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是因为关心陈寅恪先生的相关资料才找来杨遇夫（树达）的《积微翁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一读，不想却意外地见到了很多关于黄季刚（侃）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与我先前在脑子里形成的对季刚的印象颇有出入。士林乐于称道季刚的逸闻趣事，也有对其人品略有微词的，但对其学问，在先前的阅读中似尚不见有异词。而遇夫笔下，对季刚学问的微词或与季刚所说商榷者，随处可见。即使季刚逝后，遇夫对其评价仍时有出现，且不见什么褒赞之词。而拿这些评论与《量守庐学记》（程千帆、唐文编，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第2版，下文简称《学记》）和《量守庐学记续编》（张晖编，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第1版，下文简称《续编》）的相关记载对读，我才发现，黄季刚逝后，当时学界对其学术成就的评价似乎有过一翻争论，而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很多文字很可能并非泛泛之谈，而是有为而发，甚至是针锋相对的。
　　《回忆录》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条：
　　
　　《哀启》云：“季将没，自伤垂老无成。”近日学界人谈及季死，均谓季生时声望虽高，百年后终归岑寂。据《哀启》似季亦自知之矣。按清儒学问本分两派：皖派江、戴，主实事求是；吴派惠氏，言信而好古。皖派有解放精神，故能发展；吴派主墨守，则反之。戴弟子有王、段、孔三家，各有创见。惠弟子为江声、余萧客辈，抱残守缺而已。俞荫甫私淑高邮，太炎师荫甫，实承皖派之流益光大之。季刚受学太炎，应主实事求是；乃其治学力主保守，逆转为东吴惠氏之信而好古。读诗必守毛、郑，治《左氏春秋》必守杜征南，治小学必守许氏。于高邮之经学，不论今古文家惟是之从者，则力诟之，此俗所谓开倒车。世人皆以季刚不寿未及著书为惜，余谓季刚主旨既差，虽享伏生之年，于学术恐无多增益也。
　　
　　而作为季刚生前挚友的胡小石，在同月四日的《追悼季刚先生讲辞》则说道：
　　
　　他对于治学的特点，我晓得很清楚。当清代乾嘉中，学术分二派，即苏州的惠氏、徽州的戴氏。中国说经的所谓汉学，至唐后已亡失。苏州惠定宇，能振起汉学，守先待后，保守汉人之说，不妄加一语。于清代可称汉学者，惟惠氏足以当之。徽州戴东原，治学用论证法，能开辟新途，其门人如段玉裁、如王念孙，都是如此。这才是清学。季刚之学虽为徽州戴氏之系，但自戴氏及段而王，至逊清俞氏而至章太炎先生，其师法相承虽如此，而季刚治学态度，则崇尚惠氏。在最后晤面的一次，他和我谈及不著书而无关于学问的话，我也认为嘉兴沈子培先生，博学不著述，而于先生之成就无关。（见《续编》页21～22。）
　　
　　将以上两段文字排比在一起，不难看出，胡小石的《讲辞》完全对应于杨遇夫的那些话。杨遇夫的文字论及两点：一是季刚学宗惠氏是开倒车，且语气中有讥讽季刚背叛师门之意；二是说季刚这样的论学态度是写不出什么学术著作的。巧的是，胡的《讲辞》似乎恰恰回应了这两点。对第一点，胡也主张季刚学尚惠氏，但不认为这是开倒车。他清楚地分析了惠氏的意义所在，而且在之后的讲辞中还特意强调“现在是戴氏之学的末期，一班学者，故好疑古。疑古固然是治学问的方法，然而以推测为事实，幻想为断案，所以我觉得季刚守先待后的精神高不可及”。在胡看来，季刚之宗尚惠氏是在“守先待后”这点上声气相通，而这点精神，在当时的学界风气下显得尤为可贵。别人非议季刚之处，在胡看来，正是季刚的过人之处，正是其意义所在。对第二点，胡也承认季刚并没什么著作，但他以沈子培（曾植）为例，说明学问大小与著作多少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连。这种针尖对麦芒的交锋简直就像是诉讼的两造在对簿公堂！我并没有坚强的证据证明，胡的讲辞就一定是针对杨的观点，从时间和地域上看，杨的日记早于胡发表讲辞三日，而当时杨在北京，胡则在南京，以当时的通讯条件来说，胡也不大可能会知道杨的这些看法。但巧合到了这种地步，就不得不叫人作一翻悬揣了。而在我看来，则很可能是杨的那些记叙未必仅仅是他的个人之见，正如其文中所说“近日学界人谈及季死，均谓季生时声望虽高，百年后终归岑寂”，很可能是当时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而惹来如许浮议的，也正是因为季刚身前树大招风，在学界早著声望的缘故。就好比一年后太炎逝世，也是浮议四起。大凡身前享大名者，及其死后，人们总设法对他“盖棺论定”。而那些无识的话，夹杂着个人意气的话又总会遭来反驳。
　　胡的讲辞颇有理据，但争论似并不因此而圈上句号。在季刚逝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36年，《中央大学文艺丛刊》为季刚的遗著连着出了两个专号，由乃师章太炎作序。太炎于序中又重点提到了季刚学风宗尚的问题：
　　
　　说经独本汉唐传注正义，读之数周，然不欲轻著书，以为敦古不暇，无劳于自造……或病其执守泰笃者，余以为昔明清间说经者，人自为师，无所取正。元和惠氏出，独以汉儒为归，虽迂滞不可通者，犹顺之不改。非惠氏之戆，不如是不足以断倚魁之说也。自清末讫今几四十岁，学者好为傀异又过于明清间，故季刚所守视惠氏弥笃焉。独取注疏，所谓犹愈于野者也。
　　
　　本来非议季刚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从师承上说，太炎是徽州戴氏一脉，而季刚则宗尚惠氏，有背叛师门之嫌。那么，现在由太炎本人出来说话，来论说季刚崇尚惠氏的意义，就再好不过了。自家老师都不说弟子背叛师门，则其他人同一主题的评论就不攻自破了。
　　论理，太炎一席话振聋发聩，且太炎又是遇夫所敬服的前辈，此后遇夫当噤口不谈此问题才对。但细检《回忆录》，又见1936年6月29日尚有一条记载云：
　　
　　景伊能自用其心思，非其他低能儿一味捧黄者所能及也。
　　
　　所谓“低能儿一味捧黄”，无非是指季刚逝后，其师友弟子悼念追怀的文字接连不断（考诸《学记》和《续编》，知季刚逝后，纪念之文章及纪念之举动确实很多，主要以南京的两所大学——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以及在苏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为中心，《中央大学文艺丛刊》为季刚遗著连出了两期的专号，上文已述及，时间在1936年4月，在遇夫此条记录前两个月。《金陵大学校刊》则出了纪念文章的专号，时间在1935年11月。国学讲习会的《制言》半月刊则是自第五期直至第十一期也就是1935年11月至1936年2月，几乎每期都有纪念季刚的内容。这些遇夫当是知晓的）。这本是人之常情，而遇夫竟恶语相加，于一个熟读经书的人（遇夫以小学名家，而深诣小学者必稔于经书）来说，真可谓大失温柔敦厚之旨。之前他不服季刚的学问是有理有据，铮铮有词，而经太炎的一翻宏论则似已无话可说了。但心底里，遇夫怎么会服季刚的学问呢？第一，季刚立身行事颇有可议之处，这点连爱他护他的人也不讳言；第二，遇夫与季刚同业，且说实在的，其学问不在季刚之下，又怎甘心将当今小学“第一人”拱手让之他人呢？所以，在季刚生前，遇夫闻其对于研治《说文》“乃自负为天下第一人”后，便表示“殊可诧也”，因为在遇夫看来，“季刚于《说文》并无真知灼见”。后来陈寅恪先生为遇夫《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作序说：“当世学者称先生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小学之第一人。”而此一提法在先前陈先生复遇夫书时曾明白表示过的：“论今日学术，公信为赤县神州文字、音韵、训诂学第一人也。”遇夫虽说“良友奖藉，令人感愧”，可并不见得他说“实难克当”之类的话。且最后默认此话出现在正式出版的序言里。这些均明白显示，遇夫于小学这一领域是极有争胜之心的，故而不服季刚是情理之中。既然心里不服，而口头上已理屈词穷，也便忘了辩论的风度，而出之以谩骂之语了，况且这本来只是记载在自己的日记里头的。
　　1936年6月，太炎逝世。章黄学派的两位核心人物相继谢世，其学派之声势也自然消沉下去了。紧接着日本人的铁蹄迅速踏遍了华夏神州，全国都激扬起抗日救亡的声调。这时，学界的这些争论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今天，对这段争论、这段历史钩沉探赜，对其中掺杂着的个人意气自可不去理会，而争论的焦点却值得回味一翻。仔细辨味，不难发现，争论的焦点并不是季刚的学问问题，而是其学风问题。季刚谨慎乃至保守的学风，其意蕴已被胡小石、章太炎阐发无余。而这种“守先待后”的精神，对当今的国学界似仍有意义。当下，随着西方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引入，国学界的人们不得不拼命撰作，硬是将本该坐冷板凳的人赶鸭子上架，结果本该是淡泊宁静的国学界也沾染上了这个时代的浮躁之风。章太炎说“自清末迄今几四十岁，学者好为傀异，又过于明清间……”我们今天的国学界视当时如何，明眼人自是心知肚明。当下人们在谈及季刚时，除了乐道于其倜傥不羁外（这在严肃的学术讨论中自当撇开不谈），说得最多的便是其读书如何之精勤，下笔如何之审慎。我想，这或许正是当下国学界在呼唤着的这种保守的学风，这种“守先待后”的精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