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春节后的招工难
春节过后，广东各地的招聘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可喜的是，据调查显示，服务行业比去年同期平均提高薪酬近15%，招聘单位也多了近两成。奇怪的是，许多纺织、制鞋等制造企业却出现了招工难的情况。在东莞某玩具厂做人力资源主管的江岭刚刚收到了老板的“最后通牒”:再招不到人，他也将职位不保。
当然，每年过年前后都是珠三角工厂的“工人轮换期”,企业员工流失率平均在30%左右，有的甚至要在节后重新招收多达50%的工人。然而今年的情况又有不同。在东莞某鞋厂打工的小刘因雪灾封路而留在广东过年，尽管厂里吃年饭、派利是、好吃好喝好招待，但是，年初六一大早她还是选择了回家，以后也不再回来了，因为她在江苏找到了待遇更好的工作。本来，迁徙也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通常一个地区产业升级需要三到五年才能见效，在这三五年里，新型产业未必能够这么快地填补原有空缺。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和香港，转型的痛苦持续了很久。广东，准备好了吗？
产业萧条的原因有很多，从出口行业本身的环境看，中美贸易摩擦与出口退税规则的调整都是造成产业萧条的主因。但是，东莞处于“波动期”的企业主要集中在科技技术含量较少、附件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制鞋、家具等传统产业比较集中的厚街、大岭山等地区，还有佛山南海的茶叶市场，广州新塘的牛仔裤基地等，而石龙、石碣等电子信息产业重镇则未见太大的波动。
由此可见，人力成本的上升是致使许多中小型“三来一补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出现产业波动的最直接原因，而新劳动法的颁布则是人力成本增加的直接原因。
据业内人士估计，《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的用工成本大约提高了8%。东莞厚街松江鞋材厂董事长柏再骏表示说，如果认真履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那么他每月在一个普通工人身上至少要支付2000多元。但是他抱怨，很多工人的技术水平根本抵不上这份“高工资”。但很快就有人反驳说，《劳动合同法》给工人利益所带来的微薄提升在如今高通货膨胀的“胁迫”下显得收效甚微。
面对日益增加的国际贸易摩擦，面对城市化进程中，中高档消费品的不足，中国制造业已经迎来升级换代阶段，这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政府也试图通过改变激励机制，逼迫制造企业实现两大转变，中低级制造业西进，东部制造业转型。
新《劳动合同法》的前世今生
春节后，东莞润田服装工艺制品公司的付玮发现，很多来东莞打工的人在面试时，常常首先就问福利怎么样，有没有社保、养老保险，之后还会综合考虑工作环境、发展前途、升薪机会等因素。有法可依的民工期待一个更好的未来。
《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恰逢其时。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经济学家蔡昉的研究，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刘易斯转折点”，而且是5000年来第一次进入标志着经济现代化的“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是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黑人经济学家。
“当一个国家把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淘干的时候，就到了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转折点。在此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因为那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一点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刘易斯转折点应该只出现一次。”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东莞厚街举行的世界鞋业高峰论坛上演讲时说:“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工人好一点！”他指出类似东莞这样的地方，对待工人的态度已经是一个牵涉国际贸易的大问题，工人待遇差成为中国被西方“妖魔化”的口实。
产业升级必经的短痛
现有的一切情况可以证明，部分中小企业的倒闭和外迁，贸易额短期的下降，都是珠三角制造业产业升级手术中必须承受的“短痛”，也只有历经这样的短痛，才能规避环境恶化可能在将来所报复给珠三角的“长痛”。
“珠三角的许多工厂给意大利某服装品牌生产服装，意大利赚20元，我们赚2元，外加污染我们的环境。”某学者痛心地说。2∶20的比例似乎还不算高的，据玩具厂商讲，为美国老版加工芭比娃娃，每个芭比美国老板赚20美元，而中国工厂只赚35美分，是前者的1.75%。这种并不合理且代价沉重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有人认为珠三角的制造业并没有准备好承受产业升级的阵痛，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过于仓促。这是不全面的。薄利多销模式的珠三角出口加工制造业已经受到了美元贬值的严重影响，从外部市场环境上看，产业升级已势在必行。如果产业能更早施行，制造行业当然不会有今日之紧张局面。此前传出的省级官员政绩考核与环保挂钩的新闻，也让世人清楚地看到政府的改革决心，甚至不惜以局部的利益牺牲为代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意识的一次飞跃。那么，污染重、技术含量低的小厂被迫出局，也在情理之中了。
东莞市长李毓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2007年称为东莞转型的起步之年，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也成了由制造经济向研发经济转型的典型例子。“通过引进优秀科技企业和优秀人才，营造高端制造业的产业生态，从而改变东莞粗放、低端的产业结构。”这句话似乎可以用作指导整个珠三角的制造业升级，以技术为先导，塑造或者引入更多像华为、中兴、TCL、康佳、创维那样的创新科技企业。但东莞的软肋在于，缺少本地科研高校集群的有力支撑，这也是珠三角共同的弱点。解决之道是加大科研投入、加快院校建设，发展的球，似乎又被回传给了政府。
传统制造业要做自主品牌。长三角是经济发展的后起之秀，但是近年来其势头却已然赶超珠三角。长三角的自主品牌附加值较高，并由此诞生了一批在国内外较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而珠三角的制造业多以纯粹的加工为主，过于依赖廉价劳动力。珠三角的加工企业不能再做贴牌工厂，而要将目标消费者锁定于中高端消费人群。在去年末颁布的《广东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中，列出了从建立自主研发机构、研发专利技术、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区域品牌建设及其相应优惠政策等方面的规定，相信这会成为珠三角中小企业今后发展的某种指引。
如果此次制造产业波动给许多珠三角中小企业造成的是一种危机感的话，这种危机也是有利可图的。就像尼罗河的每次泛滥会惠及两岸农业一样，行业的每一次洗牌也可以挤除泡沫，优胜劣汰，给真正具有实力的企业更大的空间。政府所需要做的，除了完善产业升级的配套设施建设之外，就是保护好那些“短痛”中的牺牲者。这或许也是《劳动合同法》在此时出台的原因。
当然，遭遇“洗牌”的并不仅是企业老板。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调查，企业对无学历的员工需求大幅下降12个百分点，仅17%，而要求员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达到了12%。此后珠三角制造业所需要的将是更高素质的产业工人，而不是在农闲时出门打工的“兼职工人”。同时，随着许多制造业企业的北上内迁，不来广东的民工或许可以在家乡上班了。
春节过后，广东各地的招聘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可喜的是，据调查显示，服务行业比去年同期平均提高薪酬近15%，招聘单位也多了近两成。奇怪的是，许多纺织、制鞋等制造企业却出现了招工难的情况。在东莞某玩具厂做人力资源主管的江岭刚刚收到了老板的“最后通牒”:再招不到人，他也将职位不保。
当然，每年过年前后都是珠三角工厂的“工人轮换期”,企业员工流失率平均在30%左右，有的甚至要在节后重新招收多达50%的工人。然而今年的情况又有不同。在东莞某鞋厂打工的小刘因雪灾封路而留在广东过年，尽管厂里吃年饭、派利是、好吃好喝好招待，但是，年初六一大早她还是选择了回家，以后也不再回来了，因为她在江苏找到了待遇更好的工作。本来，迁徙也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通常一个地区产业升级需要三到五年才能见效，在这三五年里，新型产业未必能够这么快地填补原有空缺。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和香港，转型的痛苦持续了很久。广东，准备好了吗？
产业萧条的原因有很多，从出口行业本身的环境看，中美贸易摩擦与出口退税规则的调整都是造成产业萧条的主因。但是，东莞处于“波动期”的企业主要集中在科技技术含量较少、附件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制鞋、家具等传统产业比较集中的厚街、大岭山等地区，还有佛山南海的茶叶市场，广州新塘的牛仔裤基地等，而石龙、石碣等电子信息产业重镇则未见太大的波动。
由此可见，人力成本的上升是致使许多中小型“三来一补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出现产业波动的最直接原因，而新劳动法的颁布则是人力成本增加的直接原因。
据业内人士估计，《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的用工成本大约提高了8%。东莞厚街松江鞋材厂董事长柏再骏表示说，如果认真履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那么他每月在一个普通工人身上至少要支付2000多元。但是他抱怨，很多工人的技术水平根本抵不上这份“高工资”。但很快就有人反驳说，《劳动合同法》给工人利益所带来的微薄提升在如今高通货膨胀的“胁迫”下显得收效甚微。
面对日益增加的国际贸易摩擦，面对城市化进程中，中高档消费品的不足，中国制造业已经迎来升级换代阶段，这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政府也试图通过改变激励机制，逼迫制造企业实现两大转变，中低级制造业西进，东部制造业转型。
新《劳动合同法》的前世今生
春节后，东莞润田服装工艺制品公司的付玮发现，很多来东莞打工的人在面试时，常常首先就问福利怎么样，有没有社保、养老保险，之后还会综合考虑工作环境、发展前途、升薪机会等因素。有法可依的民工期待一个更好的未来。
《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恰逢其时。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经济学家蔡昉的研究，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刘易斯转折点”，而且是5000年来第一次进入标志着经济现代化的“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是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黑人经济学家。
“当一个国家把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淘干的时候，就到了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转折点。在此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因为那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一点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刘易斯转折点应该只出现一次。”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东莞厚街举行的世界鞋业高峰论坛上演讲时说:“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工人好一点！”他指出类似东莞这样的地方，对待工人的态度已经是一个牵涉国际贸易的大问题，工人待遇差成为中国被西方“妖魔化”的口实。
产业升级必经的短痛
现有的一切情况可以证明，部分中小企业的倒闭和外迁，贸易额短期的下降，都是珠三角制造业产业升级手术中必须承受的“短痛”，也只有历经这样的短痛，才能规避环境恶化可能在将来所报复给珠三角的“长痛”。
“珠三角的许多工厂给意大利某服装品牌生产服装，意大利赚20元，我们赚2元，外加污染我们的环境。”某学者痛心地说。2∶20的比例似乎还不算高的，据玩具厂商讲，为美国老版加工芭比娃娃，每个芭比美国老板赚20美元，而中国工厂只赚35美分，是前者的1.75%。这种并不合理且代价沉重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有人认为珠三角的制造业并没有准备好承受产业升级的阵痛，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过于仓促。这是不全面的。薄利多销模式的珠三角出口加工制造业已经受到了美元贬值的严重影响，从外部市场环境上看，产业升级已势在必行。如果产业能更早施行，制造行业当然不会有今日之紧张局面。此前传出的省级官员政绩考核与环保挂钩的新闻，也让世人清楚地看到政府的改革决心，甚至不惜以局部的利益牺牲为代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意识的一次飞跃。那么，污染重、技术含量低的小厂被迫出局，也在情理之中了。
东莞市长李毓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2007年称为东莞转型的起步之年，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也成了由制造经济向研发经济转型的典型例子。“通过引进优秀科技企业和优秀人才，营造高端制造业的产业生态，从而改变东莞粗放、低端的产业结构。”这句话似乎可以用作指导整个珠三角的制造业升级，以技术为先导，塑造或者引入更多像华为、中兴、TCL、康佳、创维那样的创新科技企业。但东莞的软肋在于，缺少本地科研高校集群的有力支撑，这也是珠三角共同的弱点。解决之道是加大科研投入、加快院校建设，发展的球，似乎又被回传给了政府。
传统制造业要做自主品牌。长三角是经济发展的后起之秀，但是近年来其势头却已然赶超珠三角。长三角的自主品牌附加值较高，并由此诞生了一批在国内外较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而珠三角的制造业多以纯粹的加工为主，过于依赖廉价劳动力。珠三角的加工企业不能再做贴牌工厂，而要将目标消费者锁定于中高端消费人群。在去年末颁布的《广东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中，列出了从建立自主研发机构、研发专利技术、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区域品牌建设及其相应优惠政策等方面的规定，相信这会成为珠三角中小企业今后发展的某种指引。
如果此次制造产业波动给许多珠三角中小企业造成的是一种危机感的话，这种危机也是有利可图的。就像尼罗河的每次泛滥会惠及两岸农业一样，行业的每一次洗牌也可以挤除泡沫，优胜劣汰，给真正具有实力的企业更大的空间。政府所需要做的，除了完善产业升级的配套设施建设之外，就是保护好那些“短痛”中的牺牲者。这或许也是《劳动合同法》在此时出台的原因。
当然，遭遇“洗牌”的并不仅是企业老板。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调查，企业对无学历的员工需求大幅下降12个百分点，仅17%，而要求员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达到了12%。此后珠三角制造业所需要的将是更高素质的产业工人，而不是在农闲时出门打工的“兼职工人”。同时，随着许多制造业企业的北上内迁，不来广东的民工或许可以在家乡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