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更替，岁在戊戌。
　　春天，是一个代表希望的季节。一年很短暂，在时间的历程里，不过是滴水之于沧海。假设一切都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一年对于一个人的理想，小有进展，便足可欣悦；而对于一个民族的理想，就更是千里跬步，道阻且长。
　　所以，相较“希望”而言，“自信”这一指标或许更有理性的意义。冬去春来之际，更宜抚心自问：过去一年，我是否在成长？面对世态与未来，基于成长的自信增强了吗？
　　一个人若时时被自信所浸润，则面对纷纭世事、烦扰大千，也可游刃有余，无改于志趣与初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孜孜于心中所向。
　　因为自信的人，无时不在理想之中。正如古龙那个美丽的设问：“天涯远不远？不远，人就在天涯，天涯怎么会远？”
　　我们乐见每一个中国人，在这一年都变得更加自信。当然，前提是真正明白“自信”的意义。它所指涉的，不是时时处处都在心理上暗示“我很强大”，而是被真理的光芒所照耀，所指引，纵有冷眼与嘲笑，也不患得患失，朝秦暮楚。倘若理解为前者，人在异域，所谓“自信”可能会表现为某种无视规则的粗鲁；如果领会了真意，那么先贤的教诲就时时在耳：恭则不侮，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
　　人不自信，就会苟且，随波逐流，枉此一生；国不自信，就会短视，风来草偃，忘怀初心。毛泽东说“风物长宜放眼量”，良有此意。世途好坏，都要放入一个足够长的历史跨度里来衡量，否则，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悲观主义，早已解散了上世纪那群承载中国希望的精英。
　　今天也是如此。理解执政党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能以当下中国的软硬实力为基点，而应该纵览时空，回到中国乃至人类的理想与初心。
　　“天下大同”是中国人数千年的理想。尽管原始又朦胧，但道家有“小国寡民”，后来被陶渊明描绘得栩栩如生；墨家有人本侠义，从理论到实践都身体力行。作为传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也在《礼记》这样的经典源头上提出了“大同”愿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1898年，也是一个戊戌年，百日维新，变法图强，作为主导者的康有为，后来写出《大同书》，系统阐述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空想是因为，2000多年你方唱罢我登场，执权柄，家天下，中国未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未能看见理想社会的微光。《大同书》以“十部”的篇幅，凝练了中国历史上对理想社会的代代想象，基本立场是“现实不合人道，应为苍生扫除苦界”。
　　每一个阶段的社会理想，共同点都在于对人本、人道、人贵的崇仰。人本主义，正是马克思的追寻，他不满于历代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而致力于创造一种可以在现实中运用的思想武器，用来对抗和纠正人的异化状态。正因如此，100年前，他赋予了中国久远的、想象中的理想社会以科学和理性，以及实现的可能性。
　　中国的眼界为之一变，和过去的任何时代都不一样，接下来的前行方向，有了清晰的图景做指引，结束了朝代更迭、换汤不换药的无止循环。中国人从一种深厚的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而且手握披荆斩棘的利器，因而对未来充满信心。即便理想依旧遥远，但信念不会有丝毫动摇，这便是自信的历史文化背景。在通往理想世界的道路上，有波折，有坎坷，有魅惑，有阻挠，但不会有退缩。正如习近平所说：“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定性，证明了自信是建立在清醒的自我认知基础之上。中国用了数十年致力于解决“穷”的问题，成就让世界瞩目，但离理想愿景还任重道遠。当中国有能力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时，以“和”为中心的传统价值、“推己及人”的古老智慧就熠熠生辉。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理想本身提出的要求。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想，和一个人的理想一样，在一时一地，往往难以被人理解，不被理解的程度和理想的宏大程度成正比。这正是当下的中国所经历的现实，所以习近平提醒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
　　此时，自信尤其宝贵。
　　历史不会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理想不灭，自信不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如此，则每一天的中国，都是一个新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