，教学成绩也不差，但是可能因为学历或者其他原因没有转正，被辞退，很可惜。
（3）从中学教师转为小学教师
从中学教师转为小学教师，还是有很大不同。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有较大不同。例如，中学语文重视的是“段、篇”，而小学语文则重视“字、词”。还有就是从只教一个学科转为教小学全科，教学任务比中学更重。小学教师少，差不多就是一个教师负责一个班，这个班所有的课都是我教，数学、语文、自然、品德等，什么课都得担着。由于自己没有相关的知识与方法，也没有那么多精力，难以顾全所有课程，如体育课就只能让学生们在外面自由活动，也很无奈。
三、我的家庭生活：由贫困走向相对小康
1.“文革”时期：贫穷的家庭生活
“文革”期间，民办教师都是挣工分再加上一些补助。我刚成为民办教师的时候是没有补助的，后来每月有了4块钱补助。当时不许做生意，人们除了挣工分，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民办教师，每月基本是满工，所以分到的东西会比一般农民多一些，而且不用那么累，还有周末，再加上补助，就比农民好多了。所以，当时在农村能够成为一名教师是很不错的。不过，由于我是家里老大，兄弟姊妹也多，家里光景不太好过。为帮衬家里，我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现在想来也略有遗憾，不过生活大概就是这样，有得有失。
到了成家的年龄，也有很多人介绍对象。由于在农村，介绍的对象也都是农村的。不过，对女方而言，媒人一说“男方是个教师”，就会想到对方工作比较稳定，比较可靠。可是除了工作，很多家庭也要求男方有房子等条件。而我们家当时比较困难，兄弟3个，只有一座房。最终，25岁的时候，我借别人家的房子结了婚，住了好些年，才盖了自己的房子。
2.土地制度改革后：逐渐提高的教师待遇
1982年，土地下放⑥，生产队把土地分到每家每户自己种。不用记工分，民办教师开始领工资，每月好像是几十块钱。此后工资也不断地涨，我记得在转成公办教师之前，工资最多涨到了200多块。不过与公办教师相比差距还是很大。此外，由于我是农村户口，有地，星期天也会抽时间去地里干活。所以工作日忙教学，周末忙地里活，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一直没太重视。
1987年，我的儿子开始上初中，我刚好教他。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也没太重视他的学习。我白天上课，晚上回去批改作业，很少对他进行单独辅导。不过，孩子也挺争气，在中考的时候成功考上了沁阳最好的高中沁阳一中，现在则在郑州一所大学当教师。对女儿的愧疚多一些。她比哥哥小4岁，初中毕业就没再上学。虽然当时生活水平与“文革”相比有了较大地改善，但是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花销比较大，还是有些拮据的。
3.转正之后：苦尽甘来的“后教师”生活
2000年，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之后，工资也随之上涨，每月拿到了2 000多块，教师待遇越来越好。儿子读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女儿虽然没上学，在家里也找了份工作。总之，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就越来越好了，自己也越来越懂得知足和珍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任媛媛）
一、走上教学岗位
我出生于1950年，12岁南寻完小①毕业升初中，我们这一届杨林村中只有我考上了初中。1963年秋天，我开始在沁阳市第二中学读初中，因“文化大革命”停课2年，1968年3月才毕业。初中毕业恰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此我又回到了村里。由于当时初高中毕业生特别少，初中毕业后回到村里的都会受到重视，或者成为村干部，或者成为民办教师等。回到家后，村里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②找到我，说考虑到我家是“贫农成分”，我又有初中学历，推荐我到杨林学校担任教师。
1968年，我去学校只干了20多天就回家跟着生产队下地劳动了，真正成为民办教师是在1969年5月。当时家里面也都很支持我。尽管不比公办教师，但相对于公社社员每天下地劳动挣工分③，民办教师可以通过参与教学等学校活动，每月记二十七八个工，即二百七八十个分。周围的农民社员也很羡慕我，因为学校教学不像干农活既重又累，我不必像他们一样风吹日晒地到地里劳动，也不用担心因为刮风下雨得不到工分。
“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师被称为“臭老九”。不管教师还是学生都得思想好，所以要经常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但是当时我比较注重教学，就有人批判我，“你觉悟不高，是一个‘白专道’！”所谓“白”就是对学生政治思想教育不多，只重视文化知识教育。我只能接受批评，在教学中适当改正。而随着“文革”结束，这种形势就得到了转变。
二、坚持不懈的41年：31年 10年
1.工作地点的多次变更
（1）杨林中学：教学生涯的起点
1969年到1994年我一直都在杨林学校教学。“文革”前后，杨林学校特别是杨林中学因为出色的自制教具很出名，当时总有其他学校到这里参观学习。
事实上，成为教师的第一年，我教的是小学四年级。一年之后，由于中学缺教师，我才调到了中学。我当时从六年级④开始教起，一直带到八年级学生初中毕业。当时，班上有40多个孩子，很多是外村、外乡的孩子。那时候虽然没有得到什么荣誉称号，但也很有成就感，因为很多外村的学生通过各种关系转到杨林学校，转到我所教的班级。
（2）西乡小学：从中学教师转为小学教师
1994年，葛村乡政府取消了杨林、东乡、伏背、上辇中学几个教学点，整个乡的学生集中到葛村中学读初中。集中之后，需要的初中教师少了。同年，可能由于自己是专科学历（后来进修的），我被分配到了西乡小学，在这里工作了8年。
刚来的时候，忽然从中学教师转为小学教师，有很多不适应。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有较大地转变，不断进行摸索。而且西乡小学离家远，不管是刮风还是雨雪天气每天都得骑自行车上班：早上6点多起来，8点多回家吃饭，9点多开始上课，11点再回去，下午1点再回到学校开始上课，还挺辛苦。不过，我在教学方面很用心，调到西乡的第一年，所教的班级一年4次考试（两次期中两次期末）每次都是全乡第一。因为这个，第二年小葛村的四五年级学生也都转来西乡读书了。这期间政府开始辞退民办教师，由于我之前参加过进修，学历得到提升，其他方面也达到转正条件，在2000年成功转为公办教师。
（3）杨林小学：校园从繁盛走向衰落
2002年春，由于母亲生病，我申请调回杨林学校。这时的杨林学校已没有了昔日的繁盛，只剩下小学。同年秋天，杨林小学的四五年级也要合并到南寻小学，而我留在了杨林小学。合并之后，学校只剩下一二三年级和学前班，留下了4个教师，一个人负责一个班。
2002年秋，杨林小学经过合并后，成为了只剩下一二三年级的村级小学。而杨林中学之所以从当初的繁盛走向后来的落寞，和村庄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几十年来，杨林学校仍在使用“文革”时期的教学楼，2000年左右越发显得破落，学校面积日渐变小，大片地被村里划出成为居民住宅地。而相邻的南寻小学、南王小学，盖有新教学楼，有更优秀的教学环境，自然与后者合并了。
（4）南寻小学：教学生涯的最后一站
2006年，杨林小学最后只剩下三间老房子供一二三年级的孩子上学，最终被全部合并到邻村的南寻小学，我也随之调至此，直至退休。
当时的南寻小学拥有3座教学楼，后来政府又拨款盖了2座教学楼，一共有6个年级，七八个班，个别年级学生多会有2个班，全校有十几个教师，原来在杨林教学的教师大部分都调来这里。教学环境也比原来好多了，不仅有了教学楼，桌椅整齐一致，还有了电教仪器—投影仪。刚调过去的时候，刚好有个老师生病，我就接手这个老师的班，带了将近一年的毕业班—六年级⑤的课。第二年秋季开学时，我开始从一年级带班，一直带到四年级，即2010年，我退休的那年。
2.坚定的选择与追求
（1）由新教师成为有经验的教师
1969年，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懂，那时候也很少有人静下心来研究教学。由于年轻，有想法，我就自己经常“偷”看老教师如何教学、如何备课，然后根据教材内容自己摸索学习。后来的培训、教研组等平台让我的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成熟。
首先，培训与学历提升。“文革”后期，每年的秋季，我们都要接受培训学习。不过那时候大部分是政治学习，即领导讲话，大家坐在一起讨论领导的讲话。也有教学业务方面的培训，如古文、数学等。教学业务的培训很受益，市里面会专门请老教师来给我们讲如何教学、如何讲课，我自己回去之后会模仿学习，再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进摸索。
后来，政策要求教小学的教师要有专科文凭，教中学的教师要有本科文凭。我也开始提升学历。1990年，沁阳市教研室组织我们报了河南卫星电视师范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的假期培训，即周末去听课，教育学院聘请教授或者讲师来给我们讲课、辅导。1993年我获得了相应的大专毕业证书。大学教授读的书多，知识面非常广，听他们讲课，讲如何分析词语，非常有意思。回来之后我会把自己学到的、听到的讲给学生听，把这些潜移默化地融入到自己的教学里。 转成公办教师之后，基本上每年教育局都会安排培训。其实我上课已经很有经验，不过想到自己的教学思想与专业知识可能还不够完善，仍觉得能参加培训是好事情。通过培训，自己可以学习到很多新鲜的教育思想与方法，对教学很有帮助。
其次，教研组活动。20世纪80年代左右，杨林中学从一年级到八年级总共有二十几个教师，我们五六个语文教师组成语文教研组，经常搞教研活动。大家集中到会议室里，由有经验的教研组长给出一个方向或议题，一起讨论。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成长了很多，特别当在教学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互相讨论，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启发。教师之间也会轮流听课，听完之后，听课教师和授课教师相互讨论，指出哪些做得好，哪些是需要改进的。当时校长、教导主任也会经常听我的课，为我提意见，讨论改进办法，这一过程中往往有更多思考。
后来的西乡小学、杨林小学，由于班级少、学生少、教师少就没有了教研组。2006年，乡中心小学开始组织全乡教师一起参加教研活动，每周两次。但是，小学教师往往一个人负责一个班，为了参加教研活动，不得不来回调课。乡中心校通常组织教师集体备课，然后一一发言，与其他教师相互讨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最初的几周，大家热情很高，思想相互碰撞，不断进步。但是到了后期，由于每个教师在自己学校事情较多，很忙，还要每周跑来跑去地备课开会，不免有抱怨情绪，教研会议的效果也不如最初。
再次，获得各种荣誉。1994年学生的一篇作文获得了全国中小学作文竞赛三等奖，我也荣获了第九届全国中小学生学作文竞赛育才奖;1997年，我撰写的《开发思路 激发兴趣 提高小学生写作能力》一文在焦作市小学作文教学研讨会上被评为一等奖;2000年，因为在教学工作中班级管理与教学成绩显著，我被评为学校的模范班主任;2001年因为所教班级成绩显著，被评为“乡模范教师”。这些荣誉的获得，既是对自己努力的肯定，也是一种激励。
（2）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从我的经历来看，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的工作环境与工作任务是差不多的，最大的区别在工资与发展速度。转为公办教师前我的工资最多也不过几百块钱，而之后最初每月就有两千多块。此外，民办教师需要每3年续约一次，而且职称评定方面很吃亏。我感觉很多民办教师都很尽心尽力，教学成绩也不差，但是可能因为学历或者其他原因没有转正，被辞退，很可惜。
（3）从中学教师转为小学教师
从中学教师转为小学教师，还是有很大不同。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有较大不同。例如，中学语文重视的是“段、篇”，而小学语文则重视“字、词”。还有就是从只教一个学科转为教小学全科，教学任务比中学更重。小学教师少，差不多就是一个教师负责一个班，这个班所有的课都是我教，数学、语文、自然、品德等，什么课都得担着。由于自己没有相关的知识与方法，也没有那么多精力，难以顾全所有课程，如体育课就只能让学生们在外面自由活动，也很无奈。
三、我的家庭生活：由贫困走向相对小康
1.“文革”时期：贫穷的家庭生活
“文革”期间，民办教师都是挣工分再加上一些补助。我刚成为民办教师的时候是没有补助的，后来每月有了4块钱补助。当时不许做生意，人们除了挣工分，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民办教师，每月基本是满工，所以分到的东西会比一般农民多一些，而且不用那么累，还有周末，再加上补助，就比农民好多了。所以，当时在农村能够成为一名教师是很不错的。不过，由于我是家里老大，兄弟姊妹也多，家里光景不太好过。为帮衬家里，我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现在想来也略有遗憾，不过生活大概就是这样，有得有失。
到了成家的年龄，也有很多人介绍对象。由于在农村，介绍的对象也都是农村的。不过，对女方而言，媒人一说“男方是个教师”，就会想到对方工作比较稳定，比较可靠。可是除了工作，很多家庭也要求男方有房子等条件。而我们家当时比较困难，兄弟3个，只有一座房。最终，25岁的时候，我借别人家的房子结了婚，住了好些年，才盖了自己的房子。
2.土地制度改革后：逐渐提高的教师待遇
1982年，土地下放⑥，生产队把土地分到每家每户自己种。不用记工分，民办教师开始领工资，每月好像是几十块钱。此后工资也不断地涨，我记得在转成公办教师之前，工资最多涨到了200多块。不过与公办教师相比差距还是很大。此外，由于我是农村户口，有地，星期天也会抽时间去地里干活。所以工作日忙教学，周末忙地里活，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一直没太重视。
1987年，我的儿子开始上初中，我刚好教他。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也没太重视他的学习。我白天上课，晚上回去批改作业，很少对他进行单独辅导。不过，孩子也挺争气，在中考的时候成功考上了沁阳最好的高中沁阳一中，现在则在郑州一所大学当教师。对女儿的愧疚多一些。她比哥哥小4岁，初中毕业就没再上学。虽然当时生活水平与“文革”相比有了较大地改善，但是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花销比较大，还是有些拮据的。
3.转正之后：苦尽甘来的“后教师”生活
2000年，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之后，工资也随之上涨，每月拿到了2 000多块，教师待遇越来越好。儿子读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女儿虽然没上学，在家里也找了份工作。总之，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就越来越好了，自己也越来越懂得知足和珍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任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