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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末以抗外为趋向的爱国风潮,在其发展过程中渐次转向反政府,拒俄运动就是典型的例子。此中因由,乃是由于清廷推行压制政策而非疏导,这直接导致民间对政府的期望失落,催化革命;再就是清廷未能充分借助改良派等社会资源,扩大统治基础,强化了对立的革命派;此外,革命派的宣传组织活动,导致拒俄运动由倚赖政府向反政府方向转化,清末非理性社会氛围也借此形成。总之,在应对拒俄运动问题上,清政府无论是政策取舍,还是资源借助,都存在问题,再加上革命派的组织宣传,以至爱国风潮转趋反清。清廷最后走向灭亡,上述因素值得深思。
关键词 拒俄运动 改良派 革命派
〔中图分类号〕K25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4-0137-06
清末十年间,以救亡图存为旗帜的反列强侵华风潮可谓风生水起、汹涌澎湃,如抗法、拒俄及抵制美货、日货等运动,然与之同时,反政府的暗流也乘机随波而起,并生成了由爱国到反清的转型。如参加过拒俄运动的吴玉章回忆道:“我开始参加拒俄学生会,并不是基于高度的政治觉悟,只是看到大家都参加,自己也就随着大流参加了。以后参加军国民教育会也是如此。我虽然不是很自觉地参加了这一运动,但这一运动却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把我推入了革命的洪流。”①
关于清末爱国风潮转而反清的问题,目前学界的不足之处主要集中在研究视角过于拘泥于革命情结,取径往往是自下而上,清朝政府成了指斥的对象,政府的危机应对等非常重要的课题自难以引起关注,这是典型的革命史范式的后果生成。如有论者认为,“戊戌变法付出了血的代价,使愈来愈多的人们明白,腐败的清政府拒绝任何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改革。特别是清政府联合帝国主义绞杀义和团运动于血泊中的事实,更使人认清了它卖国投降的本质,它已成为了帝国主义豢养的忠实走狗了。”②问题绝非如此简单,上述论断模糊了社会矛盾转向的根本。有鉴于此,笔者拟从政府视角出发,以拒俄运动为视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压制而非疏导,直接助推革命高潮
在应对拒俄运动的问题上,清政府压制而非疏导,直接助推革命高潮。
对于民众特别是学生的拒俄活动、要求,清政府一意压制。如管学大臣张百熙电称:“请转告学生,庚电悉。俄约政府方坚拒,诸生宜壹意科学,报国之日方长,断不可轻于一试。百熙铣。”
②③⑥⑦⑧(12)(13)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度规划项目《清末社会危机与政府应对》(08JA770009)阶段性成果。
①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6页。
② 王振科:《论1901-1903年的拒俄运动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
杨天石、王学庄:《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10、110、191、308、229、305-306、155-156、144页。)载振也复书道:“诸生爱国之忱,实可嘉尚。但俄约政府已决计拒之。庆邸才德虽薄,亦断不至受俄人笼络,致失国权。诸生以求学来此,切勿因是旷业。”②王人杰因东三省之风潮骤急,“联合同学之有志者,欲在河南省城二曾祠开逐日演说会,提倡内地昏顽之民族,一变其性质。事未举而张人骏知之,五月六日(6月1日),冒雨促王人杰北上。”③对于留日学生由蓝天蔚领衔,吴禄贞、张绍曾副署,电请返国组织义勇军对俄军作战,提出勿须日军到中国驱逐俄军等倡议,“清廷复电,拒绝他们的倡议,只说本朝要守局外中立,并令蓝等安心深造,后有重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536页。)
压制之余,尚有斥责、拒见等失人心之举。钟荣光等致李鸿章电:“中俄约成,中外震骇,请严拒以救危亡。钟荣光、杨祝山等百五十人禀。”李鸿章复电:“尔等不知底蕴,何必震骇!”(注:李鸿章:《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4366页。)军国民教育会赴天津请愿代表钮永建、汤槱“往见袁督数次,阍人格不纳。官中文恬武嬉,若不知国事之危急;所识之官人,皆劝从事学问,国事自有主张者”。⑥南京各学堂学生“以大祸日迫切,请于总办,欲得枪炮,效死疆场,以御外侮,而各总办反斥其轻听谣言……”⑦
清廷的压制政策,其直接后果是促动知识界背离政府,催化革命。柳亚子以“中国少年之少年”之名发表“争以民族主义鼓吹一世”一文,点出了清廷压制政策与催化革命二者之间的关系:“学生军之出现也,热心如沸,而种族之界辨未明,欲运动伪廷与之共事。故特派员至上海,述前途、方针,演说于爱国学社,吴敬恒首反对之。军国民教育会之募捐启,亦为《苏报》所齿冷。而其运动力之效果,则胡人下伪诏,谓学生军‘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至名捕学生军队长蓝天蔚。非我族类,诚不可与一日居哉!钮永建、汤槱抵天津,袁世凯不敢执,亦拒不使见。而会中方针渐变,受伪诏之激刺,电召特派员还东。钮、汤既返,复开大会演说,盛唱排满。自是以后,留学界机关之杂志,如《浙江潮》、《江苏》、《汉声》、《游学译编》,争以民族主义鼓吹一世矣。”⑧1903年《江苏》第4期上发表陈去病之文《革命其可免乎》,季子:《革命其可免乎》,《江苏》第4期,1903年6月25日,第10页。)接着《江苏》第5期上又发表时评“革命制造厂”一文,(注:内国时评:《革命制造厂》,《江苏》第5期,1903年8月23日,122-123页。)持有相同的观点。
关于清廷压制民众拒俄的政策对革命的催化作用,学界也多有认同、强调。(注:详见王振科:《论1901-1903年的拒俄运动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桑兵:《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在今天看来,面对20世纪初我国之危殆情形,内有拒俄等抗外的舆论民情,外有列强的虎视眈眈,清政府实已无退路。当时的矛盾焦点集中于外交,清廷在对外交涉方面严重失分,并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因此,要想化解民众对外交的不满,清政府的最佳方案就是借民力以抗外力,所谓以力打力,消解危机。毕竟,清末政府夹在列强与民众之间,三方搏弈已成事实。事实上,清末舆论界不断有人提出借内力抗外的主张。(12)
抗外,其结果是清政府可以借此收复人心。如若清廷坚持强力抗外,得民之心,则可在国内形成统一战线。就连革命派也未必一意以反满为首要,取而代之的则是排外。革命宣传主将陈天华在《复湖南同学诸君书》就言称:“政府诸公果能以保国为心,而不以吾侪割送与人,则吾等岂有不为其易者,而为其难者?”(13)拒外可以将国内矛盾化解,形成合力,当无疑问。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为什么可以和共产党结成民族统一战线?难道革命派不可能与改良派甚至清廷结成拒俄统一战线么?义和团运动不就是作为统治者的地主阶级与作为被统治者的农民阶级的对外民族联盟么?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俄国国内的革命形势也十分兴盛,沙俄政府就试图借向外扩张来化解国内的矛盾。
拒俄运动之后,清廷于1905年派遣五大臣出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次年宣布“仿行立宪”。从戊戌政变阻止变法,到1905年决定考察西方政治制度以期择善而从,隔了短短五六年时间,清朝统治集团的态度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足以说明在民族危亡时刻其内心所受震动之大。(注:②彭法:《日俄战争时期的国人心态——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文章为据》,贵州师范大学2006年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论文,第57、60页。)可惜,清政府在内政上的作为与在外交方面的作为不对称。其实,在当是的情形之下,若能在外交方面取得突破,则无论革命派怎么宣传反满,其效果都不会理想,更何况革命派自身也有受外部氛围的影响而改弦更张之可能,因为他们正处于改良、革命的游移之中。当然,外交突破因我国的国势衰弱定将十分困难,可这又并非不可能,因为清末十年中无论在禁烟谈判还是路矿谈判,成功的例子并不乏见。再则,亦可借联日为助力。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保皇派、清朝统治集团及下层普通民众中,都有一些人基于对俄国侵略的仇恨,幼稚地把同情寄予了与俄国争夺我东北的日本,产生了联日敌俄的心态。②如此一来,民心化一,内争可解,统治危机烟消云散。
二、民间对政府的期望失落,转趋革命
1901-1905年间的拒俄运动中,民众对政府的期望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即从依仗到背离。
1901年以上海张园集会为表征的拒俄运动兴起之时,民众对政府多有期望。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致电督抚呼吁拒俄。3月15日,上海张园第一次集会人士提出:“凡我在申各省官绅士商均极宜设法,发电各省督抚,请其力争,以助声势。”④⑤⑥⑦B11)B12)B13)B14)杨天石、王学庄:《拒俄运动》,第3,15,28-29,33,45、56、57,18、29-31、37、44,61,62-63,114页。)3月25日绅商第二次张园集议认为,“各督抚均弛电力争”。④此次会议后,亦是函电交呈。⑤
邱震对张园集议曾有评论道:“试观张园之集议,来者千人,无不发愤流涕,议论如出一口,何则?尊君爱国有同心也。”“夫此次集议,一则云‘电奏行在’,再则云‘电达疆吏’,是集议之宗旨本系待当事之采择,朝廷之定断。诚知是约本非朝廷所许,亦非大吏所愿,徒以俄人威迫,骤难抵制,故集合大众,以抒公论。庶朝廷见民心之爱戴,坚与俄抗,俄或因此而却,故广、鄂大吏皆致电询问,而朝旨竟允决不画押……”⑥
于此可知张园集会中民众特别是士绅阶层对政府的期待殷殷。
上海之外,其他各地如浙江、澳门、广东、新加坡⑦等,亦是如此。
民众之所以连电督抚,与督抚的拒俄倾向有关。如两江总督刘坤一、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44、239页。)湖广总督张之洞⑨等,纷纷通电清政府和驻俄公使杨儒,反对沙俄侵略东北,主张“拒签俄约”。联合英、美、日三国,以阻俄国。在刘、张等督抚大员的压力之下,清政府终于下令“拒签俄约”。王振科:《论1901-1903年的拒俄运动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
在看到民众对政府期望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当时民间舆论中亦存在另类的异动。1901年3月25日第二次绅商集议会上,蒋智由、包公毅等提出重视民间力量,认为合力抗外乃国民之任;在借助民力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或更为具体的是,有论者以“借一庐主人”名义提出商战拒俄主张;由内及外,“香山徐君来函”主张联日拒俄;将对内与对外联系在一起,“球外人来函”、“寓杭董君来函”主张内外合力拒俄。(11)上述主张尽管依旧以倚赖政府为基础,然其中已经暗含有另类的倾向,随着清廷对俄外交的节节败退,到了1903年拒俄运动第二次高潮之时,民众对政府的态度已有相应的变化,即由倚赖转而为批评。
1903年4月27日张园再次集会,指出:“惟我国昏昧狂惑之政府,急为新政之反动,欲为仇外之谬举,乃饵其甘,而以为俄国之力足保我满洲之发祥地,以拒他国之凌侮,遂大倚为奥援,许以大利。驯至今日,遂使俄踞东三省为己有,久假不归,居保护之名,而贻瓜分之实,失地、失民、失权、失财。我亦岂能怪俄人之狡诈强横,是实我政府之罪也。”(12)在批评声中,舆论有借民力强迫政府的倾向。(13)至于军国民教育会在拒俄运动中曾派特派员运动袁世凯等,表面上这与1901年的举动相类似,而实质上则大有差异,1901年时是倚赖,而1903年时则是手段。(14)
需要强调的是,1903年及之后的拒俄运动中出现了有组织排外的强音。正所谓“俄事起,海内志士,悚瓜分之祸弥亟,因各为集会结社,冀以开通其国民,培植自强之基。”
②③④⑤⑦⑩B11)B13)B14)
杨天石、王学庄:《拒俄运动》,第187,68,170,82、204-210、284,187、223-39,334-335,338-340,340,342-343,344页。)张园集会本身就是组织行为,媒体对之十分敏感,评价道:“夫中国立国以来二千余年,其人民有爱国心者,自此次会议始。尚愿具此心者好自为之,以成真国民。”
②潘进华对此倡导的最为热烈:“至电政府,禀当道以阻俄约,目下已属空文。若结团体与俄人拼死命,诸君至诚大热,尤令人痛敬。但我辈欲举一事,切不可趁一时热闹,曰:‘结团体!结团体!’‘拼死命!’‘拼死命!’我辈但思以巩固长久之办法。若欲办一长久之团体,即于今日为起点。以弟愚见,即于今日合同人先结一大会,然后分途去办:一、开演说以唤吾皖之梦梦;二、习体操以强吾人之身体;三、设报馆以通各国之声气。无事可立自治之规模,有事可与外人抵抗。诸君!诸君!若思实力去行,请先于今日结一大团体。”③具体到各个阶层,舆论界均予以了有针对性的呼吁,如工人阶层、会党阶层、农民阶层、学生阶层
④等。
在舆论界的大力倡导之下,各地纷纷成立组织,如文学会、反对联俄会、广东拒俄会、哈尔滨拒俄会、东省仇俄会、抗俄铁血会、福建海滨公会⑤等。大批拒俄组织的成立,本身就说明民众对政府的失望,转而自己组织起来,这其中,一些组织日趋革命化,走向了清政府的对立面。
三、未能充分借助改良派等社会资源,强化了对立的革命派
清末拒俄阵营中,最重要的势力有两股,一股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另一股是改良派。其中,改良派相对于革命派对清政府而言,是可以借助的力量,此中要因,在于改良派只是反对后党,他们并没有推翻政府的企图。
在对待清廷问题上改良派的主张与革命派有根本性的差异,改良派希望用同清廷妥协、协调的办法来维护民族的利益,所以,他们必然竭力反对革命,努力为君主制度辩护,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必然出来反对他们,批判他们。王振科:《论1901-1903年的拒俄运动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因此,尽管拒俄可以掩饰、滞后二者之间的矛盾,而发生冲突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事实上,在拒俄运动的过程中,两派的争斗始终未有停歇,特别是到了1903年拒俄运动的高峰,帝国主义侵略加剧,救亡运动迅速高涨,两派的分野在所难免。
1903年4月27日张园集会,“集议诸人本意在阻止俄人永占东三省,乃另有一党人及野蛮浮薄之学生等,专以败坏秩序为事,意不在阻止俄人,当时肆意骚扰,不顾大局,宜为中外所同嗤也。”国民议政会成立之始也发生了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冲突,即邹容与冯镜如的争执,⑦该会成立后,改良派主张归政光绪,⑨本省时评:《呜呼国民议政会》,《江苏》第4期,1903年6月25日,125页。)对此,革命派撰文斥之为怪事。⑨
1903年5月中旬,《中外日报》先后发表《存诚篇》、《乘时篇》。在《存诚篇》中改良派批评革命派煽乱不诚,在《乘时篇》中改良派主张乘时合力对外。⑩面对改良派的批评之声,革命派控制的《苏报》发表社说《读<中外日报>》,予以回击。“若乃素以主持清议自任,而其言又为世俗自号上流社会者之所欢迎,乃忽缠缚于二弊之间,如《中外日报》十六日之《存诚篇》,十九日之《乘时篇》者,吾不能不为之诤友而纠正之。”(11)接着,陈天华又发表《复湖南同学诸君书》,痛斥康、梁。刘晴波、彭国兴:《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1903年5、6月间正是拒俄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而改良派与革命派则内讧不断,这自然会严重影响一致对外的大局,因此,当时曾有调和的声音。“自署方生者之致函”道:“惟是平和之与急进,破坏之与成全,则诸君不无稍异,我固知其舍此而外别无意见者。然主义不同,尽可彼此晤谈,或一再函商,以期终归尽美,勿遽著论刊报,诋其讪讽,攻击不已,则兴报复,报复不已,则为仇敌。”
(13)然而结果是调和无效。
之后,革命派先后发表多篇文章攻击改良派,如章炳麟发表“论《失地当诛》”,(14)孙中山撰文《驳保皇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34页。)革命派控制的报纸《俄事警闻》征文“告保皇会”(注:②③⑤杨天石、王学庄:《拒俄运动》,第348,344-349,266、276,314-315页。)等等。饱受革命派攻击的改良派,其主张除了保皇,还向清廷提出“消化乱党”的“治本之法”,建议政府通过改革以消弭革命。1905年左右,改良派还借四川留学生之口提出归政立宪的要求。②
改良派既有相当的势力,又不以推翻清廷为目的,且与反满的革命派对立折冲,矛盾重重,因此,就清政府而言,这应是制衡革命派、可资借助的力量。然当时的清政府不仅仅未予利用,相反,则是如同对付革命派一样的大力打压。如蔡钧上奏称:“前岁汉口唐才常一事,则托于勤王以谋革命;此间则托于拒俄以谋革命。其用意与唐才常相似,而党羽较密,训练尤严’各语”。蔡钧将保皇一概而论成革命党,类之者不乏其人,如端方。③
清政府不分青红皂白,未对改良派与革命派进行政策分化,致使改良派纷纷倒戈投入革命派阵营者。如《苏报》“初力主变法,颇为读者欢迎。嗣复中于康、梁学说,高唱保皇立宪之论,时人多以康党目之。壬寅、癸卯(1902至1903)间,桂抚王之春有向法国借兵借款平乱之议,而俄国更进兵东三省,强逼清廷签订新约,国内外志士纷纷开会,主张抗敌御侮,清廷均置弗恤,且有拘捕留学生代表之命令。梦坡至是始知异族政府之不可恃,因而改倡革命排满之说,延聘吴敬恒、章炳麟、章士钊、蒋维乔诸人分任撰述,措辞激昂,大为清吏所嫉视。”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20页。)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清末是个激进的时期,激进的氛围导致清政府与改良派的联盟十分困难,另外,清政府自身对扩大统治基础的认识并不迫切,许多时候往往是背道而弛,这样,本来是反帝的矛头却转向了自己,清政府几乎是引火烧身,自取灭亡。当然,清政府中亦有分化利用主张者,如端方力主奖励保皇分子王璟芳,⑤然此只是个案,并未能形成对改良派的全面政策。
就革命派与改良派而言,今天我们反思这一段历史,两派相比,究竟谁的主张更符合我国的民族利益呢?在当时,是以反帝为首选目标呢?还是选择反政府呢?很显然,革命派的取舍并不符合我国的最高利益——民族利益,可革命派最终却战胜改良派,成功地扭转了舆论导向,这其中,亡国灭种的危殆情形所催生的激进氛围、改良派的势弱及不力固然是原因之一,而清政府蒙昧大势,西太后为首的后党热心于压制光绪一派的复辟,而不敏于危殆的情形,不作为,甚至打压改良派,这在客观上配合了革命派。随着保皇的改良派日趋式微,并在之后立宪不利、革命风暴风起云涌之时,放弃保皇旗帜,投身到了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滚滚洪流当中,至此,清政府直面的只能是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和灭顶之灾。
有论者认为,“拒俄运动是发生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刻,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封建势力两个敌人。抗拒沙俄帝国主义就必然联系到反对清政府的统治,而革了清政府的命,就是打击了其背后的帝国主义,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拒俄必然会走上反清的道路!为什么在拒俄的高潮中,会迅速地实现反清革命的转变”。王振科:《论1901-1903年的拒俄运动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如此立论,就革命派而言自然是有道理的,可对其他派别、阶层则并非如此,抗外一定要首先反清么?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的逻辑,就清末我国情形而论,革命派没有把握能说服民众为反帝而一定要首先灭了清政府,当时清政府若能以民族利益为先,俯就时趋,形成包括改良派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则反帝必然反清的论断自然失实。
四、革命派的宣传组织活动,导致非理性社会氛围的形成
义和团运动之后发生的拒俄运动,有一个由理性向非理性的过渡。
拒俄运动中体现的所谓“理性”,最直接的就在于对义和团的批评上。1901年3月第一次张园集会上,王德渊演说道:“自拳匪构乱,京津流血,残杀之惨,淫掠之酷,西兵之暴戾恣肆,见于各日报、《救济会日记》、日本友邦各报及《酸鼻录》者,同志诸君闻之熟矣,知之审矣。幸而朝廷悔祸,重办袒匪王大臣以谢与国,和议始有端绪,始有熄兵之望,始有一线复生之机。”(注:②④⑤⑥⑨杨天石、王学庄:《拒俄运动》,第4、15、72、9、21-22、287页。)
3月25日第二次绅商张园集议,会上确定的宗旨是:“我辈系筹中国存立之策,不欲以非理待外人,如去岁北方野蛮之事。至外人欲以非理凌中国,亦不肯受。一依文明所为,主持公理。”②“文明排外”,是开明趋新人士对以前“野蛮排外”深刻反省的结果。桑兵:《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总体看来,拒俄运动从其起始就极力倡导理性,鼓吹文明排外,是开明趋新人士对以前“野蛮排外”深刻反思的结果。直到1903年4月张园再次集会,汪康年等还在大力疾呼提倡。正如时论所道:“自阻法会倡始,而拒俄会继起,而国民爱国排外之感情势力徒增,然其排外之法,壹皆出于文明之举动,毫无无意识之行为。”④
然而,伴随着拒俄运动的推进,清末最终形成非理性的社会氛围,到处弥漫着激进的气息,此中因由,与革命派的鼓动将下层民众的民气导向排满反清,有相当关系。还是在第一次张园集会上,就有人阐发了民权思想,认为“今日欲立国于地球之上,而其民无气,则地无论其大小,民无论其多寡,必终归于灭亡”。公开宣称:若取得民权,“非自上予之,而皆由下争之”。⑤1901年3月25日第二次绅商集议,会上陈锦涛对清政府的联俄政策予以了猛烈批评。⑥
张之洞说:“顷接沪信,新党因俄约事在张园集议。初次尚无谬处。二次集议,数百人满口皆’流血、自主、自由、仇俄’等说。张园悬有各国旗帜,当场将俄旗撕毁,并欲立仇俄会等语。”苑书义等:《张之洞全集》,第8542页。)两次集会的变化,反映了革命派的活动在趋强。
革命派鼓吹反满反政府的一个着眼点集中在政府压制学生问题上。如陈天华在《复湖南同学诸君书》中道:“东京现在异常平靖,而内地如此谎[慌]张,风声鹤唳,几于草木皆兵,岂非怪事!乍闻之下,殊觉可怜可笑。各国聚数十万之精兵图谋我,当道诸人熟视无睹,若不足介意者,独于区区数学生,全国戒严,如临大敌,其重视我留学生过于英、俄、法、德,留学生万万不配也。”(注:刘晴波、彭国兴:《陈天华集》,第15-16页。)
张继以自然生的笔名发表“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一文,称“吾敢以一语奉于我同胞曰:不顾事之成败,当以复仇为心,不顾外患之如何,当以排满为业。”⑨
清廷的联俄政策,也是革命派批判的重点。B12)彭法:《日俄战争时期的国人心态——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文章为据》,贵州师范大学2006年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论文,第17-18、16页。)为了阻止清廷联俄,也为了警示那些联俄派,革命党人策划了暗杀王之春的行动。(注:苏全有:《万福华暗杀王之春真相》,《兰台世界》2009年第8期。)革命派之所以反对清政府联俄政策,与其主张联日拒俄有关。(12)《警世日报》1904年3月5日刊出《论中国急宜联日战俄》,主张一面调南北洋海军前往旅顺,一面照会日本外内部,与之共伐俄人。
对于义和团,革命派发出了同情的声音。1901年3月20日《开智录》第6期发表郑贯一之文《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出于对所谓文明国的憎恨和对清政府的仇视,赞扬义和团之举不仅“振起国民排外之思想”,而且“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既避免瓜分,又借联军之手重创清廷,改革国政。“使义和团一战而胜,奏凯而旋,有志者乘其机而导之以国民之义务,夺回自由之民权;扭转乾坤,开共和之善政;民权独立,扫专制之颓风,则此际之排外灭洋者为义和团,安知顺手倾满洲政府,大倡改革者非义和团耶?”
革命派的宣传组织活动,导致拒俄运动由倚赖政府向反政府方向转化,清末非理性社会氛围也借此形成。
从上可知,在应对拒俄运动问题上,清政府无论是政策取舍,还是资源借助,都存在问题,再加上革命派的组织宣传,以至爱国风潮转趋反清。清廷最后走向灭亡,上述因素值得深思。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责任编辑:黄晓军
关键词 拒俄运动 改良派 革命派
〔中图分类号〕K25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4-0137-06
清末十年间,以救亡图存为旗帜的反列强侵华风潮可谓风生水起、汹涌澎湃,如抗法、拒俄及抵制美货、日货等运动,然与之同时,反政府的暗流也乘机随波而起,并生成了由爱国到反清的转型。如参加过拒俄运动的吴玉章回忆道:“我开始参加拒俄学生会,并不是基于高度的政治觉悟,只是看到大家都参加,自己也就随着大流参加了。以后参加军国民教育会也是如此。我虽然不是很自觉地参加了这一运动,但这一运动却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把我推入了革命的洪流。”①
关于清末爱国风潮转而反清的问题,目前学界的不足之处主要集中在研究视角过于拘泥于革命情结,取径往往是自下而上,清朝政府成了指斥的对象,政府的危机应对等非常重要的课题自难以引起关注,这是典型的革命史范式的后果生成。如有论者认为,“戊戌变法付出了血的代价,使愈来愈多的人们明白,腐败的清政府拒绝任何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改革。特别是清政府联合帝国主义绞杀义和团运动于血泊中的事实,更使人认清了它卖国投降的本质,它已成为了帝国主义豢养的忠实走狗了。”②问题绝非如此简单,上述论断模糊了社会矛盾转向的根本。有鉴于此,笔者拟从政府视角出发,以拒俄运动为视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压制而非疏导,直接助推革命高潮
在应对拒俄运动的问题上,清政府压制而非疏导,直接助推革命高潮。
对于民众特别是学生的拒俄活动、要求,清政府一意压制。如管学大臣张百熙电称:“请转告学生,庚电悉。俄约政府方坚拒,诸生宜壹意科学,报国之日方长,断不可轻于一试。百熙铣。”
②③⑥⑦⑧(12)(13)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度规划项目《清末社会危机与政府应对》(08JA770009)阶段性成果。
①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6页。
② 王振科:《论1901-1903年的拒俄运动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
杨天石、王学庄:《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10、110、191、308、229、305-306、155-156、144页。)载振也复书道:“诸生爱国之忱,实可嘉尚。但俄约政府已决计拒之。庆邸才德虽薄,亦断不至受俄人笼络,致失国权。诸生以求学来此,切勿因是旷业。”②王人杰因东三省之风潮骤急,“联合同学之有志者,欲在河南省城二曾祠开逐日演说会,提倡内地昏顽之民族,一变其性质。事未举而张人骏知之,五月六日(6月1日),冒雨促王人杰北上。”③对于留日学生由蓝天蔚领衔,吴禄贞、张绍曾副署,电请返国组织义勇军对俄军作战,提出勿须日军到中国驱逐俄军等倡议,“清廷复电,拒绝他们的倡议,只说本朝要守局外中立,并令蓝等安心深造,后有重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536页。)
压制之余,尚有斥责、拒见等失人心之举。钟荣光等致李鸿章电:“中俄约成,中外震骇,请严拒以救危亡。钟荣光、杨祝山等百五十人禀。”李鸿章复电:“尔等不知底蕴,何必震骇!”(注:李鸿章:《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4366页。)军国民教育会赴天津请愿代表钮永建、汤槱“往见袁督数次,阍人格不纳。官中文恬武嬉,若不知国事之危急;所识之官人,皆劝从事学问,国事自有主张者”。⑥南京各学堂学生“以大祸日迫切,请于总办,欲得枪炮,效死疆场,以御外侮,而各总办反斥其轻听谣言……”⑦
清廷的压制政策,其直接后果是促动知识界背离政府,催化革命。柳亚子以“中国少年之少年”之名发表“争以民族主义鼓吹一世”一文,点出了清廷压制政策与催化革命二者之间的关系:“学生军之出现也,热心如沸,而种族之界辨未明,欲运动伪廷与之共事。故特派员至上海,述前途、方针,演说于爱国学社,吴敬恒首反对之。军国民教育会之募捐启,亦为《苏报》所齿冷。而其运动力之效果,则胡人下伪诏,谓学生军‘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至名捕学生军队长蓝天蔚。非我族类,诚不可与一日居哉!钮永建、汤槱抵天津,袁世凯不敢执,亦拒不使见。而会中方针渐变,受伪诏之激刺,电召特派员还东。钮、汤既返,复开大会演说,盛唱排满。自是以后,留学界机关之杂志,如《浙江潮》、《江苏》、《汉声》、《游学译编》,争以民族主义鼓吹一世矣。”⑧1903年《江苏》第4期上发表陈去病之文《革命其可免乎》,季子:《革命其可免乎》,《江苏》第4期,1903年6月25日,第10页。)接着《江苏》第5期上又发表时评“革命制造厂”一文,(注:内国时评:《革命制造厂》,《江苏》第5期,1903年8月23日,122-123页。)持有相同的观点。
关于清廷压制民众拒俄的政策对革命的催化作用,学界也多有认同、强调。(注:详见王振科:《论1901-1903年的拒俄运动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桑兵:《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在今天看来,面对20世纪初我国之危殆情形,内有拒俄等抗外的舆论民情,外有列强的虎视眈眈,清政府实已无退路。当时的矛盾焦点集中于外交,清廷在对外交涉方面严重失分,并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因此,要想化解民众对外交的不满,清政府的最佳方案就是借民力以抗外力,所谓以力打力,消解危机。毕竟,清末政府夹在列强与民众之间,三方搏弈已成事实。事实上,清末舆论界不断有人提出借内力抗外的主张。(12)
抗外,其结果是清政府可以借此收复人心。如若清廷坚持强力抗外,得民之心,则可在国内形成统一战线。就连革命派也未必一意以反满为首要,取而代之的则是排外。革命宣传主将陈天华在《复湖南同学诸君书》就言称:“政府诸公果能以保国为心,而不以吾侪割送与人,则吾等岂有不为其易者,而为其难者?”(13)拒外可以将国内矛盾化解,形成合力,当无疑问。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为什么可以和共产党结成民族统一战线?难道革命派不可能与改良派甚至清廷结成拒俄统一战线么?义和团运动不就是作为统治者的地主阶级与作为被统治者的农民阶级的对外民族联盟么?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俄国国内的革命形势也十分兴盛,沙俄政府就试图借向外扩张来化解国内的矛盾。
拒俄运动之后,清廷于1905年派遣五大臣出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次年宣布“仿行立宪”。从戊戌政变阻止变法,到1905年决定考察西方政治制度以期择善而从,隔了短短五六年时间,清朝统治集团的态度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足以说明在民族危亡时刻其内心所受震动之大。(注:②彭法:《日俄战争时期的国人心态——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文章为据》,贵州师范大学2006年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论文,第57、60页。)可惜,清政府在内政上的作为与在外交方面的作为不对称。其实,在当是的情形之下,若能在外交方面取得突破,则无论革命派怎么宣传反满,其效果都不会理想,更何况革命派自身也有受外部氛围的影响而改弦更张之可能,因为他们正处于改良、革命的游移之中。当然,外交突破因我国的国势衰弱定将十分困难,可这又并非不可能,因为清末十年中无论在禁烟谈判还是路矿谈判,成功的例子并不乏见。再则,亦可借联日为助力。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保皇派、清朝统治集团及下层普通民众中,都有一些人基于对俄国侵略的仇恨,幼稚地把同情寄予了与俄国争夺我东北的日本,产生了联日敌俄的心态。②如此一来,民心化一,内争可解,统治危机烟消云散。
二、民间对政府的期望失落,转趋革命
1901-1905年间的拒俄运动中,民众对政府的期望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即从依仗到背离。
1901年以上海张园集会为表征的拒俄运动兴起之时,民众对政府多有期望。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致电督抚呼吁拒俄。3月15日,上海张园第一次集会人士提出:“凡我在申各省官绅士商均极宜设法,发电各省督抚,请其力争,以助声势。”④⑤⑥⑦B11)B12)B13)B14)杨天石、王学庄:《拒俄运动》,第3,15,28-29,33,45、56、57,18、29-31、37、44,61,62-63,114页。)3月25日绅商第二次张园集议认为,“各督抚均弛电力争”。④此次会议后,亦是函电交呈。⑤
邱震对张园集议曾有评论道:“试观张园之集议,来者千人,无不发愤流涕,议论如出一口,何则?尊君爱国有同心也。”“夫此次集议,一则云‘电奏行在’,再则云‘电达疆吏’,是集议之宗旨本系待当事之采择,朝廷之定断。诚知是约本非朝廷所许,亦非大吏所愿,徒以俄人威迫,骤难抵制,故集合大众,以抒公论。庶朝廷见民心之爱戴,坚与俄抗,俄或因此而却,故广、鄂大吏皆致电询问,而朝旨竟允决不画押……”⑥
于此可知张园集会中民众特别是士绅阶层对政府的期待殷殷。
上海之外,其他各地如浙江、澳门、广东、新加坡⑦等,亦是如此。
民众之所以连电督抚,与督抚的拒俄倾向有关。如两江总督刘坤一、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44、239页。)湖广总督张之洞⑨等,纷纷通电清政府和驻俄公使杨儒,反对沙俄侵略东北,主张“拒签俄约”。联合英、美、日三国,以阻俄国。在刘、张等督抚大员的压力之下,清政府终于下令“拒签俄约”。王振科:《论1901-1903年的拒俄运动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
在看到民众对政府期望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当时民间舆论中亦存在另类的异动。1901年3月25日第二次绅商集议会上,蒋智由、包公毅等提出重视民间力量,认为合力抗外乃国民之任;在借助民力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或更为具体的是,有论者以“借一庐主人”名义提出商战拒俄主张;由内及外,“香山徐君来函”主张联日拒俄;将对内与对外联系在一起,“球外人来函”、“寓杭董君来函”主张内外合力拒俄。(11)上述主张尽管依旧以倚赖政府为基础,然其中已经暗含有另类的倾向,随着清廷对俄外交的节节败退,到了1903年拒俄运动第二次高潮之时,民众对政府的态度已有相应的变化,即由倚赖转而为批评。
1903年4月27日张园再次集会,指出:“惟我国昏昧狂惑之政府,急为新政之反动,欲为仇外之谬举,乃饵其甘,而以为俄国之力足保我满洲之发祥地,以拒他国之凌侮,遂大倚为奥援,许以大利。驯至今日,遂使俄踞东三省为己有,久假不归,居保护之名,而贻瓜分之实,失地、失民、失权、失财。我亦岂能怪俄人之狡诈强横,是实我政府之罪也。”(12)在批评声中,舆论有借民力强迫政府的倾向。(13)至于军国民教育会在拒俄运动中曾派特派员运动袁世凯等,表面上这与1901年的举动相类似,而实质上则大有差异,1901年时是倚赖,而1903年时则是手段。(14)
需要强调的是,1903年及之后的拒俄运动中出现了有组织排外的强音。正所谓“俄事起,海内志士,悚瓜分之祸弥亟,因各为集会结社,冀以开通其国民,培植自强之基。”
②③④⑤⑦⑩B11)B13)B14)
杨天石、王学庄:《拒俄运动》,第187,68,170,82、204-210、284,187、223-39,334-335,338-340,340,342-343,344页。)张园集会本身就是组织行为,媒体对之十分敏感,评价道:“夫中国立国以来二千余年,其人民有爱国心者,自此次会议始。尚愿具此心者好自为之,以成真国民。”
②潘进华对此倡导的最为热烈:“至电政府,禀当道以阻俄约,目下已属空文。若结团体与俄人拼死命,诸君至诚大热,尤令人痛敬。但我辈欲举一事,切不可趁一时热闹,曰:‘结团体!结团体!’‘拼死命!’‘拼死命!’我辈但思以巩固长久之办法。若欲办一长久之团体,即于今日为起点。以弟愚见,即于今日合同人先结一大会,然后分途去办:一、开演说以唤吾皖之梦梦;二、习体操以强吾人之身体;三、设报馆以通各国之声气。无事可立自治之规模,有事可与外人抵抗。诸君!诸君!若思实力去行,请先于今日结一大团体。”③具体到各个阶层,舆论界均予以了有针对性的呼吁,如工人阶层、会党阶层、农民阶层、学生阶层
④等。
在舆论界的大力倡导之下,各地纷纷成立组织,如文学会、反对联俄会、广东拒俄会、哈尔滨拒俄会、东省仇俄会、抗俄铁血会、福建海滨公会⑤等。大批拒俄组织的成立,本身就说明民众对政府的失望,转而自己组织起来,这其中,一些组织日趋革命化,走向了清政府的对立面。
三、未能充分借助改良派等社会资源,强化了对立的革命派
清末拒俄阵营中,最重要的势力有两股,一股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另一股是改良派。其中,改良派相对于革命派对清政府而言,是可以借助的力量,此中要因,在于改良派只是反对后党,他们并没有推翻政府的企图。
在对待清廷问题上改良派的主张与革命派有根本性的差异,改良派希望用同清廷妥协、协调的办法来维护民族的利益,所以,他们必然竭力反对革命,努力为君主制度辩护,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则必然出来反对他们,批判他们。王振科:《论1901-1903年的拒俄运动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因此,尽管拒俄可以掩饰、滞后二者之间的矛盾,而发生冲突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事实上,在拒俄运动的过程中,两派的争斗始终未有停歇,特别是到了1903年拒俄运动的高峰,帝国主义侵略加剧,救亡运动迅速高涨,两派的分野在所难免。
1903年4月27日张园集会,“集议诸人本意在阻止俄人永占东三省,乃另有一党人及野蛮浮薄之学生等,专以败坏秩序为事,意不在阻止俄人,当时肆意骚扰,不顾大局,宜为中外所同嗤也。”国民议政会成立之始也发生了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冲突,即邹容与冯镜如的争执,⑦该会成立后,改良派主张归政光绪,⑨本省时评:《呜呼国民议政会》,《江苏》第4期,1903年6月25日,125页。)对此,革命派撰文斥之为怪事。⑨
1903年5月中旬,《中外日报》先后发表《存诚篇》、《乘时篇》。在《存诚篇》中改良派批评革命派煽乱不诚,在《乘时篇》中改良派主张乘时合力对外。⑩面对改良派的批评之声,革命派控制的《苏报》发表社说《读<中外日报>》,予以回击。“若乃素以主持清议自任,而其言又为世俗自号上流社会者之所欢迎,乃忽缠缚于二弊之间,如《中外日报》十六日之《存诚篇》,十九日之《乘时篇》者,吾不能不为之诤友而纠正之。”(11)接着,陈天华又发表《复湖南同学诸君书》,痛斥康、梁。刘晴波、彭国兴:《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1903年5、6月间正是拒俄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而改良派与革命派则内讧不断,这自然会严重影响一致对外的大局,因此,当时曾有调和的声音。“自署方生者之致函”道:“惟是平和之与急进,破坏之与成全,则诸君不无稍异,我固知其舍此而外别无意见者。然主义不同,尽可彼此晤谈,或一再函商,以期终归尽美,勿遽著论刊报,诋其讪讽,攻击不已,则兴报复,报复不已,则为仇敌。”
(13)然而结果是调和无效。
之后,革命派先后发表多篇文章攻击改良派,如章炳麟发表“论《失地当诛》”,(14)孙中山撰文《驳保皇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34页。)革命派控制的报纸《俄事警闻》征文“告保皇会”(注:②③⑤杨天石、王学庄:《拒俄运动》,第348,344-349,266、276,314-315页。)等等。饱受革命派攻击的改良派,其主张除了保皇,还向清廷提出“消化乱党”的“治本之法”,建议政府通过改革以消弭革命。1905年左右,改良派还借四川留学生之口提出归政立宪的要求。②
改良派既有相当的势力,又不以推翻清廷为目的,且与反满的革命派对立折冲,矛盾重重,因此,就清政府而言,这应是制衡革命派、可资借助的力量。然当时的清政府不仅仅未予利用,相反,则是如同对付革命派一样的大力打压。如蔡钧上奏称:“前岁汉口唐才常一事,则托于勤王以谋革命;此间则托于拒俄以谋革命。其用意与唐才常相似,而党羽较密,训练尤严’各语”。蔡钧将保皇一概而论成革命党,类之者不乏其人,如端方。③
清政府不分青红皂白,未对改良派与革命派进行政策分化,致使改良派纷纷倒戈投入革命派阵营者。如《苏报》“初力主变法,颇为读者欢迎。嗣复中于康、梁学说,高唱保皇立宪之论,时人多以康党目之。壬寅、癸卯(1902至1903)间,桂抚王之春有向法国借兵借款平乱之议,而俄国更进兵东三省,强逼清廷签订新约,国内外志士纷纷开会,主张抗敌御侮,清廷均置弗恤,且有拘捕留学生代表之命令。梦坡至是始知异族政府之不可恃,因而改倡革命排满之说,延聘吴敬恒、章炳麟、章士钊、蒋维乔诸人分任撰述,措辞激昂,大为清吏所嫉视。”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20页。)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清末是个激进的时期,激进的氛围导致清政府与改良派的联盟十分困难,另外,清政府自身对扩大统治基础的认识并不迫切,许多时候往往是背道而弛,这样,本来是反帝的矛头却转向了自己,清政府几乎是引火烧身,自取灭亡。当然,清政府中亦有分化利用主张者,如端方力主奖励保皇分子王璟芳,⑤然此只是个案,并未能形成对改良派的全面政策。
就革命派与改良派而言,今天我们反思这一段历史,两派相比,究竟谁的主张更符合我国的民族利益呢?在当时,是以反帝为首选目标呢?还是选择反政府呢?很显然,革命派的取舍并不符合我国的最高利益——民族利益,可革命派最终却战胜改良派,成功地扭转了舆论导向,这其中,亡国灭种的危殆情形所催生的激进氛围、改良派的势弱及不力固然是原因之一,而清政府蒙昧大势,西太后为首的后党热心于压制光绪一派的复辟,而不敏于危殆的情形,不作为,甚至打压改良派,这在客观上配合了革命派。随着保皇的改良派日趋式微,并在之后立宪不利、革命风暴风起云涌之时,放弃保皇旗帜,投身到了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滚滚洪流当中,至此,清政府直面的只能是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和灭顶之灾。
有论者认为,“拒俄运动是发生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刻,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封建势力两个敌人。抗拒沙俄帝国主义就必然联系到反对清政府的统治,而革了清政府的命,就是打击了其背后的帝国主义,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拒俄必然会走上反清的道路!为什么在拒俄的高潮中,会迅速地实现反清革命的转变”。王振科:《论1901-1903年的拒俄运动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如此立论,就革命派而言自然是有道理的,可对其他派别、阶层则并非如此,抗外一定要首先反清么?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的逻辑,就清末我国情形而论,革命派没有把握能说服民众为反帝而一定要首先灭了清政府,当时清政府若能以民族利益为先,俯就时趋,形成包括改良派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则反帝必然反清的论断自然失实。
四、革命派的宣传组织活动,导致非理性社会氛围的形成
义和团运动之后发生的拒俄运动,有一个由理性向非理性的过渡。
拒俄运动中体现的所谓“理性”,最直接的就在于对义和团的批评上。1901年3月第一次张园集会上,王德渊演说道:“自拳匪构乱,京津流血,残杀之惨,淫掠之酷,西兵之暴戾恣肆,见于各日报、《救济会日记》、日本友邦各报及《酸鼻录》者,同志诸君闻之熟矣,知之审矣。幸而朝廷悔祸,重办袒匪王大臣以谢与国,和议始有端绪,始有熄兵之望,始有一线复生之机。”(注:②④⑤⑥⑨杨天石、王学庄:《拒俄运动》,第4、15、72、9、21-22、287页。)
3月25日第二次绅商张园集议,会上确定的宗旨是:“我辈系筹中国存立之策,不欲以非理待外人,如去岁北方野蛮之事。至外人欲以非理凌中国,亦不肯受。一依文明所为,主持公理。”②“文明排外”,是开明趋新人士对以前“野蛮排外”深刻反省的结果。桑兵:《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总体看来,拒俄运动从其起始就极力倡导理性,鼓吹文明排外,是开明趋新人士对以前“野蛮排外”深刻反思的结果。直到1903年4月张园再次集会,汪康年等还在大力疾呼提倡。正如时论所道:“自阻法会倡始,而拒俄会继起,而国民爱国排外之感情势力徒增,然其排外之法,壹皆出于文明之举动,毫无无意识之行为。”④
然而,伴随着拒俄运动的推进,清末最终形成非理性的社会氛围,到处弥漫着激进的气息,此中因由,与革命派的鼓动将下层民众的民气导向排满反清,有相当关系。还是在第一次张园集会上,就有人阐发了民权思想,认为“今日欲立国于地球之上,而其民无气,则地无论其大小,民无论其多寡,必终归于灭亡”。公开宣称:若取得民权,“非自上予之,而皆由下争之”。⑤1901年3月25日第二次绅商集议,会上陈锦涛对清政府的联俄政策予以了猛烈批评。⑥
张之洞说:“顷接沪信,新党因俄约事在张园集议。初次尚无谬处。二次集议,数百人满口皆’流血、自主、自由、仇俄’等说。张园悬有各国旗帜,当场将俄旗撕毁,并欲立仇俄会等语。”苑书义等:《张之洞全集》,第8542页。)两次集会的变化,反映了革命派的活动在趋强。
革命派鼓吹反满反政府的一个着眼点集中在政府压制学生问题上。如陈天华在《复湖南同学诸君书》中道:“东京现在异常平靖,而内地如此谎[慌]张,风声鹤唳,几于草木皆兵,岂非怪事!乍闻之下,殊觉可怜可笑。各国聚数十万之精兵图谋我,当道诸人熟视无睹,若不足介意者,独于区区数学生,全国戒严,如临大敌,其重视我留学生过于英、俄、法、德,留学生万万不配也。”(注:刘晴波、彭国兴:《陈天华集》,第15-16页。)
张继以自然生的笔名发表“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一文,称“吾敢以一语奉于我同胞曰:不顾事之成败,当以复仇为心,不顾外患之如何,当以排满为业。”⑨
清廷的联俄政策,也是革命派批判的重点。B12)彭法:《日俄战争时期的国人心态——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文章为据》,贵州师范大学2006年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论文,第17-18、16页。)为了阻止清廷联俄,也为了警示那些联俄派,革命党人策划了暗杀王之春的行动。(注:苏全有:《万福华暗杀王之春真相》,《兰台世界》2009年第8期。)革命派之所以反对清政府联俄政策,与其主张联日拒俄有关。(12)《警世日报》1904年3月5日刊出《论中国急宜联日战俄》,主张一面调南北洋海军前往旅顺,一面照会日本外内部,与之共伐俄人。
对于义和团,革命派发出了同情的声音。1901年3月20日《开智录》第6期发表郑贯一之文《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出于对所谓文明国的憎恨和对清政府的仇视,赞扬义和团之举不仅“振起国民排外之思想”,而且“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既避免瓜分,又借联军之手重创清廷,改革国政。“使义和团一战而胜,奏凯而旋,有志者乘其机而导之以国民之义务,夺回自由之民权;扭转乾坤,开共和之善政;民权独立,扫专制之颓风,则此际之排外灭洋者为义和团,安知顺手倾满洲政府,大倡改革者非义和团耶?”
革命派的宣传组织活动,导致拒俄运动由倚赖政府向反政府方向转化,清末非理性社会氛围也借此形成。
从上可知,在应对拒俄运动问题上,清政府无论是政策取舍,还是资源借助,都存在问题,再加上革命派的组织宣传,以至爱国风潮转趋反清。清廷最后走向灭亡,上述因素值得深思。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