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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风险，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财政收支发生总量失衡或结构失衡，进而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造成损害的可能性，简言之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财政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风险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直接显性的财政风险、或然显性财政风险和或然陷性财政风险。
直接显性财政风险即中央政府对外债和内债的偿还、由预算法规定的支出等政府负债。从1998年8月首次发行10000亿元长期国债开始，我国开始执行以启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宗旨的积极财政政策。1999增发国债1100亿元，2000年至2002年每年增发国债1500亿元，2003年增发国债1400亿元。截至2002年底，我国利用长期国债资金安排的国债项目投资总额已达6600亿元，带动投资3.2万亿，累计创造就业岗位750万个，国债对GDP的贡献率保持在2%左右。可以说，没有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就没有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目前的增长局面。在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同时，发债规模也是逐年打破历史最高水平。在2003年，国债发行总额更是高达6283.4亿元，打破了建国以来年国债发行记录。
如果单从公认指标来看，国债负担率即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高。1998年末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0.3%，如果再加上半年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这一比重也不过13.6%左右。目前，财政部认定的国债余额有2.3万亿，国债负担率虽有所上升，但仍未达到20%，明显低于大多数国家的同一比重。
在直接显性财政风险中，我国的主要问题是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偏高，已达70%左右。这说明我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格局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的70%要依赖发行国债，长此以往，恐怕难以为继，其中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之所以在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高的情况下出现如此之高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是因为我国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政府财力比较分散以及相当大量的预算外资金不在债务依存度指标的分母中反映。而国际上有一个公认的控制线（或安全线），即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是15%~20%，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是25%~30%左右。虽然由于有目前的财政管理体制因素存在，我们不能机械地看待这一指标，但超出过多还是给我们提出了警示。
与此同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由1998年的1.27%上升到2002年的3%，相当于1997年的4.32%，6年之间翻了两番。其实，许多国家都会遇到财政赤字的周期性波动。从1981年到2000年的20年间，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的赤字率最高曾达到6%、7.3%、6.0%、3.3%和7.7%，但从长期来看，他们的赤字率基本稳定在2.5%左右，而且无论增长还是降低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像我国这样在短短6年间有如此巨大的增长，确实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埋下了一定的隐患。
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指标还不能反映中央财政负担的全部。财政部副部长李勇透露，加上隐性债务，中国目前债务比率已达到60%。从国外投资银行到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对于中国总体债务比率的估计从60%到140%不等。
政府债务除直接的显性债务外，还包括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在中国，政府的隐性和或有债务主要包括：没有登记的部门以及地方政府担保的隐性外债和或有外债，国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以及破产损失，社会保障欠账，粮食挂账和供销社挂账，地方财政的隐性赤字，各级政府的担保、融资和拖欠等等。
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国政府主要的负担由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几部分构成。养老保险历史欠账约在5万亿元到9万亿元之间。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养老保险基金收缴日益下降、支付日益扩大，势必形成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的状况，这部分的压力将越来越大。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我国的整体社会保障将面临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这方面的风险当然要由财政负担。
在隐性财政风险当中，金融业所占的比重最大，问题也最严重。仅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例：继1998年2700亿元特别国债直接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后，1999年至2000年又先后将14000亿元不良资产剥离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2004年1月6日国务院又选择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选试点，动用450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为其补充资本金。表面看，这些举动表明政府支持国有银行改革的坚定立场，但另一方面，也明显透露出政府对国有银行加速改革成为更加独立自主的商业银行的强烈愿望。然而截至2003年9月30日，除了实行债转股的4596亿元和累计已处置的不良资产4154.68亿元，也就是说资产管理公司手中还有5300亿元左右的不良资产需要处置。但由于产生不良资产的机制没有改变，几年来，又新生了大量不良资产。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是24.13%，绝对额高达1.91万亿。除了一小部分属于“损失”类需要直接运用呆帐准备金进行核销外，在四大银行和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手中共有大约20000多亿元的不良贷款需要处置。如果再加上非信贷资产流失、拨备不足以及未来资本金补足等，缺口巨大。然而2006年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态势又逼迫着政府必须拿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除此以外，地方政府建设贷款、未纳入预算的国务院有关部委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外国政府借入的政府主权外债、扭亏乏力的国有企业亏空以及由于粮食相对过剩而形成的仓储保管、利息支出和价差亏损挂帐等资金缺口，都属于我国政府的隐性债务。
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应该是今后我国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在这个时候，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主动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的政策。因为在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在运动中解决起来可能给社会结构调整带来的镇痛要小些。从表面看：2003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1%，已经走出了经济低谷。但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增发的国债主要投向的国债项目有相当一部分还未完工。一下子停发国债，将会导致这些工程成为烂尾工程，前功尽弃。这就要求今后的积极财政政策不能马上停下来，但在力度和结构上都要有所调。在力度下降、减少增发国债额的同时，在投向上也要变过去的投向重点基本建设项目为今后的更多地关注公共服务领域，弥补历史欠账，比如基础教育投入、公共卫生建设、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
直接显性财政风险即中央政府对外债和内债的偿还、由预算法规定的支出等政府负债。从1998年8月首次发行10000亿元长期国债开始，我国开始执行以启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宗旨的积极财政政策。1999增发国债1100亿元，2000年至2002年每年增发国债1500亿元，2003年增发国债1400亿元。截至2002年底，我国利用长期国债资金安排的国债项目投资总额已达6600亿元，带动投资3.2万亿，累计创造就业岗位750万个，国债对GDP的贡献率保持在2%左右。可以说，没有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就没有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目前的增长局面。在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同时，发债规模也是逐年打破历史最高水平。在2003年，国债发行总额更是高达6283.4亿元，打破了建国以来年国债发行记录。
如果单从公认指标来看，国债负担率即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高。1998年末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0.3%，如果再加上半年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这一比重也不过13.6%左右。目前，财政部认定的国债余额有2.3万亿，国债负担率虽有所上升，但仍未达到20%，明显低于大多数国家的同一比重。
在直接显性财政风险中，我国的主要问题是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偏高，已达70%左右。这说明我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格局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的70%要依赖发行国债，长此以往，恐怕难以为继，其中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之所以在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高的情况下出现如此之高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是因为我国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政府财力比较分散以及相当大量的预算外资金不在债务依存度指标的分母中反映。而国际上有一个公认的控制线（或安全线），即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是15%~20%，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是25%~30%左右。虽然由于有目前的财政管理体制因素存在，我们不能机械地看待这一指标，但超出过多还是给我们提出了警示。
与此同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由1998年的1.27%上升到2002年的3%，相当于1997年的4.32%，6年之间翻了两番。其实，许多国家都会遇到财政赤字的周期性波动。从1981年到2000年的20年间，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的赤字率最高曾达到6%、7.3%、6.0%、3.3%和7.7%，但从长期来看，他们的赤字率基本稳定在2.5%左右，而且无论增长还是降低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像我国这样在短短6年间有如此巨大的增长，确实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埋下了一定的隐患。
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指标还不能反映中央财政负担的全部。财政部副部长李勇透露，加上隐性债务，中国目前债务比率已达到60%。从国外投资银行到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对于中国总体债务比率的估计从60%到140%不等。
政府债务除直接的显性债务外，还包括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在中国，政府的隐性和或有债务主要包括：没有登记的部门以及地方政府担保的隐性外债和或有外债，国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以及破产损失，社会保障欠账，粮食挂账和供销社挂账，地方财政的隐性赤字，各级政府的担保、融资和拖欠等等。
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国政府主要的负担由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几部分构成。养老保险历史欠账约在5万亿元到9万亿元之间。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养老保险基金收缴日益下降、支付日益扩大，势必形成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的状况，这部分的压力将越来越大。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我国的整体社会保障将面临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这方面的风险当然要由财政负担。
在隐性财政风险当中，金融业所占的比重最大，问题也最严重。仅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例：继1998年2700亿元特别国债直接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后，1999年至2000年又先后将14000亿元不良资产剥离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2004年1月6日国务院又选择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选试点，动用450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为其补充资本金。表面看，这些举动表明政府支持国有银行改革的坚定立场，但另一方面，也明显透露出政府对国有银行加速改革成为更加独立自主的商业银行的强烈愿望。然而截至2003年9月30日，除了实行债转股的4596亿元和累计已处置的不良资产4154.68亿元，也就是说资产管理公司手中还有5300亿元左右的不良资产需要处置。但由于产生不良资产的机制没有改变，几年来，又新生了大量不良资产。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是24.13%，绝对额高达1.91万亿。除了一小部分属于“损失”类需要直接运用呆帐准备金进行核销外，在四大银行和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手中共有大约20000多亿元的不良贷款需要处置。如果再加上非信贷资产流失、拨备不足以及未来资本金补足等，缺口巨大。然而2006年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态势又逼迫着政府必须拿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除此以外，地方政府建设贷款、未纳入预算的国务院有关部委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外国政府借入的政府主权外债、扭亏乏力的国有企业亏空以及由于粮食相对过剩而形成的仓储保管、利息支出和价差亏损挂帐等资金缺口，都属于我国政府的隐性债务。
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应该是今后我国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在这个时候，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主动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的政策。因为在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在运动中解决起来可能给社会结构调整带来的镇痛要小些。从表面看：2003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1%，已经走出了经济低谷。但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增发的国债主要投向的国债项目有相当一部分还未完工。一下子停发国债，将会导致这些工程成为烂尾工程，前功尽弃。这就要求今后的积极财政政策不能马上停下来，但在力度和结构上都要有所调。在力度下降、减少增发国债额的同时，在投向上也要变过去的投向重点基本建设项目为今后的更多地关注公共服务领域，弥补历史欠账，比如基础教育投入、公共卫生建设、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