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这位当代声量最大、笔锋最利、批评政客毫不留情面的经济学家，在大选时痛骂小布什的民主党超级助选员，如今却成了“奥巴马的诺贝尔大麻烦”，美国《新闻周刊》如此形容。
　　克鲁格曼成名甚早，但“面对权力，直言不讳”的一贯作风，1992年，他替克林顿卖力助选。克林顿选上后问他，有没有可能既增加健保福利支出，又减少财政赤字，克鲁格曼一口说，“不可能。总统你必须做出选择。”这真实之言，让他与官位错身而过。
　　1954年，生长在纽约长岛一个俄罗斯移民聚集的小镇，犹太裔，从科幻小说中锻炼思考逻辑的的克鲁格曼，形容自己是“天生的悲观”、“自然的反叛”。克鲁格曼的反叛，让他勇于挑战经济理论里的许多铁律，补充了畅行两百多年的李嘉图国际贸易理论的不足。克鲁格曼另一个不相信的铁律是，人的自利心会驱动市场，永远做出最有效率、最好的资源分配。他不完全相信市场，他的’偶像是凯因斯。
　　克鲁格曼的音量，除了来自于他持续笔耕，每周两次的《纽约时报》专栏，也因他背后酝酿改变的新经济思潮。
　　新经济思潮的战场在“怎么救破产的银行”。以克鲁格曼为首的学者，反对奥巴马政府把纳税人的钱，注资大型金融集团，仍放由同一批华尔街银行家继续经营。克鲁格曼主张，应该效法瑞典，把花旗、美国银行等准破产银行，先收归国有，之后再私有化。
　　克鲁格曼等人抨击，过去25年，羡国的政经结构，让华尔街的超大金融集团得以游说立法，不断自由化、开放的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激进的经济学家甚至主张，花旗、美国银行收归国有后，应该引用反托拉斯法，把金融集团分拆为小的、单纯的、管理严格的金融机构。
　　这等于是对英国撒切尔夫人、美国里根执政以后的30年思潮，做了翻转。过去30年，以傅利曼为首的思想主流，主张小政府、减税、放松管制、自由化、鼓励并购扩大。但现在以克鲁格曼为首的学界，主张政府的政策不该被有钱人的利益团体牵着鼻子走。
　　不过，也有人批评克鲁格曼的主张不切实际。以瑞典模式为例，奥巴马就认为，美国的金融体系比瑞典大且复杂得多，政府的人力不可能去做接管。而且，克鲁格曼发言是不、用负责任的，说的不准，最多是失去读者。但官员得负责任。
　　到底那个方法有效，在百年金融海啸里，人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