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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进入片场之前，毕赣都要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到达拍摄地所在的汞矿遗址内部。矿区位于贵州丹寨县，离凯里不远。拍第一部长片《路边野餐》的时候，毕赣去周围勘景，发现了这个神秘的地方。
矿区当初是上世纪50年代由苏联人指导建造的，90年代终于枯竭，如今，矿区仍然保留着过去的模样，时间仿佛陷入停滞状态。隧洞幽暗，汞让池子里的水变成海蓝色，这里的一切有些虚幻。它们进入到毕赣的电影中，如同曲折幽深的迷宫，让那些角色陷入繁复的梦与记忆之中。
现实中，毕赣对于矿场和工地并不陌生。贵州本来就多山，他考过爆破证，一度计划到爆破公司上班，至今他的微信昵称还是“爆破员”。他觉得炸山跟拍电影很像，都是提前安排好，然后远远地看它在人们的眼前爆炸。不过，这个打算被大学时代的老师丁建国拦住了，最后，靠着老师和家里的资金支持，毕赣专心拍起了电影。
后面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2015年，凭借着极具辨识度的电影语法、标志性的长镜头，毕赣用草台班子拍出了长片《路边野餐》，国外专业媒体甚至评价毕赣的作品是“大师的雏形”“无法被复刻的处女作”。
《路边野餐》的成功为毕赣吸引了资本的注入，第二部长片的成本呈几何倍数增长。2018年的最后一天，《地球最后的夜晚》正式上映。
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晚上，毕赣打开游戏，开了一个小号，带着队友，一路猛打，连赢了五把。电影的制作周期漫长而繁复，一旦有闲暇的时候，他就选择这样方式缓解压力。
毕赣。
“可能看完电影了以后，我就不想再谈论关于艺术的事情，又想去打游戏。我觉得每件事情我可能要做到爽，然后就不想做它，又换另外一件事情，就不断地这样。”毕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写诗也是这样。《路边野餐》里的诗歌曾给觀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现在，诗能不写就不写，只有在不得不写的时候他才会拿起笔。这是毕赣保护热情的方式。再过一年，他就年满30岁了。以前还喝酒，但现在因为身体原因，也戒掉了。年龄的增长要求他转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对于电影，毕赣同样谨慎。他在现实和艺术之间设立了明显的边界，以此维系两个世界的正常运行。回到家，他是丈夫，也是父亲，即将迎来第二个孩子;平时跟家里的长辈和朋友谈天，很少聊起电影。出门在外，他是一名导演。对于拍电影本身，他也分割出创造性和事务性的部分，将宣传采访称作自己的本职工作，在许多场合表示，自己做这些事，只是在“上班”。
那些隐秘的热情和表达的欲望被隐藏在手机的记事本里。好友梁凯说，毕赣无时无刻不在创作，对于同一件事，毕赣也往往能够找到不同的视角。在他的印象里，毕赣迷恋那些有反差的人和事，比如唱儿歌的中年男子，或者是老成早熟的少年。
梁凯和毕赣是老乡，也是山西传媒学院的学弟，后来成为了《路边野餐》的录音师。2012年，两个人在贵阳开了一家叫作看花眼的婚庆工作室。两个人凌晨两三点就得起床，四点钟赶到结婚的人家里，开始忙活。
很多时候，梁凯需要负责具体的拍摄。晚上，他忙于剪辑片子，毕赣还在坚持创作，写写剧本。他们选用了适合拍电影的佳能5D数码单反相机，但办婚礼的人觉得机器太小了，不够气派。生意越做越少，两个年轻人陷入穷困的境地。
没钱的时候，两个人就整天吃面条，这对极少吃面的南方人来说有些痛苦。这期间，两个人商量着，将毕赣的一个剧本拍成了20分钟的短片，是为《金刚经》。
毕赣找来了自己的小姑父陈永忠出演角色。
这成为了《路边野餐》人物关系的雏形。毕赣的老师，也是他日后作品的监制和策划丁建国认为，那时候毕赣的风格美学已经开始形成，在某种层面上，甚至比《路边野餐》更精道。“包括关注的人群，他的导演方法，就基本是已经找到了。虽然在声音制作上还有些欠缺，包括后期混音，这个是经验上技术上有一些问题，而且资金有限。”丁建国说。
这部短片在两年之后的香港短片录像节获得评审团大奖，让毕赣认识了很多同辈的电影创作者，包括后来的妻子，但在拍摄完毕的2012年，它没能阻止毕赣的婚庆工作室倒闭的命运，现实的压力再次袭来。
家里继续为毕赣的生计想办法，准备为他找个客运站的工作。毕赣一个人跑到了太原，跟大学时代的老师丁建国喝酒，两个人一起想办法，筹措资金，但没有成功。毕赣有点死心。丁建国希望他拍电影，准备自掏腰包支持毕赣的创作。
在他眼里，毕赣是自己教书22年来遇到的天分最高的学生。
“他的创作比较多地基于个人的生命经验，明显已经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和成长记忆形成了初步完整的理解。”丁建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后来，在毕赣与现实进行周旋的时候，他并没有停止与外界的联系。白天跟朋友喝酒，聊房子，聊工作;晚上，他通过手机跟网上认识的朋友聊电影，电影成为了他生活中最大的秘密。
据说，在苗语里，“秘密”一词的发音类似于“荡麦”。后来，这个词变身为《路边野餐》里一个虚构的地名。主人公陈升踏上旅程，却像是游荡在记忆的半途，“黑暗落在一个旅行者的脸上，他和众人，走在太阳急躁强烈的光里”。
现实里，荡麦是毕赣合伙创建的影视公司的名字。为了宣传新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毕赣不得不在家乡贵州凯里和外地之间来回奔忙。
对毕赣来说，故乡与他乡的分野似乎并不明显，他在贵州凯里长大和生活，也在这里拍摄和创作，从未长久地离开，也没有深陷到故乡的逻辑中去。时代的巨变并未在这里留下剧烈的痕迹，虽然生活的指针时刻都在发生位移。 又或者说，他的关注点从社会结构中的个体转移到了个体的内部结构。从这个自我出发，毕赣建构起他的美学世界，让自己的主人公不断开启旅程，在回溯性的途中，与过去的自我相遇，并再次告别。
生长空间的另一个维度是家庭。毕赣的幼年经历了父母的离异，更多的时间是跟祖辈一起生活。隔代的成长环境让他对生活的现实变得更加敏感，那些幼年记忆里的雨水也浸湿了毕赣的影像时空。
一段惊心动魄的影像旅程由此开始。2013年，他拿着家里给的两万块钱，东拼西凑，开始拍摄《路边野餐》。剧本已经打磨了两年，从毕业前就已经开始创作，在毕业后的两年里不断翻新、生长。那部电影刚出来的时候，人们一时间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描述他，总是习惯于用那些电影大师作为参照系，“贵州王家卫”“中国阿彼察邦”“下一个贾樟柯”。这份影响的名单上还可以加上塔科夫斯基、侯孝贤，但仍然无法概括他。后来，有人在形容类似的气质时，会说“这很毕赣”。
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前，毕赣参加许知远的节目。许知远跟他聊起时代，聊起“改造外部世界”的无望，毕赣回答，“作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关心自己。”在一个公共生活变得破碎的时代，毕赣将镜头对准了自我。
毕赣曾与学者戴锦华谈及，自己不是什么第几代，非要说的话，那就是“网络时代”的导演。
“在说一个东西的时候，如果你们不这样说，你们就没办法说他，但你们一旦这样说，又不对，这就是艺术有趣的地方。可能当时间过了十年，甚至五十年，大家又用我们来描述新的东西。”毕赣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在创作《地球最后的夜晚》时，这种意识同样强烈，他将其形容为一次“古典又崭新”的尝试。
《路边野餐》成功之后，许多电话打了过来，寻求投资和合作，这还是让毕赣感觉到了压力。他要在自我表达和工业标准之间取得平衡。尽管周围很多人说过，电影是妥协的艺术，但毕赣觉得，妥协在自己这里并不成立，虽然要考虑的因素变多了。
毕赣仍然想要创作出纯粹的影像世界。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借鉴了黑色电影的模式，掺杂了悬疑、侦探和爱情的元素，却又时刻在打破应有的节奏。主人公罗纮武回到自己的家乡，在幽暗潮湿的时空里，开始追寻十二年前的一位神秘女子。但与此同时，他却不断地陷入记忆之中，在延宕的行动和变换的身份中徘徊，在抵达终点之前沉入梦境，于解谜般的虚幻中，与已经错过的人再次告别。
据丁建国介绍，为了赶上金马创投的时间，毕赣很快就写出了剧本的梗概。跟《路边野餐》不同的是，故事本身更多地是来自于毕赣此前积累的阅读经验。毕赣本人则表示，新作的灵感来源于夏加尔的画作、莫迪亚诺的小说和保罗·策兰的诗歌。前半部分是记忆，长镜头的部分是罂粟般的梦境。
2017年6月，影片开机。虽然剧本已经有了，但完成的难度极大。拍电影的成本增长了几十倍，拍摄要求和制作团队也大幅度升级，虽然给了更多的选择，但对于毕赣这样的“野生”导演来说，这也可能是限制。原有的拍摄方式需要转变，剧本也需要修改，一直贯穿整个拍摄。
外界关注最多的仍然是长镜头。这一次，长镜头的时间比《路边野餐》的四十分钟还要多，长达一个小时，而且是3D的形式。但毕赣认为，无论是3D，还是长镜头，都只是叙事的一种方式，他要实现的是对梦境的真实复现。
说起这些，毕赣的语调里透露着老成的思考，也有着孩童般的纯粹。童年和老年同时寄居在这个不满30岁的年轻人身上。在电影的商业浪潮中，他依然相信影像本身的力量，在电影中尝试着最接近电影的方式，让静止的房屋旋转，让乒乓球拍的老鹰图案在旋转中飞起，让短暂的烟花变得漫长。
3D开始的那一刻，角色和观众一起戴上了眼镜，同时跌入梦境。主人公罗纮武从幽暗的山洞里出来，沿着索道，下降到废弃监狱所在的位置，又从监狱旁边的台球室下降到露天舞台，不断跌落，飞升。背景音乐响起，苗族传统的曲调如同召唤亡魂的声音，弥漫整个虚幻的空间。
毕赣对这段音乐小样很喜欢。作为一个苗族和汉族混血的后裔，他觉得，与那些官方宣传和旅游手册相比，这种音乐才是苗族传统中最核心的部分。那些野鬼和山风，构成了最鲜活的语言。
另一个问题是语言。主演汤唯不会说贵州话，黄觉虽然是广西人，跟贵州的方言还是有差距。毕赣对于创作和表达有足够的信心，但与此同时，他要让这些职业演员与自己的表达实现“无缝对接”，就必须要克服这些外在的困难。毕赣让梁凯跟在黄觉身边，在黄觉拍戏的间隙，不断磨合他的台词，两个月下来，自然了很多。
影片制作完成后，在去年5月份入选了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后来又在第五十五届金马奖的评选中获得五项提名，最终获得最佳摄影、最佳音效、最佳原创音乐三项奖项。《好莱坞报道》在评论中写道，这是“一段缓慢而平稳的过山车之旅，带我们穿过记忆，悲伤，以及他独特的影视魔法，直到影片结束之后，依然余味悠长。而其中那60分钟的长镜头，将在电影圈被久久谈论。”
矿区当初是上世纪50年代由苏联人指导建造的，90年代终于枯竭，如今，矿区仍然保留着过去的模样，时间仿佛陷入停滞状态。隧洞幽暗，汞让池子里的水变成海蓝色，这里的一切有些虚幻。它们进入到毕赣的电影中，如同曲折幽深的迷宫，让那些角色陷入繁复的梦与记忆之中。
现实中，毕赣对于矿场和工地并不陌生。贵州本来就多山，他考过爆破证，一度计划到爆破公司上班，至今他的微信昵称还是“爆破员”。他觉得炸山跟拍电影很像，都是提前安排好，然后远远地看它在人们的眼前爆炸。不过，这个打算被大学时代的老师丁建国拦住了，最后，靠着老师和家里的资金支持，毕赣专心拍起了电影。
后面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2015年，凭借着极具辨识度的电影语法、标志性的长镜头，毕赣用草台班子拍出了长片《路边野餐》，国外专业媒体甚至评价毕赣的作品是“大师的雏形”“无法被复刻的处女作”。
《路边野餐》的成功为毕赣吸引了资本的注入，第二部长片的成本呈几何倍数增长。2018年的最后一天，《地球最后的夜晚》正式上映。
捍卫热情
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晚上，毕赣打开游戏，开了一个小号，带着队友，一路猛打，连赢了五把。电影的制作周期漫长而繁复，一旦有闲暇的时候，他就选择这样方式缓解压力。
“可能看完电影了以后，我就不想再谈论关于艺术的事情，又想去打游戏。我觉得每件事情我可能要做到爽，然后就不想做它，又换另外一件事情，就不断地这样。”毕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写诗也是这样。《路边野餐》里的诗歌曾给觀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现在，诗能不写就不写，只有在不得不写的时候他才会拿起笔。这是毕赣保护热情的方式。再过一年，他就年满30岁了。以前还喝酒，但现在因为身体原因，也戒掉了。年龄的增长要求他转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对于电影，毕赣同样谨慎。他在现实和艺术之间设立了明显的边界，以此维系两个世界的正常运行。回到家，他是丈夫，也是父亲，即将迎来第二个孩子;平时跟家里的长辈和朋友谈天，很少聊起电影。出门在外，他是一名导演。对于拍电影本身，他也分割出创造性和事务性的部分，将宣传采访称作自己的本职工作，在许多场合表示，自己做这些事，只是在“上班”。
那些隐秘的热情和表达的欲望被隐藏在手机的记事本里。好友梁凯说，毕赣无时无刻不在创作，对于同一件事，毕赣也往往能够找到不同的视角。在他的印象里，毕赣迷恋那些有反差的人和事，比如唱儿歌的中年男子，或者是老成早熟的少年。
梁凯和毕赣是老乡，也是山西传媒学院的学弟，后来成为了《路边野餐》的录音师。2012年，两个人在贵阳开了一家叫作看花眼的婚庆工作室。两个人凌晨两三点就得起床，四点钟赶到结婚的人家里，开始忙活。
很多时候，梁凯需要负责具体的拍摄。晚上，他忙于剪辑片子，毕赣还在坚持创作，写写剧本。他们选用了适合拍电影的佳能5D数码单反相机，但办婚礼的人觉得机器太小了，不够气派。生意越做越少，两个年轻人陷入穷困的境地。
没钱的时候，两个人就整天吃面条，这对极少吃面的南方人来说有些痛苦。这期间，两个人商量着，将毕赣的一个剧本拍成了20分钟的短片，是为《金刚经》。
毕赣找来了自己的小姑父陈永忠出演角色。
这成为了《路边野餐》人物关系的雏形。毕赣的老师，也是他日后作品的监制和策划丁建国认为，那时候毕赣的风格美学已经开始形成，在某种层面上，甚至比《路边野餐》更精道。“包括关注的人群，他的导演方法，就基本是已经找到了。虽然在声音制作上还有些欠缺，包括后期混音，这个是经验上技术上有一些问题，而且资金有限。”丁建国说。
这部短片在两年之后的香港短片录像节获得评审团大奖，让毕赣认识了很多同辈的电影创作者，包括后来的妻子，但在拍摄完毕的2012年，它没能阻止毕赣的婚庆工作室倒闭的命运，现实的压力再次袭来。
家里继续为毕赣的生计想办法，准备为他找个客运站的工作。毕赣一个人跑到了太原，跟大学时代的老师丁建国喝酒，两个人一起想办法，筹措资金，但没有成功。毕赣有点死心。丁建国希望他拍电影，准备自掏腰包支持毕赣的创作。
在他眼里，毕赣是自己教书22年来遇到的天分最高的学生。
人们一时间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描述他，总是习惯于用那些电影大师作为参照系，“贵州王家卫”“中国阿彼察邦”“下一个贾樟柯”。
“他的创作比较多地基于个人的生命经验，明显已经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和成长记忆形成了初步完整的理解。”丁建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后来，在毕赣与现实进行周旋的时候，他并没有停止与外界的联系。白天跟朋友喝酒，聊房子，聊工作;晚上，他通过手机跟网上认识的朋友聊电影，电影成为了他生活中最大的秘密。
途中的秘密
据说，在苗语里，“秘密”一词的发音类似于“荡麦”。后来，这个词变身为《路边野餐》里一个虚构的地名。主人公陈升踏上旅程，却像是游荡在记忆的半途，“黑暗落在一个旅行者的脸上，他和众人，走在太阳急躁强烈的光里”。
现实里，荡麦是毕赣合伙创建的影视公司的名字。为了宣传新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毕赣不得不在家乡贵州凯里和外地之间来回奔忙。
对毕赣来说，故乡与他乡的分野似乎并不明显，他在贵州凯里长大和生活，也在这里拍摄和创作，从未长久地离开，也没有深陷到故乡的逻辑中去。时代的巨变并未在这里留下剧烈的痕迹，虽然生活的指针时刻都在发生位移。 又或者说，他的关注点从社会结构中的个体转移到了个体的内部结构。从这个自我出发，毕赣建构起他的美学世界，让自己的主人公不断开启旅程，在回溯性的途中，与过去的自我相遇，并再次告别。
生长空间的另一个维度是家庭。毕赣的幼年经历了父母的离异，更多的时间是跟祖辈一起生活。隔代的成长环境让他对生活的现实变得更加敏感，那些幼年记忆里的雨水也浸湿了毕赣的影像时空。
一段惊心动魄的影像旅程由此开始。2013年，他拿着家里给的两万块钱，东拼西凑，开始拍摄《路边野餐》。剧本已经打磨了两年，从毕业前就已经开始创作，在毕业后的两年里不断翻新、生长。那部电影刚出来的时候，人们一时间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描述他，总是习惯于用那些电影大师作为参照系，“贵州王家卫”“中国阿彼察邦”“下一个贾樟柯”。这份影响的名单上还可以加上塔科夫斯基、侯孝贤，但仍然无法概括他。后来，有人在形容类似的气质时，会说“这很毕赣”。
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上映前，毕赣参加许知远的节目。许知远跟他聊起时代，聊起“改造外部世界”的无望，毕赣回答，“作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关心自己。”在一个公共生活变得破碎的时代，毕赣将镜头对准了自我。
毕赣曾与学者戴锦华谈及，自己不是什么第几代，非要说的话，那就是“网络时代”的导演。
“在说一个东西的时候，如果你们不这样说，你们就没办法说他，但你们一旦这样说，又不对，这就是艺术有趣的地方。可能当时间过了十年，甚至五十年，大家又用我们来描述新的东西。”毕赣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在创作《地球最后的夜晚》时，这种意识同样强烈，他将其形容为一次“古典又崭新”的尝试。
抵達之谜
《路边野餐》成功之后，许多电话打了过来，寻求投资和合作，这还是让毕赣感觉到了压力。他要在自我表达和工业标准之间取得平衡。尽管周围很多人说过，电影是妥协的艺术，但毕赣觉得，妥协在自己这里并不成立，虽然要考虑的因素变多了。
毕赣仍然想要创作出纯粹的影像世界。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借鉴了黑色电影的模式，掺杂了悬疑、侦探和爱情的元素，却又时刻在打破应有的节奏。主人公罗纮武回到自己的家乡，在幽暗潮湿的时空里，开始追寻十二年前的一位神秘女子。但与此同时，他却不断地陷入记忆之中，在延宕的行动和变换的身份中徘徊，在抵达终点之前沉入梦境，于解谜般的虚幻中，与已经错过的人再次告别。
据丁建国介绍，为了赶上金马创投的时间，毕赣很快就写出了剧本的梗概。跟《路边野餐》不同的是，故事本身更多地是来自于毕赣此前积累的阅读经验。毕赣本人则表示，新作的灵感来源于夏加尔的画作、莫迪亚诺的小说和保罗·策兰的诗歌。前半部分是记忆，长镜头的部分是罂粟般的梦境。
2017年6月，影片开机。虽然剧本已经有了，但完成的难度极大。拍电影的成本增长了几十倍，拍摄要求和制作团队也大幅度升级，虽然给了更多的选择，但对于毕赣这样的“野生”导演来说，这也可能是限制。原有的拍摄方式需要转变，剧本也需要修改，一直贯穿整个拍摄。
外界关注最多的仍然是长镜头。这一次，长镜头的时间比《路边野餐》的四十分钟还要多，长达一个小时，而且是3D的形式。但毕赣认为，无论是3D，还是长镜头，都只是叙事的一种方式，他要实现的是对梦境的真实复现。
说起这些，毕赣的语调里透露着老成的思考，也有着孩童般的纯粹。童年和老年同时寄居在这个不满30岁的年轻人身上。在电影的商业浪潮中，他依然相信影像本身的力量，在电影中尝试着最接近电影的方式，让静止的房屋旋转，让乒乓球拍的老鹰图案在旋转中飞起，让短暂的烟花变得漫长。
3D开始的那一刻，角色和观众一起戴上了眼镜，同时跌入梦境。主人公罗纮武从幽暗的山洞里出来，沿着索道，下降到废弃监狱所在的位置，又从监狱旁边的台球室下降到露天舞台，不断跌落，飞升。背景音乐响起，苗族传统的曲调如同召唤亡魂的声音，弥漫整个虚幻的空间。
毕赣对这段音乐小样很喜欢。作为一个苗族和汉族混血的后裔，他觉得，与那些官方宣传和旅游手册相比，这种音乐才是苗族传统中最核心的部分。那些野鬼和山风，构成了最鲜活的语言。
另一个问题是语言。主演汤唯不会说贵州话，黄觉虽然是广西人，跟贵州的方言还是有差距。毕赣对于创作和表达有足够的信心，但与此同时，他要让这些职业演员与自己的表达实现“无缝对接”，就必须要克服这些外在的困难。毕赣让梁凯跟在黄觉身边，在黄觉拍戏的间隙，不断磨合他的台词，两个月下来，自然了很多。
影片制作完成后，在去年5月份入选了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后来又在第五十五届金马奖的评选中获得五项提名，最终获得最佳摄影、最佳音效、最佳原创音乐三项奖项。《好莱坞报道》在评论中写道，这是“一段缓慢而平稳的过山车之旅，带我们穿过记忆，悲伤，以及他独特的影视魔法，直到影片结束之后，依然余味悠长。而其中那60分钟的长镜头，将在电影圈被久久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