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隍庙门口的方浜中路，在旅游手册上也叫“上海老街”，沿街飞檐翘角的建筑多半是假古董。街上还有几家复制的老式茶馆，挂块旧匾，再砌只老虎灶，好像很上海。老上海茶馆也算一处，临街就是楼梯，引客上楼，店堂相当局促，摆满了老上海的遗物，比如风琴、GE牌电风扇、挂在墙上的电话机、美国北极牌冰箱、电影明星照片……还有黄包车的车牌、小脚女人袜子、煤油灯、煤球炉子……呵呵，还有一张1949年4月25日的《新闻报》，嵌在镜框里，这份报纸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的新闻。我向身穿长衫的服务员询价，对方伸出三根手指：“三千大洋。”
　　这家茶楼虽小，已经开始怀旧的80后却喜欢这里的调子，爱摆老资格训人的老茶客也乐于盘桓，连专家学者也经常光顾。据说同济大学的一位研究生为写毕业论文，意外地在此找到了一幅1937年的上海地图，从而解决了一个学术难题。
　　一些在上海呆久了的老外也慕名而来，慢慢搞大，在此开派对，比如英国汉莎航空公司和荷兰银行等大企业都来办过鸡尾酒会。
　　老板是个资深怀旧客，借自己的场地办过几个专题展览会，比如“淞沪抗战资料展”、“老上海油画展”等。前几年还办过一个“老上海淑女遗韵展”，他将自己收藏的几十件老旗袍拿出来展示，将许多时尚界、服装界人士吸引到老街来观摩，领略时尚教母们的风韵。
　　上周，有个老外通过朋友找到我，要跟我聊聊老上海的话题。他是德国《明镜周刊》的驻京记者，特地飞到上海与我会面，叫我不好意思谢绝。他约我在这家茶馆喝茶，看来事先也是做过功课的。他事先在笔记本上开列了七八个问题，关于旧上海的帮会及黑老大故事。我尽自己所知一一作答，他似乎很满意。“你写这样的报道发回去，贵国的读者会有兴趣吗？”我忍不住问。他说：“这些故事都是上海城市的背景，便于读者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他要写一篇重点报道，将上海放在中国发展的背景下来写，但他认为从上海的历史写起，比较容易引人入胜。最后，他还花了1800元买了一张外滩老照片，我摸了一下这张茶渍斑斑的旧纸，希望它是真品。
　　去年春天，有位法国女作家找到我，也希望我跟她讲讲黑社会的故事——啊呀，我实在算不上历史学家，对黄金荣、杜月笙的了解并不比一个说书先生更多。但是她相信我，觉得我可以为她正在撰写的一部以上海租界为历史背景的小说提供一些生动有趣的细节。我们也在这家茶馆喝茶，我讲了杜月笙的故事，如何从高桥到十六铺，如何在水果行学生意，如何投靠黄金荣并被他的老婆桂生姐慧眼看中……她记得飞快，不停点头。一个下午，我们喝掉一热水瓶开水。西斜的阳光轻轻地洒在我们的身上，店堂里回荡着六七十年前的爵士音乐，俯瞰老街，则是一幕老城厢街市的情景，一片喧腾声从四面八方汇来，令我有恍若隔世之感。
　　“你寫这样的小说，是……何种力量驱动？”我本不想窥探她的创作意图，但临别时还是脱口而出。这位法国女作家浅浅一笑，“租界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环境，我想知道它是如何将西方文明带给这座城市的，但同时又遭遇了本土文化怎样的抵抗。”
　　法国女作家会点中文，随身也带了一位翻译。这位小姐来自湖南，在北京上的大学，来上海三年不到。交谈的气氛是愉快的，但我又觉得三个人的语言游戏犹如猫捉老鼠，也像这里的一切，照片、画报、地图……都是表面的、浮华的、肤浅的、僵死的，却又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我们分别后，下雨了，老街的路面反射着惨白的日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讲述上海的故事，难道一定要从租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