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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知道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多半是从《当你老了》开始。2015年春晚，莫文蔚一袭长裙站在舞台上，款款唱起：“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那或许是这位爱尔兰诗人离许多中国人最近的时刻。一个多世纪前，叶芝在1891年写下这首诗时，心里念念不忘的，是他23岁那年一见钟情的挚爱茅德·冈（Maud Gonne，1866-1953）。但一百多年后，为之谱曲的歌手赵照偶然读到这首诗时，想起的却是窗边昏黄灯光下年迈母亲的身影。
穿越百年，文字如投石般在时空里推开涟漪，泛起的不仅是关于爱情的共鸣。诗人、学者王家新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在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里，他第一次读到了袁可嘉翻译的《当你老了》。
“某种痛苦而明亮的东西出现了。”他形容自己读到“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这句诗的感受。那时候，一代人在精神废墟上重新找寻意义与出路。与叶芝的诗歌相遇，影响了王家新一生：“它向我提示了一种更高的存在，精神的存在。‘朝圣者的灵魂’，它指向的是这点，是在这个世界上把自己献给这样一种绝对的存在。叶芝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诗人。”
叶芝一生情人众多。只要对他稍有了解，没有人能略过他与茅德·冈的故事，甚至也不会错过他与不同时期情人的故事——在文学研究里，他是典型“自传性”的诗人，在留下的诗歌、日记、散文、书信等资料里，他几乎毫无保留地暴露自己的生活，无论是公共的，抑或是私人的。但在情史之外，更少为大众所关心的，是他的另一“挚爱”：
1923年，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历史年表上，那几年关于爱尔兰的部分是这样描述的：1919至1921年，爱尔兰独立战争打响，最终爱尔兰与英国签订《英爱条约》，大部分爱尔兰地区获得完全自治，北爱尔兰六郡除外;1922至1923年，爱尔兰内战爆发，《英爱条约》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彼此厮杀，造成爱尔兰历史上最惨重的伤亡。
当年，在人们的预测里，被认为最有可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是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结果出乎意料，西方主流文学界在此时选择了叶芝。颁奖词里说，叶芝“用鼓舞人心的诗篇，以高度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
毋庸置疑，茅德·冈的确开启了叶芝一生的烦恼;可他的“玫瑰”，他的缪斯，不仅是茅德·冈，也是爱尔兰，甚至，是不可名状的某种存在——精灵，或者命运本身。
逃遁者叶芝
人类的孩子啊，走！
跟一个精灵，手拉手，
到那水上和荒野里，
因为人世溢满你不懂的哭泣。
——《拐走的孩子》The Stolen Child
（译文选自《寂然的狂喜：叶芝的诗与回声》）
《叶芝诗集》的译者傅浩到爱尔兰的第一件事，像许多文学爱好者、研究者一样，是去寻访叶芝故地。1865年，叶芝出生在都柏林。说是爱尔兰人，其实也不完全：他那画家父亲的祖上是移民爱尔兰的英裔;出生两年后、一直到13岁之前，叶芝随家迁居英国，童年大部分时光在伦敦度过。
但在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叶芝把心给了后者。更準确地说，是给了爱尔兰斯莱戈郡——母亲的老家，一个他度过假期时光、充满自然野趣和爱尔兰古怪传说的地方。在英国读小学的经历并不愉快。他体格瘦弱、生性敏感胆怯，何况在班上，他是那个从爱尔兰殖民地来的小孩。挨打，被嘲笑，他不敢还嘴还手，躲藏、逃避像是写进他骨子里的本能（好在后来他交到了朋友。一开始总是朋友帮他打架，后来他们不干了，叶芝在朋友的耳提面命下练了拳击，这才学会自己打回去）。
同龄人的拳脚落到自己身上时，叶芝心里想逃回的那个地方，或许有个明确的名字——茵尼斯弗利岛。那是斯莱戈郡吉尔湖心的一个小岛。早期诗集里，叶芝写《到水中小岛去》，写《拐走的孩子》，写《茵尼斯弗利岛》，无一不是从粗鄙现实逃回这个幻构仙境：隔绝于人世，与自然和精灵为伍。
写下这些诗时，叶芝二十多岁，早非孩童，但习自布莱克、雪莱的浪漫主义气质在诗句里一览无遗。他清楚记得产生《湖岛茵尼斯弗利》创作冲动的那个时刻：在伦敦，他路过一家商店，玻璃橱窗里，有一只玻璃球在一汪人工喷泉上滚转。那汩汩涌出的小型喷泉，突然把他拉回爱尔兰斯莱戈郡的湖光水色中，仿佛真能听到湖水拍岸的声音。因此有了《湖岛茵尼斯弗利》的最后一节：“我要起身前去，因为每夜每日/我总是听见湖水轻舐湖岸的低音;/站在马路上，或灰色的人行道上之时。”
傅浩也曾站在那湖边听水声。让他惊讶的是，真正的茵尼斯弗利岛，竟小到如此地步，以至于说只是一小片水中林地也不过分。从照片上看，它像是只够栽种一棵榕树那么大，好在葱葱郁郁、枝叶繁茂。可是，这样一个对成年人而言甚至称不上岛的小岛，对承载一个孩子的想象来说，却足够大、足够远了。
爱尔兰幽静，除了都柏林外，郊区人迹罕至，只有风声、鸟叫、蝉鸣和属于森林的树叶枝条彼此撞击的声音。那样的安静，傅浩回到北京后，再没体会到过，哪怕是在住宅区高层的黄昏、无人说话的时刻，背景音里也总有车行的嘈杂。他几乎是立刻明白了叶芝早期诗里的宁静从何而来，明白了叶芝为何能写出那样的诗句： “从清晨的薄雾到蟋蟀鸣唱的地方;/在那里半夜清辉粼粼，正午紫光耀映，/黄昏的天空中织满了红雀的翅膀。”（《湖岛茵尼斯弗利》，傅浩译）
爱人者叶芝
亲爱的，但愿我们是浪尖上一双白鸟！
流星尚未陨逝，我们已厌倦了它的闪耀;
天边低悬，晨光里那颗蓝星的幽光
唤醒了你我心中，一缕不死的忧伤。
——《白鸟》The White Birds（傅浩译）
叶芝终究没有永久地逃进隐居岛。哪怕在《拐走的孩子》里，人类的孩子被精灵偷到林间，尽情享受了自然的馈赠，叶芝仍流露出一丝忧伤：“他再也听不到温暖的山坡上，/牛犊的稚嫩的呼叫;也听不到，/水壶在炉子上的鸣叫，那声音，/曾安抚过他的心灵;/也听不到了，/老鼠围着箱子的蹦跳……”
人间充满了“你不懂的哭泣”，却因哭泣才有了安慰。叶芝爱上的人茅德·冈是奔走于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的激进革命派，单从这点而言，他也注定与尘世的权力纷扰脱不开关系，毕竟在他的生命里，与茅德·冈共同投身民族独立事业，就是难得的他与倾慕之人并肩作战、相处最密切的时光。
“我一生的烦恼开始了。”叶芝形容他见到茅德·冈时的内心。那是1889年，叶芝23岁，对叶芝的诗才听闻已久的茅德·冈经朋友介绍来拜访。看到茅德·冈第一眼，叶芝立刻被吸引住了：世间竟有如此佳人，从面容到举手投足，都散发着女神般的美——后来在诗里，他用希腊神话里的海伦、娇嫩的苹果花、炽烈的玫瑰等一切美好的喻体指代她。
就在这第一次的相遇中，茅德·冈与叶芝的父亲聊起了战争。茅德·冈是上校之女，对于战争、武装，她不排斥甚至支持，身为艺术家的叶芝父亲却无法苟同。至于叶芝，他当即选择了为茅德·冈说话。
这条同行之路没能维持太长时间。尽管他们都支持爱尔兰从当时的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但在方式上，叶芝心底并不认同激进派的做法。非暴力形式如谈判才是他以为的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何况，用英文写作的他深受英国文学影响，尽管有诸多差异，爱尔兰与英国在文化上始终有着血肉联系。他是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他希望“关于爱尔兰的思想/孕育在律动的宁静上”（《致未来的爱尔兰》），用剧作和诗歌唤起人们对爱尔兰民族的认同感，再让一切水到渠成、以充满美和爱意的方式发生。
这条用文学复兴民族之路，叶芝也摸索了很久：写诗是从中学毕业后、就读都柏林当地的大都会艺术学校期间开始，还在摸索期的叶芝写印度、写异域，并未把目光对准家乡爱尔兰。直到朋友建议，他才猛然醒悟般发现了这个宝库。作为一种自觉行为，他开始走街串巷，搜集爱尔兰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写进自己的剧作和诗歌里。
“伟大的诗人视一切都与民族生活相关联，并通过民族生活与宇宙和神圣生活相关联，诗人只能用戴着‘他的民族手套’的手伸向宇宙。”1888年叶芝这样写道。
在叶芝之前，除了民间传说与神话外，爱尔兰还没有发展出现代意义上具有爱尔兰民族气质的文学。当时文坛上的主流声音，是文学应为政治目的、民族独立服务，充斥文坛的多是民族檄文之类。但在叶芝眼里，文学性才是超越一切文学功用的核心。1890年，叶芝家已搬回伦敦，与欧那斯特·莱斯创立了“诗人会社”，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文友定期聚会、出版诗集。
童年的斯莱戈郡已被写进诗里，好友格雷戈里夫人的库勒庄园，慢慢成了叶芝最钟爱的“隐居”地。同为剧作家的格雷戈里夫人出身贵族，十分赏识叶芝的才华，在物质和精神上都给予了叶芝极大支持，也致力于搜集爱尔兰民间传说。1896年两人经朋友介绍相识，格雷戈里夫人邀请叶芝到库勒庄园写作。那同样是一片幽静的自然之所，被七片树林所围绕。
在库勒庄园，叶芝写出诗集《在七片森林里》——这也是叶芝在库勒庄园的疗伤之作——几度拒绝叶芝求婚的茅德·冈，在1903年嫁给了同样为爱尔兰独立而奔走的革命领袖。消息传来时，叶芝正在美国巡回演讲，大脑当下空白，浑浑噩噩做完了演讲。演讲一结束，他立刻投奔回库勒庄园的怀抱，像每次求婚被拒之后一样向格雷戈里夫人寻求安慰。小说家乔伊斯曾在诗里讥讽他一生浪迹在女人堆里哭啼：“而当他抱着金绣的凯尔特饰穗/呜咽的时候，她们又把他安慰。”
但也是在库勒庄园，在一次次格雷戈里夫人组织的聚会里，爱尔兰文学复兴的种子埋下。1897年夏天，叶芝、格雷戈里夫人等爱尔兰作家共同发起了“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或称“凯尔特文学复兴运动”），草拟了创建凯尔特剧院（后更名为爱尔兰文学剧院）的宣言。两年后，爱尔兰文学剧院正式成立。
这是叶芝为爱尔兰战斗的方式——他想用最接地气的戏剧故事“加深国民的政治激情”，提升大众审美。在1899年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是戏剧;它似乎是一种途径，也许是惟一的途径，通过它我可以与爱尔兰公众发生直接关系。”
矛盾者叶芝
太长久的牺牲
能把心变为一块岩石，
呵，什么时候才算个够？
……
是变了，彻底地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一九一六年复活节》1916，Easter（穆旦译）
很多年后，叶芝有时还会不安：1916年的那次复活节起义，自己是否负有责任？
1916年，爱尔兰共和党武装起义失败，16名起义领导人被处决，其中包括茅德·冈的丈夫。那次起义其实未得到太多爱尔兰民众支持，当时，武装起义的方式对大多数爱尔兰人来说依然过激了。但英国统治者处决起义领导人，却起到了激起民愤的效果，也为几年后的爱尔兰独立战争埋下伏笔。 叶芝的不安，要从14年前爱尔兰文学剧院排演的一出剧目说起。1902年，剧院排演了叶芝编剧的《凯瑟琳·尼·胡里汉》，由茅德·冈担任女主角。剧作故事发生在1798年爱尔兰武装起义前夕，一名大婚在即的青年偶然间被路边老妪预言，他“还有比结婚更高尚的命运”——他注定要为爱尔兰去死。故事结局，年轻人放弃了未婚妻和富足的生活，追随老妪。剧作的象征意味显而易见，当年也大获成功。作家斯蒂芬·桂恩在《爱尔兰英语文学和戏剧简史》里回忆：“《凯瑟琳·尼·胡里汉》对我的作用是，我在回家的路上自问，这样的剧本是否应该上演，除非是准备让人们走出去开枪杀人或被枪击毙。不仅叶芝一个人有责任;而且格雷戈里夫人无疑也有责任帮他完善农民的言语;但最突出的是，冈小姐的表演激动了观众，那场面是我从未见过的。”（摘自傅浩《叶芝评传》）
茅德·冈确实全情投入，演出时，她甚至像是抛开剧本，如呓语般直接对观众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说。叶芝写下自我怀疑：“是否我的那部剧本曾送出一些人让英国人枪杀屠戮？是否我的文字曾给那女子眩晕的大脑施加太大压力？”
那部戏剧演出的空前盛况，与叶芝对文学的见解背道而驰。1916年复活节起义失败后，爱尔兰民众群情激愤之时，叶芝也写下了诗篇，但文字里并非全是对起义“英雄”的赞颂与讴歌。
一方面，叶芝毫不掩饰地写了自己的个人情感：“我所想到的这另一人/是个虚荣粗鄙的醉鬼/他曾经对我贴心人儿/做过极端刻薄的事情/我在歌里仍把他提起：……”这里指的自然是在这场起义中被处决的茅德·冈的丈夫。但置个人私情于外，更重要的是，在叶芝看来，长久的牺牲、仇恨，让鲜活的心变成了“顽石”;伟大的美诞生了，却是“可怕的”。
叶芝有一次记录下他如何惊异于茅德·冈的消瘦衰颓。这衰颓发生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在叶芝看来，原因正是他最大的情敌——革命事业。那几年，茅德·冈奔走于爱尔兰独立运动，疲惫、操劳和仇恨消磨了她原有的美丽。但很快，叶芝笔锋一转——他在茅德·冈的脆弱里找到了自己被需要的价值，重燃一种更深的爱意。
看过叶芝《一九一六复活节》后，茅德·冈曾去信叶芝，说虽然众人交口称赞，自己对这首诗并不喜爱。她甚至有些许恼怒，因为敏锐意识到，“心变岩石”的比喻，或许正暗指她和自己的同志们，甚至也包括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的烈士。类似的争执，终其一生都是茅德·冈与叶芝的分歧所在。但诗人王家新从这首诗里看到了叶芝更大的格局，不只是民族代言人和招魂者：“这首诗有一个副歌，在正文之外，很长，大概有二十来句。他把爱尔兰这个历史的动荡和永恒的大自然相互对照，这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才有的一个视角。”这几句副歌写的是：
“從大路上走来的马/骑马的人 和从云端/飞向翻腾的云端的鸟/一分钟又一分钟地改变/飘落在溪水上流云的影/一分钟又一分钟地变化/一只马蹄在水边滑跌/一只马蹄在水里拍打/长腿的母松鸡俯下去/对着公松鸡咯咯地叫唤/它们一分钟又一分钟地活着/石头是在这一切中间。”（穆旦译）
人间动荡混乱，而大自然永恒自在，生生不息。
癫狂者叶芝
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呀旋转，
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基督重临》The Second Coming（袁可嘉译）
1998年，在都柏林南部达尔基郊区，傅浩敲响了安·叶芝的家门。
叶芝去世后留下一儿一女，分别保管藏书，安是叶芝的长女。这次拜访，傅浩得以在叶芝女士保管那部分的藏书室独自流连三小时。如今回忆起来，傅浩印象最深的一点莫过于：“很多占星历法的书，翻得最烂的就是现在国内很流行的星相学，还有《西藏度亡经》。他还学魔法，反正神秘的东西他都学习，巫术，魔法，降神术……”
那时的欧洲盛行神秘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基督教势力衰落、自然科学研究兴起等种种背景下，信仰崩解，西方人迫切需要宗教的替代品，神秘主义趁虚而入。世纪交替，基督教所预言的千年盛世耶稣再临的时间点即将到来，约从1890年开始，许多人开始期待新时代、新科学，从印度、西藏、埃及、俄罗斯东正教传来各种各样的通灵法、降神术，神秘主义小团体纷起，以法国为中心、辐射到周边的欧洲各国，他们相信通过这些，人可以重新和上帝沟通。
在伦敦的叶芝，青年时期起就是神秘主义爱好者。他和朋友在1885年创立“都柏林秘术兄弟会”，1890年参与“黄金黎明协会”，于十年后成为组织领袖，鼓动过各种朋友包括茅德·冈参与其中。在《自传》和日记里，他记录过自己参加各种秘术仪式的感受，不乏通灵体验——比如自己突然不受控制地乱动。
不过叶芝并非一个走火入魔的追随者。他爱用实验验证秘术真伪。神秘主义体验也是他诗歌灵感来源之一。1917年与妻子乔治·海德里斯的新婚之夜，妻子看出叶芝的犹豫与闷闷不乐（在数次被茅德·冈拒绝后，52岁的叶芝转而向小他二十余岁、向自己表达过爱慕的茅德·冈的私生女求婚，却还是遭到了拒绝），聪明地提议玩自动书写（类似于乩书）。在一些神秘仪式后，据说成为“灵媒”的妻子开始写下无意识的话语，果然解开了叶芝的心结——而这也成为了这对夫妻持续两三年之久的日常活动，叶芝甚至据此出版了一本神秘哲学专著《幻象》。
比如，叶芝喜欢写玫瑰。通常人们认为，玫瑰就是世俗意义上的爱人的指代，但叶芝曾透露说，他的玫瑰就如雪莱的玫瑰一般，不同于普通的玫瑰意象，有它秘密的含义。傅浩理解里，叶芝玫瑰的意象来源于玫瑰十字架——这是从德国传来的“玫瑰十字宗”的会徽，钉在十字架上的玫瑰是一种神秘结合的象征。而爱尔兰的十字架，则是在十字架上多了一个圈，与玫瑰十字架在外形上相似。从这种角度解读，除了早期的精神象征和茅德·冈外，玫瑰的象征含义也明确指向了爱尔兰。
虽然神秘主义倾向在叶芝的中晚期创作里越来越明显，但王家新觉得，这并未损伤叶芝诗歌的艺术性。“黑暗而伟大的晚年”，王家新这样形容叶芝的晚期创作。写于1923年的《丽达与天鹅》因其想象里蕴藏的黑暗、情欲与力度反复被人提起：
“猝然一攫：巨翼犹兀自拍动，/扇着欲坠的少女，他用黑蹼/摩挲她双股，含她的后颈在喙中，/且拥她捂住的乳房在他的胸脯。”（余光中译）
而写于离世两周前、通常被当作叶芝死亡之诗的《得到安慰的库胡林》里，“身负六处致命伤”的英雄库胡林蹒跚在黑暗的死亡之森里，孑然而凛冽。周身的尸衣鼓励库胡林加入他们，不是以库胡林习惯的打斗方式，而是缝衣，并告诉库胡林，他们只是“被亲属屠杀或逐出家庭，/任其在恐惧中死去的有罪的懦弱者”。
不是荣耀地升入光辉的天堂，英雄同样堕入暗林，也与懦弱者作伴。当时的叶芝已感到心脏的衰竭，死神的足音日渐清晰。斯莱戈郡的浪漫已成少时幻梦，库勒庄园空余青草悠悠不见影踪，盈盈流水上59只野天鵝飞离仙境，在这足音里，叶芝大概也听到了某种不可转移的命运之必然？
冷眼一瞥
看生，看死
骑者，驰过！
——《布尔本山下》Under Ben Bulben（傅浩译）
（参考资料：傅浩《叶芝评传》，傅浩译《叶芝诗集》，王家新编选《叶芝文集》，罗池译《当你老了》，袁可嘉译《叶芝诗选》，傅浩、刘勇军译《寂然的狂喜：叶芝的诗与回声》，Frank Startup著、傅广军、马欢译《叶芝：谁能看透》，查良铮译《英国现代诗选》等。实习记者刘蓓佳对录音整理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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