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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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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我国经历了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随后儒、道二家脱颖而出，交替占据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至两汉之际，佛教由古印度传入我国，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趋于兴盛。至隋唐时期，我国佛教已宗派林立，蔚为大观。然而，唐代中后期的武宗灭佛运动（史称“会昌法难”）却给了佛教以致命性的打击，在那次遍及全国的灭法运动中，中国佛教几乎所有宗派都全军覆没。这些宗派——包括唯识、三论、天台、华严、律宗、密宗等等失去了寺庙、寺庙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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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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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期
其他文献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有句名言，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其本意可能是说，人越思考离真理越远。但人类从来不曾停止思考：不管上帝姓甚名谁，即便明知思之荒谬。或许，那竟然不是西西弗斯的徒劳，某刻，它终将洞穿宇宙及人自身所有奥妙？笛卡尔甚至说“我思故我在”。今天我们知道，这符合量子力学。 人借助语言思维。语言产生之前，人能否思维？先有语言还是先有思维？这似乎像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思之令人
“秋”一直是中国人在现实和艺术领域的重要审美对象，它的情味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而产生和发展，包含着丰富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蕴涵。 唐代王维的《蓝天烟雨图》画出了秋的清幽冷艳，清代陆达的《菊花红叶图》则表现了秋的明艳热烈；失意的人看到“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得意的人则高唱“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少年歌“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暮年吟“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再关于《废名年谱》 取这么一个题目，是因为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作《关于〈废名年谱〉》（《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一期）。 继孙玉蓉先生《读〈废名年谱〉札记》（《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八期）之后，又有幸得见一篇为《废名年谱》指瑕的文章，即全艳萍君的《〈废名年谱〉兼谈1925年废名与鲁迅的交往》（《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十一期）。此文对1925年废名与鲁迅之间的交往作了细致梳理，并
拿到作者寄赠的微型小说集《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先是好奇地翻阅，继而欲罢不能，颇有触动。莫言先生已有长篇概括性评论推介此书，而我完全不是好书榜评论员，并且我以为文体到底是微小说还是小品文，并不那么纠结。作者讲述的故事只是表象，最重要的在于故事营造出的世界到底呈现什么模样，给读者怎样的共鸣。我相信，料理的精髓往往在于汁。作者的学识、经历很重要，可那还不是目的地本身，关键是训练了作者营造自己的世界的独
现当代历史上，许多诗人都是“学院”出身，成名后也多在大学、中学任教。从早年的徐志摩、闻一多、何其芳、穆旦到当代的余光中、北岛、王家新、王小妮等等，可谓比比皆是，已经成了现代社会中的一大趋势。中国向来有“诗教”之传统，依此观之，似乎诗人当老师，应该更能切近“诗教”，至少在他们身上，丰盛的诗歌创作与长期的教育实践贴得如此之近，或许能闪现出某种不一样的教育精神、教育光彩吧？但遍览现当代文学史，身在教育界
自2015年末“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人口问题再次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各大媒体跟进报道政策动态自不必说，网络上的各种评论与段子也是层出不穷，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其实，稍微考察历史便能够注意到，中国的人口问题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民国时期已有学者对此予以关注，例如《新青年》在1920年第七卷第四号就曾以“人口问题号”展开过专题讨论。 当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已经传入中国，对中
比小说还有味的《一叶日记》 去年是明治时代著名女作家樋口一叶辞世两个甲子周年祭。围绕着其文其人话题不断，从五月份开始，各大出版、传媒和影视业纷纷推出各种专项纪念活动。井上厦1984创作的反映一叶“斗贫”生涯的戏剧《头痛肩酸的樋口一叶》曾上演超千场，在沉寂三年后，今夏再度复活火爆热演。樋口一叶是近代文学史上非常独特的存在，身世寒微，没有学历也不曾婚嫁，却是明治时代唯一靠写小说为生的女作家。英年早逝
在近年出版的《杨绛文集》与《杨绛全集》的最后一卷中，都附录了杨绛自己撰写的《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其中，有些故事与“记述”故事的方式读来令人觉得颇为有趣，值得研究者和“杨迷”细心考证。 一 “大事记”记录了很多杨绛的至亲，其中记述的最详尽的一是钱锺书，二就是杨绛的父亲杨荫杭。 有人抱怨杨绛“心思狭隘”，其表现之一就是“护夫心切”，为了力保钱锺书的名誉与权益，不惜和某些重要
记得王国维北京自沉后，同与他名列“清华四导师”之一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挽联中评价二人是“相逢平生师友间”，令人无限感佩。但他们之间这种真挚的友谊却并非后无来者，例如张君劢与梁启超等。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字君劢，一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政治上，他早年追随梁启超，是“研究系”的骨干，三十年代发起组建国家社会党。文化方面，他一生坚守“唯心史观”，是二十年代著名的“科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