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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下午，飞机刚着陆，正在出国考察途中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中规院）的年轻规划师殷会良刚打开手机，就接到朋友从国内发来的短信：“北京地震了”。三分钟后，更多的短信陆续传来：“四川地震了，7.5级”。当震级被修正到8级的时候，殷会良有一种预感：要尽快回国了。
这几乎已经成了中规院的传统，一旦国内发生重大灾害或突发事件，中规院的专家往往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5月14日，中规院相关领导和专家飞抵成都、德阳和绵阳，实地查看灾情。5月18日，中规院第一批11人的工作组已经飞抵成都报到。
5月23日，刚刚返回北京的殷会良接到所长的通知：去四川，明天就出发。第二天，殷会良背起应急登山包，里面装满帐篷、睡袋、压缩饼干和药品等给养物资，和其他同事一起飞赴四川绵阳。此时的殷会良不会想到，未来三年，自己将要见证一座新城的诞生，并将自己的人生和这座新城产生如此紧密的联系。
2011年4月29日，当本刊记者在绵阳市北川新县城见到殷会良时，他已经在北川县挂职副县长上任了。因为公务过于繁忙，原定下午一点半的采访被一直推迟到晚上九点半才进行。
夜晚，一切安静下来，在殷会良的讲述中，一座城市的故事开始鲜活起来。
无奈的放弃
北川县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隶属四川省绵阳市，总人口16.1万，其中羌族占56.7%。
3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顷刻间撕裂龙门山脉，将北川县城彻底摧毁，全县19956人遇难或失踪，26916人受伤，成为四川地震损失最严重的灾区之一。
经专家考察，此次地震的微观震中为映秀，宏观震中却在北川县城，因此给北川县城造成了毁灭性破坏。
在北川，抢险救灾与选址重建，几乎是同步并举、交错推进的。5月19日，中规院现场工作组赶到绵阳市后，立即与绵阳市规划局和北川县政府商讨选址重建事项。“当时绵阳市规划局就指出，绵阳市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首要任务就是北川新县城的选址。”殷会良回忆。
很显然，启动新县城选址工作刻不容缓。然而，选址重建之所以如此迫切，在殷会良看来，却有很深的历史渊源：“2003年北川改为羌族自治县的时候，当时已经提出，老县城要异地选址重建。当时已经知道老县城驻地曲山镇有断裂带，很不稳定，很不安全。”
“5·12”地震发生在四川龙门山断裂带，这一狭长区域长约300公里，主要是理县—汶川—茂县—北川—平武—青川这一带。龙门山断裂自东北向西南沿着四川盆地的边缘分布，虽然龙门山主体看上去构造活动性不强，但是处在应力的蓄积过程中，蓄积到了一定程度，地壳就会破裂，从而发生地震。
“不光是地震，更为严重的灾害是山体崩塌、滑坡、堰塞湖以及泥石流。”殷会良介绍。在殷会良看来，放弃老县城而选择异地重建是敏感而慎重的决策：“迁址，对一个县城的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很大的改变。北川县城异地选址重建是无奈之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新城的方向
2008年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重返北川考察，面对残破的老县城，总理明确提出“再造一个新北川”。
如何再造新北川？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城市设计研究室主任朱子瑜曾表示：“重新选址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从安全的角度，二是发展的角度。”在他看来，远离断裂带、保证安全是选址首要考虑的因素。同时，如果有可能选一个更好的区位位置作为新县城的选址，必将带动北川县走出贫困，北川县未来的发展就有了依靠。“我们提出把它搬到更靠近绵阳的方向，这样能结合绵阳、江油、安县、北川一起形成一个比较密集的城镇群，带动北川的发展。”
“此前绵阳市规划局已经做了比较细致的工作，他们已经提出了五个选址的方案，我们花了五天时间对选址方案进行考察论证。”殷会良回忆说。
在五个选址方案中，还包括距北川老县城不远的擂鼓镇以及原属于安县的永安镇、安昌镇和桑枣镇。
此时，选址擂鼓镇的方案得到了学术界一些专家的支持，擂鼓镇距离老县城仅3.5公里之遥，而且不涉及行政区划的调整。不过，在中规院的专家们看来，选址擂鼓镇并非最优方案。据殷会良介绍：“擂鼓镇的坝子方圆不足2平方公里，而且当时抗震救灾指挥部和大型机械都在擂鼓镇，根本没有施展腾挪的空间，而且距离断裂带还是太近。”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高级城市规划师李晓江，曾率领专家们几乎走遍了北川全县20余个乡镇和300多个村寨，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北川全境找不到适合建新县城的地方。
在经过对几个方案的认真勘察和细致比对之后，安昌镇东南的一片土地吸引了专家们的目光。从北川老县城出发，沿东南方向23公里、距绵阳市40公里处，一片开阔之地，一条安昌河由西北往东南缓缓流过，半山半水半坝子。
这片土地地处北川、安县联系绵阳市区的主要通道上，可发展用地约 11 平方公里，用地充裕，受现状制约小，文化特色塑造空间大。安昌河横贯其间、周围被低山环绕，自然景观独特，综合条件最优，发展空间也最大，无疑是新县城选址的最佳方案。
目标确定之后，相关工作随即紧锣密鼓地展开。5月28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绵阳工作组向绵阳市汇报新县城选址研究初步成果；6月上旬，绵阳市向国家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四川省上报北川新县城选址初步成果报告。
方案确定之后，另一个难题接踵而至。方案中的这片土地并不在北川县的行政区划范围之内，而是隶属于安县的安昌镇和黄土镇，方案实施的前提是取得国务院和民政部关于行政区划调整的许可。而这种调整意味着，要把同属于特重灾县的安县最富庶的160平方公里土地和8万人口，全部划归给北川县。
为了尽快推进新北川的重建，四川省委省政府、绵阳市委市政府很快做出决策：顾全大局。国务院也很快批准了新北川行政区划调整方案。2009年2月6日，民政部以民函[2009]41号文批复：同意将安县的安昌镇、永安镇，以及黄土镇的常乐、红岩、顺义、红旗、温泉、东鱼等6个村划归北川羌族自治县管辖。
规划争论
北川自古就是以羌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2003年7月6日，国务院批准建立北川羌族自治县，使北川成为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因此，北川重建被赋予了另一个层面的重要意义：建设北川新县城不仅是灾后恢复重建的需要，也是羌族文化繁荣发展的需要。
2008年11月16日，温家宝总理考察北川新县城选址，提出新县城要按照“安全、宜居、特色、繁荣、文明、和谐”的12字标准进行建设，要努力把新北川新县城建设成为“城建工程标志、抗震精神标志和文化遗产标志”。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委派，承担了北川新县城选址和新县城总体规划工作。很显然，科学重建离不开科学规划，一个高水平的规划才能承载历史、展现未来。但如何实现高水平的规划，如何在白纸上描绘出一个新城，对中规院的专家们来说，显然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为总体规划涉及到用地、发展策略、开发时序、规模核定，甚至道路交通安排、公共设施的配套、私人基础设施的建设标准以及防灾、消防等很多问题。我们当时有20多人在同时进行，分头开展，没日没夜地干了一个月时间。”殷会良回忆说。
不过，在规划设计之初，一个最基本的理念争论就出现了：在用地规划上，城市建设应该利用山丘还是利用平坝？坝，在西南的语境中，意指平地。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的《凉州词》留下了这个古老民族的身影。生活在岷江流域的羌人与大山为邻，其羌寨民居的生态环境，景观布局、建筑风格、神灵“供奉”等都独具特色：依山居之，垒石为室，与大山共存。
因此，有学者建议，应该尊重和沿袭羌族的民族文化习性，北川新县城应该建设在北部的丘陵区，保留南部的平坝作为农民的耕地。
这种传统的思路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历史上的羌民族原本就经过漫长的迁徙，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延续应该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羌人并非一定要生活在山上。
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北部丘陵是重要的水源补给通道，同时存在溶岩地貌，如果选择北部丘陵建城，工程土方量将十分巨大，在两年的重建时间内，时间极为紧迫，很难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城建工程。而选择在南部平坝上建设，则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城市功能，形成城市面貌。
尽管选择了平坝方案，但在规划方面，中规院的专家们依然充分考虑了现有场地自然的山水格局，尽可能使整体路网格局和空间结构与周边山水有机结合。现在，新北川县城的主要交通干道都是依山傍河，中轴线、齐鲁大道、新川路等“骨架”的走向都是根据场地内的安昌河、永昌河、云盘山等山水的走向决定。
新城诞生
2009年2月9日，元宵节的晚上，北川县政府在吉娜羌寨举行了“元宵晚会暨新县城规划宣传晚会”，就新县城总体规划征询公众意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朱子瑜向千余名村民、居民代表介绍了北川新县城总体规划方案。
“我们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工作方法，我称它为全过程现场服务。在北川，我们向老百姓请教，只有通过和老百姓交流，才能发现不足，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以前提倡‘规划先行’，现在根据我们的经验，我倒认为应该是‘规划伴行’，我们要的不是一个看起来有多美的规划，而是一个老百姓真正可以接受的规划、一个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的城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
在重建过程中，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领衔北川新县城规划设计工作，担纲技术总协调，即规划设计“一个漏斗”，由中规院汇集全国一流的规划设计单位和顶尖的规划设计专家，开展北川新县城的规划设计工作。北川新县城建设中，中规院作为第三方必须参与每一项工作，保证每一幢建筑都忠实于整体风格。
2008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北川灾区期间，将新县城命名为“永昌镇”，寓意永远昌盛。
2011年2月1日，北川新县城举行开城仪式。北川新县城的男女老少穿上过年的新装，涌向北川巴拿恰商业步行街广场，围着篝火跳起了锅庄舞，共同庆祝北川新县城获得重生。
“科学规划，赋予了北川新县城‘城市的生命系统’——这个系统让这个城市有四通八达的大街小巷，风景秀丽的城市绿化景观带，以人为本的功能分区，配套完善的公共设施，充满民族特色的商业街，在具备了一个城市的基本功能、框架和形象之外，同时也是一个温暖的家。”说起新北川，殷会良充满感情。这个2007年刚刚硕士毕业的年轻规划师，自从地震发生后就长期驻守北川，担任中规院驻北川新县城规划工作前线指挥部指挥长。
回忆起这三年，殷会良感慨良多：“很多规划师几十年所经历的，可能都没有我们这三年经历的多。”现在，作为北川县副县长的殷会良，不仅要负责后续规划建设的监督检验，还要参与旅游规划和招商项目，对于这个新角色，他也同样充满信心。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曾经这样表示：“我对同事讲，能够参与汶川灾后恢复重建和北川新县城建设，是规划师职业生涯中难得的机遇，但我希望这样的经验一辈子也别用上。”
这几乎已经成了中规院的传统，一旦国内发生重大灾害或突发事件，中规院的专家往往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5月14日，中规院相关领导和专家飞抵成都、德阳和绵阳，实地查看灾情。5月18日，中规院第一批11人的工作组已经飞抵成都报到。
5月23日，刚刚返回北京的殷会良接到所长的通知：去四川，明天就出发。第二天，殷会良背起应急登山包，里面装满帐篷、睡袋、压缩饼干和药品等给养物资，和其他同事一起飞赴四川绵阳。此时的殷会良不会想到，未来三年，自己将要见证一座新城的诞生，并将自己的人生和这座新城产生如此紧密的联系。
2011年4月29日，当本刊记者在绵阳市北川新县城见到殷会良时，他已经在北川县挂职副县长上任了。因为公务过于繁忙，原定下午一点半的采访被一直推迟到晚上九点半才进行。
夜晚，一切安静下来，在殷会良的讲述中，一座城市的故事开始鲜活起来。
无奈的放弃
北川县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隶属四川省绵阳市，总人口16.1万，其中羌族占56.7%。
3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顷刻间撕裂龙门山脉，将北川县城彻底摧毁，全县19956人遇难或失踪，26916人受伤，成为四川地震损失最严重的灾区之一。
经专家考察，此次地震的微观震中为映秀，宏观震中却在北川县城，因此给北川县城造成了毁灭性破坏。
在北川，抢险救灾与选址重建，几乎是同步并举、交错推进的。5月19日，中规院现场工作组赶到绵阳市后，立即与绵阳市规划局和北川县政府商讨选址重建事项。“当时绵阳市规划局就指出，绵阳市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首要任务就是北川新县城的选址。”殷会良回忆。
很显然，启动新县城选址工作刻不容缓。然而，选址重建之所以如此迫切，在殷会良看来，却有很深的历史渊源：“2003年北川改为羌族自治县的时候，当时已经提出，老县城要异地选址重建。当时已经知道老县城驻地曲山镇有断裂带，很不稳定，很不安全。”
“5·12”地震发生在四川龙门山断裂带，这一狭长区域长约300公里，主要是理县—汶川—茂县—北川—平武—青川这一带。龙门山断裂自东北向西南沿着四川盆地的边缘分布，虽然龙门山主体看上去构造活动性不强，但是处在应力的蓄积过程中，蓄积到了一定程度，地壳就会破裂，从而发生地震。
“不光是地震，更为严重的灾害是山体崩塌、滑坡、堰塞湖以及泥石流。”殷会良介绍。在殷会良看来，放弃老县城而选择异地重建是敏感而慎重的决策：“迁址，对一个县城的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很大的改变。北川县城异地选址重建是无奈之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新城的方向
2008年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重返北川考察，面对残破的老县城，总理明确提出“再造一个新北川”。
如何再造新北川？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城市设计研究室主任朱子瑜曾表示：“重新选址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从安全的角度，二是发展的角度。”在他看来，远离断裂带、保证安全是选址首要考虑的因素。同时，如果有可能选一个更好的区位位置作为新县城的选址，必将带动北川县走出贫困，北川县未来的发展就有了依靠。“我们提出把它搬到更靠近绵阳的方向，这样能结合绵阳、江油、安县、北川一起形成一个比较密集的城镇群，带动北川的发展。”
“此前绵阳市规划局已经做了比较细致的工作，他们已经提出了五个选址的方案，我们花了五天时间对选址方案进行考察论证。”殷会良回忆说。
在五个选址方案中，还包括距北川老县城不远的擂鼓镇以及原属于安县的永安镇、安昌镇和桑枣镇。
此时，选址擂鼓镇的方案得到了学术界一些专家的支持，擂鼓镇距离老县城仅3.5公里之遥，而且不涉及行政区划的调整。不过，在中规院的专家们看来，选址擂鼓镇并非最优方案。据殷会良介绍：“擂鼓镇的坝子方圆不足2平方公里，而且当时抗震救灾指挥部和大型机械都在擂鼓镇，根本没有施展腾挪的空间，而且距离断裂带还是太近。”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高级城市规划师李晓江，曾率领专家们几乎走遍了北川全县20余个乡镇和300多个村寨，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北川全境找不到适合建新县城的地方。
在经过对几个方案的认真勘察和细致比对之后，安昌镇东南的一片土地吸引了专家们的目光。从北川老县城出发，沿东南方向23公里、距绵阳市40公里处，一片开阔之地，一条安昌河由西北往东南缓缓流过，半山半水半坝子。
这片土地地处北川、安县联系绵阳市区的主要通道上，可发展用地约 11 平方公里，用地充裕，受现状制约小，文化特色塑造空间大。安昌河横贯其间、周围被低山环绕，自然景观独特，综合条件最优，发展空间也最大，无疑是新县城选址的最佳方案。
目标确定之后，相关工作随即紧锣密鼓地展开。5月28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绵阳工作组向绵阳市汇报新县城选址研究初步成果；6月上旬，绵阳市向国家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四川省上报北川新县城选址初步成果报告。
方案确定之后，另一个难题接踵而至。方案中的这片土地并不在北川县的行政区划范围之内，而是隶属于安县的安昌镇和黄土镇，方案实施的前提是取得国务院和民政部关于行政区划调整的许可。而这种调整意味着，要把同属于特重灾县的安县最富庶的160平方公里土地和8万人口，全部划归给北川县。
为了尽快推进新北川的重建，四川省委省政府、绵阳市委市政府很快做出决策：顾全大局。国务院也很快批准了新北川行政区划调整方案。2009年2月6日，民政部以民函[2009]41号文批复：同意将安县的安昌镇、永安镇，以及黄土镇的常乐、红岩、顺义、红旗、温泉、东鱼等6个村划归北川羌族自治县管辖。
规划争论
北川自古就是以羌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2003年7月6日，国务院批准建立北川羌族自治县，使北川成为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因此，北川重建被赋予了另一个层面的重要意义：建设北川新县城不仅是灾后恢复重建的需要，也是羌族文化繁荣发展的需要。
2008年11月16日，温家宝总理考察北川新县城选址，提出新县城要按照“安全、宜居、特色、繁荣、文明、和谐”的12字标准进行建设，要努力把新北川新县城建设成为“城建工程标志、抗震精神标志和文化遗产标志”。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委派，承担了北川新县城选址和新县城总体规划工作。很显然，科学重建离不开科学规划，一个高水平的规划才能承载历史、展现未来。但如何实现高水平的规划，如何在白纸上描绘出一个新城，对中规院的专家们来说，显然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为总体规划涉及到用地、发展策略、开发时序、规模核定，甚至道路交通安排、公共设施的配套、私人基础设施的建设标准以及防灾、消防等很多问题。我们当时有20多人在同时进行，分头开展，没日没夜地干了一个月时间。”殷会良回忆说。
不过，在规划设计之初，一个最基本的理念争论就出现了：在用地规划上，城市建设应该利用山丘还是利用平坝？坝，在西南的语境中，意指平地。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的《凉州词》留下了这个古老民族的身影。生活在岷江流域的羌人与大山为邻，其羌寨民居的生态环境，景观布局、建筑风格、神灵“供奉”等都独具特色：依山居之，垒石为室，与大山共存。
因此，有学者建议，应该尊重和沿袭羌族的民族文化习性，北川新县城应该建设在北部的丘陵区，保留南部的平坝作为农民的耕地。
这种传统的思路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历史上的羌民族原本就经过漫长的迁徙，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延续应该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羌人并非一定要生活在山上。
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北部丘陵是重要的水源补给通道，同时存在溶岩地貌，如果选择北部丘陵建城，工程土方量将十分巨大，在两年的重建时间内，时间极为紧迫，很难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城建工程。而选择在南部平坝上建设，则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城市功能，形成城市面貌。
尽管选择了平坝方案，但在规划方面，中规院的专家们依然充分考虑了现有场地自然的山水格局，尽可能使整体路网格局和空间结构与周边山水有机结合。现在，新北川县城的主要交通干道都是依山傍河，中轴线、齐鲁大道、新川路等“骨架”的走向都是根据场地内的安昌河、永昌河、云盘山等山水的走向决定。
新城诞生
2009年2月9日，元宵节的晚上，北川县政府在吉娜羌寨举行了“元宵晚会暨新县城规划宣传晚会”，就新县城总体规划征询公众意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朱子瑜向千余名村民、居民代表介绍了北川新县城总体规划方案。
“我们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工作方法，我称它为全过程现场服务。在北川，我们向老百姓请教，只有通过和老百姓交流，才能发现不足，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以前提倡‘规划先行’，现在根据我们的经验，我倒认为应该是‘规划伴行’，我们要的不是一个看起来有多美的规划，而是一个老百姓真正可以接受的规划、一个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的城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
在重建过程中，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领衔北川新县城规划设计工作，担纲技术总协调，即规划设计“一个漏斗”，由中规院汇集全国一流的规划设计单位和顶尖的规划设计专家，开展北川新县城的规划设计工作。北川新县城建设中，中规院作为第三方必须参与每一项工作，保证每一幢建筑都忠实于整体风格。
2008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北川灾区期间，将新县城命名为“永昌镇”，寓意永远昌盛。
2011年2月1日，北川新县城举行开城仪式。北川新县城的男女老少穿上过年的新装，涌向北川巴拿恰商业步行街广场，围着篝火跳起了锅庄舞，共同庆祝北川新县城获得重生。
“科学规划，赋予了北川新县城‘城市的生命系统’——这个系统让这个城市有四通八达的大街小巷，风景秀丽的城市绿化景观带，以人为本的功能分区，配套完善的公共设施，充满民族特色的商业街，在具备了一个城市的基本功能、框架和形象之外，同时也是一个温暖的家。”说起新北川，殷会良充满感情。这个2007年刚刚硕士毕业的年轻规划师，自从地震发生后就长期驻守北川，担任中规院驻北川新县城规划工作前线指挥部指挥长。
回忆起这三年，殷会良感慨良多：“很多规划师几十年所经历的，可能都没有我们这三年经历的多。”现在，作为北川县副县长的殷会良，不仅要负责后续规划建设的监督检验，还要参与旅游规划和招商项目，对于这个新角色，他也同样充满信心。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晓江曾经这样表示：“我对同事讲，能够参与汶川灾后恢复重建和北川新县城建设，是规划师职业生涯中难得的机遇，但我希望这样的经验一辈子也别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