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小年夜，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里，手术麻醉同意书上，家属栏和医生栏签下了同一个名字。
　　大约30平方米的DSA手术室内，外科医生正在准备进行心脏支架手术，麻醉医生给病人注射了20ml/h的丙泊酚，持续泵注，大约三分钟，突发心梗的病人进入深睡眠状态，旁边监测患者生命体征的监护仪上的数字时刻在变化。
　　这位快60岁的病人能否舒适地进行手术，并安全醒来，希望全部寄托在他27岁的儿子——负责这台手术的麻醉医生高操身上。
　　进行全身麻醉后，外科医生专心施行手术，手术室内的一切异常情况则由麻醉医生应对。高操则盯着监护仪上的所有显示器：心律的波动有没有超过平时的20%，血压的变化有没有超标、输入的液体和尿量比例对不对……除了数值，高操还要时刻关注病人的脸色、嘴唇颜色、瞳孔大小、体温等情况。如果出现一般异常，为了不打扰外科医生施行手术，麻醉医生只会简单提醒“轻一点”“慢一点”，再寻找异常原因，解决问题;若是遇到像心脏停止这样的严重情况，麻醉医生会立刻要求中断手术，进行抢救。
　　40分钟后，手术顺利完成。一般情况下，走出手术室，告诉家属“手术成功”的都是外科医生，而在手术成功后，麻醉医生仍要留在手术室看护尚未清醒的病人，把他送到复苏室。15分钟，他的父亲醒了过来。通常，病人会在手术后半个小时内醒来。曾有做了肾移植的病人，药物代谢功能比较慢，苏醒时间长达一两个小时，苏醒期间的情况也不稳定。遇到这种情况，高操会一直待在复苏室陪护，直到病人清醒，能使出劲儿握住他的手，他才放心离开。
　　手术后，高操会去病房回访，询问病人疼痛程度以及有没有呕吐、晕眩等症状。如果是复杂的手术，类似的回访还会有几次。此后，直到康复，病人大概不会再和麻醉医生见面了。
　　有时，在医院的花园撞见刚做完手术的病人，高操问候一声“还好吗？”，大多数时候对方都认不出他。

麻醉医生和麻醉师

　　病人要进行手术的前一天，高操会接到病人的病历和检查报告，之后他会随主诊医生巡视病人情况。除了病情，病人的身高、体重等数值从这一刻起会印在高操的脑海中，这将是制定麻醉方案的重要参考信息。
　　第一次见面，麻醉医生要同病人解释围手术期麻醉的风险以及注意事项。有的病人不理解像切阑尾、切胆囊这样的小手术，为什么要全身麻醉。但高操认为，手术无大小，所有手术风险最严重的结果都是死亡，他会尽力把风险降到最低，但病人要了解即将面临的风险。
　　高操会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有针对性地解释麻醉风险。若病人的心脏功能正常，那这方面的风险他会简单说;若病人的肺功能或肾功能不好，那他会说明手术后这些功能会有衰竭的可能。
　　工作最初那两年，高操要跟资深的麻醉医生学习，不能單独参与手术。每次接到手术，他都提前在笔记本上列出详细的麻醉方案，包括用什么药、剂量、应急情况等，给资深医生确认，手术前他还会在脑海里预演一遍麻醉步骤。进入工作的第七年，一般手术的麻醉方案他早已了然于胸，但仍保持术前在脑海里演绎麻醉方案的习惯，一旦踏进手术室，就容不得半点差池。
　　工作之余，高操用“麻骑士”这个名字混迹知乎，分享麻醉知识。“骑士”是源于小时候爱看的动画片——《宇宙骑士》，他喜欢守护地球的D-boy。长大后读临床医学，就像D-boy一样，充当一个守护者的角色。
　　在读研究生选择方向时，高操犹豫过选外科还是麻醉科，顾虑到自己是左撇子，怕将来和其他外科医生合作做手术出现“打架”的情况，就选了麻醉科。
　　现代麻醉学起源于国外，1864年10月16日，美国牙科医生William T.G.Morton给病人施行了乙醚麻醉后下颌肿瘤切除术，这次手术的成功被认为是现代麻醉学的开始。但在国内，现代麻醉的历史远短于其他临床专业，直到1989年，我国卫生部颁发文件将麻醉科由医技科室改为临床科室，按二级学科的标准和要求管理麻醉科，麻醉科的地位才得以提升。
　　实际上，很多医疗机构对麻醉科重视仍不够。除了在薪酬待遇上和临床医生有差异之外，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脱口而出的那句“麻醉师”，这是建国初期，麻醉科还没独立时，对从事麻醉的医务人员的称呼。如今大多数医院的麻醉医生团队都是临床医生经过正规培训和轮转，熟练各种外科操作的专科医生。
　　刚工作那会，碰上病人或者家属脱口而出的一句“麻醉师”，高操心里会不舒服，但时间久了，他也就理解了。只是在网上遇到网友邀请他回答“麻醉师的就业前景”时，他首先声明了：“如果自己都称自己为麻醉师，那就业肯定没前景。”
　　医院的麻醉科室有55名麻醉医生，除了下乡、进修、休假等之外，在医院参与日常工作的有四十多人，而无痛分娩、无痛人流、无痛肠胃镜、无痛介入等各类手术都需要麻醉，日均200台，一旦遇到连环车祸、火灾等特殊情况，在家备班的、休假的都要赶回医院，所以麻醉医生24小时都不会关手机。目前为止，高操的最高纪录是一天参与了26台手术。
　　那一整天，他没下班，也没合过眼。但高操从不担心在工作期间犯困。“踏进手术室，肾上腺素就会分泌激增，根本不存在累不累的问题。”
　　和所有麻醉医生一样，高操的工作几乎都围着医院那40间手术室转。手术室没有窗户，常年靠层流系统通风，温度几乎都保持在23℃左右，相对湿度在45%RH-60%RH。长期身处其中，面对别人的生死问题，麻醉医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如今大部分麻醉科室完善的医院，麻醉科除了临床麻醉，还要负责疼痛科、抢救、插管等工作。高操所在的医院，每两个月，麻醉医生要值三周的急诊班，参与全院抢救。从麻醉科办公室赶去其他楼层需要急救的科室，甚至是旁边的住院楼，规定时间是五分钟。常常一收到急救电话，获得病人的突发情况和地点这两个关键信息，高操就会快跑过去。 　　这些为别人保命的人，有时自身难保。2017年，中国医师协会资助的一项研究报告了中国医生2013-2015年因过劳而猝死的情况，其中麻醉医生猝死的比例最高，达到26%。直到近年身边有两个同事倒下，33岁的高操开始觉得麻醉医师猝死不仅出现在新闻上，他甚至因此逃了几次体检。

疼痛与生死

　　高操从小就能忍痛。上幼儿园时，很多小孩都怕打针，他却巴不得生病打针，既可以免了上课，还能要针筒玩;小学那年，他在溜冰场摔到脚脱臼了，“咔擦”一声，自己给接回去了。
　　长大后从事一份给别人减轻疼痛的职业，为了体验病人的感受，他做了一次全身麻醉，并在此后的每一次手术前，详细地给病人讲述即将要进行的麻醉全过程，他觉得“对病人来说，未知才是最大的恐惧”。
　　他也遇到过不怕痛的人，有一回一个手骨折的工人坚持不用打麻醉药，高操只能尊重病人的意愿。但让他很难尊重的是一些坚持不打麻醉药的产妇家属，有一次为一名要求做无痛分娩的产妇打麻醉药，站在一旁的丈夫说“生孩子哪有不痛的”，高操实在没忍住，开口反驳了他。
　　手握别人的生死线，生死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高操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近距离面对死亡。那时，他刚毕业没多久。一个车祸受伤的小女孩被送到了医院抢救，很快被诊断为脾脏破裂。当时还是新人的高操负责帮小女孩剪开衣服，方便实施手术，小女孩意识仍清醒，她拉着自己的粉色裙子，用微弱的声音问，“能不能不要剪，妈妈买的。”
　　最终小女孩没挺过来。那句“妈妈买的”是她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整整一个月，一直在高操的耳边回响。有网友问高操，见多了生死会不会麻木？“麻木？我从不觉得我麻木。”至今遇到无法逆转的死亡，高操都会问自己，是不是动作再快一点，是不是用药再斟酌一下，那些没挺过来的人会多一线生机。
　　在数不清的抢救中，高操也有困惑，比如他成功抢救了一个车祸伤者之后，看到家属不是在关心伤者，而是在争论治疗费、赔偿款的问题;比如他在抢救了一个入屋杀死了屋主一家三口再自杀的伤者……但這些最终都以一句“对医生来说，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让自己达成理解。
　　再后来，在抢救完一个吸毒自杀者之后，高操循例去ICU回访，伤者的双手被拷在病床上，看守的公安警惕地问他：“你要干什么？”。
　　“看看他疼不疼。”麻醉医生高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