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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打电话到大象出版社，耳机里就会传来“服务教育、沟通中外、介绍新知、传承文化”的悦耳声音，这就是大象出版社的出版理念，这个理念的提出者是大象出版社原总编辑，现任社长兼总编辑耿相新。
当前有不少出版社都是遇到什么书出什么书，什么书赚钱出什么书，没有明确的出版理念，出版理念响亮并且能贯彻到整个出版实践中的出版社不是太多。耿相新所带领的大象出版社是出版理念明确并坚持按出版理念出书的为数不多的出版社之一。
自1988年以来，耿相新策划、责编、主编的图书9次获得国家级大奖，11次获得省级奖，2008年他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他所在的大象出版社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
耿相新和他所在的大象出版社为什么能编出那么多有文化价值的图书，他们所出图书的经济效益如何？笔者想通过对这一个案的解读回答每一个出版社都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产业化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实现文化理想。
一、在任何条件下出版人都不应该放弃传承文化的责任
出版参考：在整个出版业都被利润指标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你们却二十年如一日，坚持倡导出版那些许多出版社不愿出的学术书，请问，你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耿相新：我觉得出版行业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一个出版人应该有自己的文化理想，应该担当起传承文化的责任。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在出版历史上都有一大批出版人以追求学术为理想，以追求新知为己任，我们追求学术出版从某种程度上讲，只是出版传统的一个继承者。
同时，追求学术出版也是大象出版社的一个传统。周常林社长、李亚娜社长对学术类书籍都非常重视，先后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中青年语言学家自选集》、《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等许多有影响的学术著作，1996年社里还拿出300万元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著作出版基金”支持学术出版。对于学术出版不是我们做得如何好，而是不少人不做了，我们却还在一直坚持。
出版参考：大象出版社的理念广为人知，您当时提出的出版理念是基于什么样的思考？
耿相新：提出这一理念最主要的依据是当时大象社的图书结构，2001年之前所出版的图书主要集中在教育类、专业学术类、国际汉学类、原创大众读物类四个方面，根据这个产品结构我与李亚娜社长商定，代表班子进一步确认为社里的四个出版方向。同时，这一理念也是出版的功能所在，每一点都是出版的使命之一。从宏观上讲是符合出版规律的。
具体来说，服务教育，就是要为国家的教育发展提供支持，教育出版是图书出版的重要功能之一，古今中外历来如此。沟通中外，也是出版的功能之一。东西方两种文化需要交流，这中间就需要一个桥梁，而出版正好是很好的沟通方式。出版无国界，差别只在语言，而译介就是为了通过语言沟通去达到相互学习的目的。
出版具有发展教育、传播知识、娱乐休闲等功能和属性，是一个传播新知识和信息的平台，因此，创新是出版的灵魂，作为出版社如果没有推出原创的东西，就没有生命力。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创新作为一个理念。最后一点就是传承文化。 图书本身就是一代一代的文化人积累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化和思想的精髓是在早期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最有活力的时期，后代基本上是在学习和传承这种已经形成的文化，是一个不断积累、整理和创新的过程。每代人都在不断地整理前人留下的文字。中国文化为什么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源源不断呢，原因正是文字的统一和一代一代人的整理传承。正是因为这种传承，现在的年轻人才能对历史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出版参考: 整个文化的发展是靠着一代一代的出版人把它传递给后人，传承文化是出版的基本功能。但在整个出版业转企改制的背景下，有人认为出版社转为企业了就应该追求利润最大化，没有钱文化理想与文化责任都是空谈，您对此有何看法？
耿相新：作为一个出版人追求文化理想和学术创造，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舍弃的。出版社的转企改制只是为了通过市场化运作更好地实现文化理想，在实现文化理想的同时尽可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国家办出版社的目的不是要你纯粹地赚多少钱，目前的出版产业化也不是说让你纯粹地追求经济效益，其主要目的还是要通过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确保我国的文化安全，提升民族文化的软实力。
出版产业单纯地从经济效益上来考虑，我估计不可能变成一个特别大的支柱产业，因为出版本身的规模大约就1000个亿左右，不如国家一个大企业一年的收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版社只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应该更多地做些对民族文化有积淀意义的事情。要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做别人没有做过的，做前人没做过的，最好是能做有永久传承价值的图书。
在我刚上班的时候，觉得书是很神圣的，现在书的地位是每况愈下，什么书都有了，什么人都可以出书了。出版的这种以利润为导向的快餐化、低俗化倾向应该受到抵制。
出版参考：您觉得出版业如何才能提升文化品位，为发展文化软实力做出贡献？
耿相新：软实力靠的是语言，靠的是这个民族的思想。只有让文化思想传递到另外一个地方，才能实现两种文化的沟通，相互之间才更容易理解。
我在国外考察时曾多次问外国学者与出版人：为什么中国图书的版权总是卖出去的少？他们的回答基本都是一样的：没有知名的作家，没有像霍金、J·K·罗琳那样的世界级的作者。再问为什么缺乏世界级作家？回答说：主要是思考不够， 没有高于人的思想。没有深刻的思想，你的文化软实力从何而来，让人家怎么来信服你。没有文化价值的图书你输出去了，它对你来说不一定是有利的，反而会有负面的影响。所以说出版业必须不断地推出有文化价值的图书，推出有创见和创造性的图书。
中西文化的差异让外国人很难了解中国的文化，他们的价值观很难和我们对接，要通过书这种媒介，让他们了解中国的文化，理解中国。如果能让他们自愿地学习中文，学习中国的文化，就有可能使中国与西方的思想文化，达到和谐相处。民族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关键是要让西方人理解中国的文化，只有理解中国的文化和思想，西方人才会更加理解我们的现实。
出版参考：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学术图书出版的情况如何呢？
耿相新：西方国家的一些大的商业性出版社，也在出版一些比较有文化价值的学术书籍。我很佩服兰登书屋，他们出了很多不怎么赚钱的学术书。还有一些小的出版社，一直在不断抵制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冲击，出版了很多高品位的书，不计较花费心血，一直坚持着。我去过英国的爱登堡大学出版社，他们只有十几个人，每年出七八十种学术著作。我也去过美国路易斯安娜大学出版社，他们有三十多个人，每年出100多本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学校有一些补贴，作者一般主动放弃稿费。在产业化程度非常高的西方国家，出版人都不放弃自己的文化追求，在出版社转为企业后，中国的出版人自然也不应该放弃自己的文化追求。
二、如何通过市场化运作使学术出版获得更多的利润，更好地实现文化理想
出版参考：有不少出版人对出版学术书获奖不以为然，认为是赔钱买吆喝，您觉得呢？
耿相新：获奖不是我们的目的，单为获奖去出书是一种短期行为。为获奖而出书成功的偶然性很大，这种模式是有问题的。出版社应该拿出一些精力，在历史中去寻找失去的记忆，去做有文化传承价值的书。我们绝不为了获奖而出书，我们只是按照现实的需求来做书，努力尽到我们应尽的传承文化的责任，当然，我们也希望有价值的书能获奖。单为获奖而出版学术著作，有点投机心理。
出版参考：有许多人认为没有经济效益就没有社会效益，一种书只卖几百本或者几千本，社会效益无从谈起。您觉得小印量的书，它的社会效益能实现吗？
耿相新：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大众读物当然要追求大的发行量，买书的人越多其社会影响越大，如果没有人买就意味着没有社会影响。而对于学术性的图书则不必追求太大的发行量。一些印量小的书，对出版社来说可能没有太大经济效益，但对国家来说则可能会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如有的科学专著、有的文献资料，一个国家可能只有几百本的市场需求，但这些文字却经过无数次变革流传了下来，其价值同样也是无法估量的。所以一本书是好是坏不是由发行量的大小来决定的，而是要看它对科技进步以及文化传承的作用。
出版参考：您坚持出版学术图书，是否有亏损，是否听到了一些批评意见。
耿相新：原来有一些，出版的学术书有亏损，社里不少人有意见，说是不应该拿国家的钱去出赔钱的书，我也听到过很尖锐的意见。然而，出版社是一个具有多种功能的平台，如果没有很多有意义的书来做支撑，其影响力将会被削弱。出版社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以此来提升品牌效应。出版社品牌建立起来后，对所有工作都会起到推动作用，如对教材教辅的发行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出版参考：靠出版学术类图书提升品牌影响力，曾经是许多出版社采用的做法，但由于不少书赔钱，这一做法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很多出版社已放弃了这一做法，您为什么还要坚持？
耿相新：出版品牌不能当现钱花，如果出学术书赔钱多的话，遭到反对是情有可原的，所以我们力争通过市场化运作做到出版学术书不赔钱，这样反对的声音自然就消失了。
出版参考：学术书虽然可以赢利，但其赢得的利润能同畅销书、教材教辅相比吗？
耿相新：学术书肯定不能与教材教辅比利润。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教材教辅市场特别混乱，其赢利空间越来越小。畅销书的品种有限，单靠畅销书很难生存。畅销书不少是凭运气的，如果没有畅销书的运作机制与环境，人为追求畅销书，出版风险也许更大。而学术书出版市场很大，品种很多，更容易把握。我们现在一直在扭转这样一个观念，不是说学术类的书就一定不赚钱，教材教辅就一定很赚钱。
出版参考：目前大多数的出版社都在靠教材教辅生存，没有教材教辅的出版社生存普遍困难，这是否意味着学术书出版难以自谋生存？
耿相新：许多出版社的生存靠教材教辅，这是事实。但也有出版社没有教材教辅也活得很滋润。出版业是一个创意的产业，主要看你创意怎样，营销和发行怎样，许多民营书商做走市场的书，都比出版社挣钱，主要就是靠创意。目前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呼吁调整产业结构，就是要改变教材教辅占据主要地位的市场格局。目前教材教辅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换一种方式来做会更好一些。出版人还是应该把眼界放得稍微宽一点，可以对目前拥有的版权资源进行立体开发，对内部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与整合。
出版参考：出版社转制为企业后，不应放弃其文化追求，而是要通过市场化运作使学术图书出版赢得更多的利润，大象出版社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耿相新：我觉得既然入了出版这个行业就要把文化传承的事业坚持下去，要通过市场化运作更好地实现文化理想，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去探讨。
第一，争取各种学术出版基金的支持。在国外学术著作的出版主要靠各种学术基金的支持。在国内，支持学术出版的基金不是很多，但国家已经开始加大支持学术著作出版的力度。出版社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得到学术出版基金和课题经费的支持，维持出版社的生计，并进入良性循环。目前，我们运作的大多数学术书或多或少有一部分资金支持。
第二，精准把握学术市场。做文化传承方面的书，应该更准确地把握市场，按照市场需求控制印量，把握成本。比如说考古方面的书，品种越来越多，读者对象可能就那么多人。我们出了一系列考古方面的书，每种书整个的需求量就1500册左右，而我们每次差不多就印1500-2000册，大体上两年就能卖完，基本上都有赢利。个别的书也有卖得非常好的，去年我们做了一套《经典河南》，跟邮政局合作，采取直销的形式，卖了8500套。我们做的收藏方面的书，卖的也挺好，也是我们的一个利润增长点。
第三，建立专门的营销渠道。为扩大学术图书的发行量，我们成立了直销部，建立了网络书店，加强同国内外图书馆的联系，建立各图书馆的资料档案，有针对性地开发图书馆资源。我们还加强了作者专有营销渠道的开发，充分利用作者的资源销售图书。
第四，探索按需出版。未来的出版将是按需出版，根据需求量来定印数，要实现按需出版就必须建立大型数据库，把学术内容资源整合起来，按照订单随时印刷供货。只有真正实现了按需出版才能有效降低学术出版的风险，赢得尽可能大的利润。目前，我们正在建设“大象教育网”，正在建立学术著作数据库，正在探索以大型骨干出版工程带动整体学术出版，正在操作过程中的《清代缙绅录集成》（120册）、《民国史料丛刊》（1128册）均有望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从而达到两个效益的统一。
当前有不少出版社都是遇到什么书出什么书，什么书赚钱出什么书，没有明确的出版理念，出版理念响亮并且能贯彻到整个出版实践中的出版社不是太多。耿相新所带领的大象出版社是出版理念明确并坚持按出版理念出书的为数不多的出版社之一。
自1988年以来，耿相新策划、责编、主编的图书9次获得国家级大奖，11次获得省级奖，2008年他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他所在的大象出版社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奖。
耿相新和他所在的大象出版社为什么能编出那么多有文化价值的图书，他们所出图书的经济效益如何？笔者想通过对这一个案的解读回答每一个出版社都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产业化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实现文化理想。
一、在任何条件下出版人都不应该放弃传承文化的责任
出版参考：在整个出版业都被利润指标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你们却二十年如一日，坚持倡导出版那些许多出版社不愿出的学术书，请问，你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耿相新：我觉得出版行业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一个出版人应该有自己的文化理想，应该担当起传承文化的责任。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在出版历史上都有一大批出版人以追求学术为理想，以追求新知为己任，我们追求学术出版从某种程度上讲，只是出版传统的一个继承者。
同时，追求学术出版也是大象出版社的一个传统。周常林社长、李亚娜社长对学术类书籍都非常重视，先后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中青年语言学家自选集》、《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等许多有影响的学术著作，1996年社里还拿出300万元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著作出版基金”支持学术出版。对于学术出版不是我们做得如何好，而是不少人不做了，我们却还在一直坚持。
出版参考：大象出版社的理念广为人知，您当时提出的出版理念是基于什么样的思考？
耿相新：提出这一理念最主要的依据是当时大象社的图书结构，2001年之前所出版的图书主要集中在教育类、专业学术类、国际汉学类、原创大众读物类四个方面，根据这个产品结构我与李亚娜社长商定，代表班子进一步确认为社里的四个出版方向。同时，这一理念也是出版的功能所在，每一点都是出版的使命之一。从宏观上讲是符合出版规律的。
具体来说，服务教育，就是要为国家的教育发展提供支持，教育出版是图书出版的重要功能之一，古今中外历来如此。沟通中外，也是出版的功能之一。东西方两种文化需要交流，这中间就需要一个桥梁，而出版正好是很好的沟通方式。出版无国界，差别只在语言，而译介就是为了通过语言沟通去达到相互学习的目的。
出版具有发展教育、传播知识、娱乐休闲等功能和属性，是一个传播新知识和信息的平台，因此，创新是出版的灵魂，作为出版社如果没有推出原创的东西，就没有生命力。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创新作为一个理念。最后一点就是传承文化。 图书本身就是一代一代的文化人积累传承下来的。中国文化和思想的精髓是在早期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最有活力的时期，后代基本上是在学习和传承这种已经形成的文化，是一个不断积累、整理和创新的过程。每代人都在不断地整理前人留下的文字。中国文化为什么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源源不断呢，原因正是文字的统一和一代一代人的整理传承。正是因为这种传承，现在的年轻人才能对历史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出版参考: 整个文化的发展是靠着一代一代的出版人把它传递给后人，传承文化是出版的基本功能。但在整个出版业转企改制的背景下，有人认为出版社转为企业了就应该追求利润最大化，没有钱文化理想与文化责任都是空谈，您对此有何看法？
耿相新：作为一个出版人追求文化理想和学术创造，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舍弃的。出版社的转企改制只是为了通过市场化运作更好地实现文化理想，在实现文化理想的同时尽可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国家办出版社的目的不是要你纯粹地赚多少钱，目前的出版产业化也不是说让你纯粹地追求经济效益，其主要目的还是要通过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确保我国的文化安全，提升民族文化的软实力。
出版产业单纯地从经济效益上来考虑，我估计不可能变成一个特别大的支柱产业，因为出版本身的规模大约就1000个亿左右，不如国家一个大企业一年的收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版社只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应该更多地做些对民族文化有积淀意义的事情。要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做别人没有做过的，做前人没做过的，最好是能做有永久传承价值的图书。
在我刚上班的时候，觉得书是很神圣的，现在书的地位是每况愈下，什么书都有了，什么人都可以出书了。出版的这种以利润为导向的快餐化、低俗化倾向应该受到抵制。
出版参考：您觉得出版业如何才能提升文化品位，为发展文化软实力做出贡献？
耿相新：软实力靠的是语言，靠的是这个民族的思想。只有让文化思想传递到另外一个地方，才能实现两种文化的沟通，相互之间才更容易理解。
我在国外考察时曾多次问外国学者与出版人：为什么中国图书的版权总是卖出去的少？他们的回答基本都是一样的：没有知名的作家，没有像霍金、J·K·罗琳那样的世界级的作者。再问为什么缺乏世界级作家？回答说：主要是思考不够， 没有高于人的思想。没有深刻的思想，你的文化软实力从何而来，让人家怎么来信服你。没有文化价值的图书你输出去了，它对你来说不一定是有利的，反而会有负面的影响。所以说出版业必须不断地推出有文化价值的图书，推出有创见和创造性的图书。
中西文化的差异让外国人很难了解中国的文化，他们的价值观很难和我们对接，要通过书这种媒介，让他们了解中国的文化，理解中国。如果能让他们自愿地学习中文，学习中国的文化，就有可能使中国与西方的思想文化，达到和谐相处。民族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关键是要让西方人理解中国的文化，只有理解中国的文化和思想，西方人才会更加理解我们的现实。
出版参考：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学术图书出版的情况如何呢？
耿相新：西方国家的一些大的商业性出版社，也在出版一些比较有文化价值的学术书籍。我很佩服兰登书屋，他们出了很多不怎么赚钱的学术书。还有一些小的出版社，一直在不断抵制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冲击，出版了很多高品位的书，不计较花费心血，一直坚持着。我去过英国的爱登堡大学出版社，他们只有十几个人，每年出七八十种学术著作。我也去过美国路易斯安娜大学出版社，他们有三十多个人，每年出100多本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学校有一些补贴，作者一般主动放弃稿费。在产业化程度非常高的西方国家，出版人都不放弃自己的文化追求，在出版社转为企业后，中国的出版人自然也不应该放弃自己的文化追求。
二、如何通过市场化运作使学术出版获得更多的利润，更好地实现文化理想
出版参考：有不少出版人对出版学术书获奖不以为然，认为是赔钱买吆喝，您觉得呢？
耿相新：获奖不是我们的目的，单为获奖去出书是一种短期行为。为获奖而出书成功的偶然性很大，这种模式是有问题的。出版社应该拿出一些精力，在历史中去寻找失去的记忆，去做有文化传承价值的书。我们绝不为了获奖而出书，我们只是按照现实的需求来做书，努力尽到我们应尽的传承文化的责任，当然，我们也希望有价值的书能获奖。单为获奖而出版学术著作，有点投机心理。
出版参考：有许多人认为没有经济效益就没有社会效益，一种书只卖几百本或者几千本，社会效益无从谈起。您觉得小印量的书，它的社会效益能实现吗？
耿相新：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大众读物当然要追求大的发行量，买书的人越多其社会影响越大，如果没有人买就意味着没有社会影响。而对于学术性的图书则不必追求太大的发行量。一些印量小的书，对出版社来说可能没有太大经济效益，但对国家来说则可能会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如有的科学专著、有的文献资料，一个国家可能只有几百本的市场需求，但这些文字却经过无数次变革流传了下来，其价值同样也是无法估量的。所以一本书是好是坏不是由发行量的大小来决定的，而是要看它对科技进步以及文化传承的作用。
出版参考：您坚持出版学术图书，是否有亏损，是否听到了一些批评意见。
耿相新：原来有一些，出版的学术书有亏损，社里不少人有意见，说是不应该拿国家的钱去出赔钱的书，我也听到过很尖锐的意见。然而，出版社是一个具有多种功能的平台，如果没有很多有意义的书来做支撑，其影响力将会被削弱。出版社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以此来提升品牌效应。出版社品牌建立起来后，对所有工作都会起到推动作用，如对教材教辅的发行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出版参考：靠出版学术类图书提升品牌影响力，曾经是许多出版社采用的做法，但由于不少书赔钱，这一做法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很多出版社已放弃了这一做法，您为什么还要坚持？
耿相新：出版品牌不能当现钱花，如果出学术书赔钱多的话，遭到反对是情有可原的，所以我们力争通过市场化运作做到出版学术书不赔钱，这样反对的声音自然就消失了。
出版参考：学术书虽然可以赢利，但其赢得的利润能同畅销书、教材教辅相比吗？
耿相新：学术书肯定不能与教材教辅比利润。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教材教辅市场特别混乱，其赢利空间越来越小。畅销书的品种有限，单靠畅销书很难生存。畅销书不少是凭运气的，如果没有畅销书的运作机制与环境，人为追求畅销书，出版风险也许更大。而学术书出版市场很大，品种很多，更容易把握。我们现在一直在扭转这样一个观念，不是说学术类的书就一定不赚钱，教材教辅就一定很赚钱。
出版参考：目前大多数的出版社都在靠教材教辅生存，没有教材教辅的出版社生存普遍困难，这是否意味着学术书出版难以自谋生存？
耿相新：许多出版社的生存靠教材教辅，这是事实。但也有出版社没有教材教辅也活得很滋润。出版业是一个创意的产业，主要看你创意怎样，营销和发行怎样，许多民营书商做走市场的书，都比出版社挣钱，主要就是靠创意。目前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呼吁调整产业结构，就是要改变教材教辅占据主要地位的市场格局。目前教材教辅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换一种方式来做会更好一些。出版人还是应该把眼界放得稍微宽一点，可以对目前拥有的版权资源进行立体开发，对内部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与整合。
出版参考：出版社转制为企业后，不应放弃其文化追求，而是要通过市场化运作使学术图书出版赢得更多的利润，大象出版社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耿相新：我觉得既然入了出版这个行业就要把文化传承的事业坚持下去，要通过市场化运作更好地实现文化理想，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去探讨。
第一，争取各种学术出版基金的支持。在国外学术著作的出版主要靠各种学术基金的支持。在国内，支持学术出版的基金不是很多，但国家已经开始加大支持学术著作出版的力度。出版社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得到学术出版基金和课题经费的支持，维持出版社的生计，并进入良性循环。目前，我们运作的大多数学术书或多或少有一部分资金支持。
第二，精准把握学术市场。做文化传承方面的书，应该更准确地把握市场，按照市场需求控制印量，把握成本。比如说考古方面的书，品种越来越多，读者对象可能就那么多人。我们出了一系列考古方面的书，每种书整个的需求量就1500册左右，而我们每次差不多就印1500-2000册，大体上两年就能卖完，基本上都有赢利。个别的书也有卖得非常好的，去年我们做了一套《经典河南》，跟邮政局合作，采取直销的形式，卖了8500套。我们做的收藏方面的书，卖的也挺好，也是我们的一个利润增长点。
第三，建立专门的营销渠道。为扩大学术图书的发行量，我们成立了直销部，建立了网络书店，加强同国内外图书馆的联系，建立各图书馆的资料档案，有针对性地开发图书馆资源。我们还加强了作者专有营销渠道的开发，充分利用作者的资源销售图书。
第四，探索按需出版。未来的出版将是按需出版，根据需求量来定印数，要实现按需出版就必须建立大型数据库，把学术内容资源整合起来，按照订单随时印刷供货。只有真正实现了按需出版才能有效降低学术出版的风险，赢得尽可能大的利润。目前，我们正在建设“大象教育网”，正在建立学术著作数据库，正在探索以大型骨干出版工程带动整体学术出版，正在操作过程中的《清代缙绅录集成》（120册）、《民国史料丛刊》（1128册）均有望实现较好的经济效益，从而达到两个效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