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 年，已是风烛残年、病魔缠身的唐生智（1890—1970）曾有过一次紧急“秘密部署”：让子女速回300公里外的老家——湖南永州东安探亲。作为当年见证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我，后来忆及一些画面、细节，越发成为我回忆年少时光难以忘记的情形。
　　1968年盛夏，我还是一个8岁多的孩童，虽寡言和懵懂，却天生比较留意观察一些事情。正值酷暑的一天午后，地处湘南永州市东安县芦洪市镇西正街的人们，有的正坐在屋檐下透气纳凉，有的在屋内摇着蒲扇驱热。此刻，距我家数米外的街邻王老先生门前突然来了3个年轻人，两男一女。他们久久驻足在这间有两层楼房的旧木屋门前，仰望门牌号码、向路人询问核实。他们在门外徘徊好一会儿了，奇怪的是，屋内显然有人在走动，却一直不见有人出来答理。因他们的装束、语言有别于当地人，抑或面像生疏，還是引起了街邻的好奇和格外的注意。
　　有人在不远处指指点点的：“瞧，看那个女崽，我不用问她是哪一个，就晓得那就是唐生智的女儿。那样貌就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似的。”一老太婆 一边在摇着蒲扇，一边在自言自语地告诉在一旁好奇观望的人们。老人的这句话一下子让人们敏感地联想起了一个人物来，只见大家突然噤若寒蝉般面面相觑，作鸟兽散。
　　让人们联想起的这个人物，便是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湖南和平解放后任湖南省副省长、时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虔诚的佛教徒唐生智先生。他因生于兹长于兹，又让早期的湘桂铁路绕个大弯从东安走，曾让这个湘南古镇十里八村乃至全镇、全县不少人无不引以为傲、感念在心的。可在一年前小镇传言唐生智已被划为“走资派”了……
　　从这3位年轻人长像上看，两个男子都是20多岁的样子。其中，年纪大一点的，身高1.7米左右，蓄着浅浅的小胡子，穿着蓝白条纹的海军纱衣，手里拎着一件旧军服；年纪较青涩一点的，身高比前者显得略瘦高一些，留着西装头，穿着白色纱衣，手里拎着一件那时流行的蓝色粗布工人服。那个女孩，看上去十七八岁样子，留着一头“西瓜皮”，痩高个，头发略黄，面容白晳，穿着一件白底蓝点“的确良”夏衬衫，套一件枣黄色夏裤，人显得很文静、漂亮。翌日，我听大人们悄悄地说起，才知道他们的确是唐生智的子女。渐渐地，街邻对他们的身份都是心照不宣了，但一旦有邻居问起，王老先生则镇静地称那是他远嫁东北妹妹的子女，是来探亲的。
　　不过，他们叫什么名字，我一直都不知道。平时只听见王老先生唤他们时，叫什么“和仔”“理仔”和“怡仔”的。对晚辈直呼小名，这也是当地的一种习俗。前几年，我查核相关资料，才大致弄清了他们名字的全称。他们应该是唐生智的二子唐仁理，三子唐仁和，三女唐仁怡。不过，还有待进一步查证。
　　他们此时来探亲确实有点不合时宜，因为彼时人们的政治神经自然绷得很紧。对这远道而来的客人，王老先生家竟没有一人出来迎接一下，任由路人指引才识得家门，王老先生更是谎称那是他妹妹的小孩。
　　王老先生，本名叫王德坤，是街上的老业户，时年已70来岁，瘦高个儿，稀疏的白发总是梳理得整齐有致。常戴一副铜架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人们习惯地称他 “王老先生”。他曾在日本留学，回国后选择当了郎中。他与唐生智是远房亲戚，也信佛。1937年，南京失守后，王德坤随唐生智回乡创办耀祥中学，主要担任唐生智一家的医护事务，与唐家人相处达10年之久，是唐十分信任的人。
　　解放后，王德坤被当地政府安置在公社卫生院当中医，60多岁了才赋闲回家。他还会治跌打损伤和蛇伤，退休了也没怎么闲着，不时有人找他看病，但他较少收取病人钱米。
　　1966年5月起，“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人检举王老先生曾是唐生智的私人医生，应该有历史问题。对此，他坚称“我只是从医，从未沾染任何非医事务”，最后经“审查”过关。其实是他的医术医德救了他，他看病手到病除，态度和蔼，又乐于助人。不过，自那次被人检举后，人们发现王老先生很少出门了。
　　在如此时刻，王老先生竟然没有拒绝唐生智子女前来“投亲”，显然此举超乎人们想象。但这一表现足见其与唐的感情匪浅，也印证了人们传说唐生智对他很信任的事实。
　　唐生智的子女在这里逗留了十三四天的时间。记得我最初邂逅并结识他们，是在他们刚来两天后的一个月夜里。那时，乡下文化生活极其单调，而与人聊天，很多人又听不懂他们说的话。有一天，他们兄妹正在街道石阶路上打闹嬉戏。不一会儿，唐仁怡因图凉快，便脱下凉鞋放在一旁后跟邻居女孩玩耍去了，直到回家时才想起穿鞋，却发现仅剩一只鞋。那是一双白塑料凉鞋，在当时的小镇上是不多见的，她大声地叫着：“是哪个藏了我的鞋？老实交待。”只见唐仁理和唐仁和在一旁做着鬼脸，噗噗笑着，并不应答。之前，我瞧见是唐仁理将另一只鞋藏在了街边一个老鼠洞里。唐仁怡是那般焦急不安，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忍不住用手指了一下那个黑洞。
　　那时街上未通电，最后借着月光才找着了那只鞋。她似乎很感激我，回过头来，摸了一下我的头，接着将什么东西塞给我，一看才知是3颗纸包糖。接着，她又问起我的名字来。我告诉她，我叫“员外”。听后，他们开怀地笑起来。唐仁和便打趣道：“叫员外？那就是有钱人，是财主，你就不怕革命群众斗你吗？”他见我一脸茫然，或是怕吓着了我，便收住了嘴。而我此刻心思已专注在那纸包糖上了，它对我来说算是奢侈品，一年到头都难吃到的。尤其像她给的这种，特好吃，糖中有牛奶成分，至今我都印象颇深。彼时，我顿然感觉好像与他们拉近了些许距离。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他们说要到街后两公里远的狮子岭爬山耍去，恰好那天是星期天，唐仁怡便拉起我的手就走。那山不怎么陡，海拔近80米，它是距街上最近的一座山。其实这座山林木稀疏，山石裸露，没什么好玩的，他们许是在老街待腻了，想出来透透气吧。 　　他们到底是城里人，还没爬到半山腰就没精打采了，都坐在地上气喘吁吁地抹着汗。此时，唐仁理突然发现了什么，努着嘴嚷道：“快看，这里有个铁帽子。”这时，只见一块红薯地边堆起的石块中一顶锈迹斑斑的钢盔，倏然吸引住了大家的眼球。那或是开荒者从山壕里挖出来的。陪同去的王老先生弟弟时年60多岁的王德华（他们叫他“表舅舅”）见状解释，这才消除了大伙儿的好奇。
　　原来当年日军的一个炮兵排就驻扎在这山头上，从那炮楼位置可以鸟瞰全镇。王德华说，他还记得，有时日军放一炮，镇子里的人就要躲3天，这钢盔是日军投降时丢弃的，早几年还有人挖出过长枪呢。一听到是日军留下的东西，唐仁和顿时愤然：“我们家老爷子当年办耀祥中学时，把军训作为必修课，就是培养人才出来教训这些畜牲的！”唐仁理却不以为然，反驳道：“我们的武器太差，怎么去教训鬼子啊？”王德华也旧恨涌向心头：“日本鬼子烧了我家房子。还有芦洪市的3条大街都是被鬼子放火烧掉的，害得我们多少人无家可归啊！”
　　突然，王德华似乎想起了什么，一下子撇开了话题，遂问起唐生智其他弟女的情况来。唐仁理答道：“都已到了香港。”王问为何？“上月，北京来了一个人，口气很硬的，逼著我们家老爷子要写个什么证明，老爷子气愤地说：‘要我说假话害人，你找错了人！’硬是拒绝写证明。这也就得罪那人了。……老爷子很清楚来人不会善罢甘休！此情，难道不让老爷子担忧吗？”王还想说什么，只见唐仁理、唐仁和都低头不语，只好缄口不言。
　　唐仁怡似乎不耐烦了，委屈地自言自语起来：“在这里每天都是坛子里的酸萝卜、酸豆角和酸辣椒，一点油腥子都难沾到。喝口水也要我们大老远的去井里挑，我已受够了。老爷子再不来信叫我们回去，我也要走了……”显然，城里长大的干部子弟来乡下突然要吃这种苦，此前她应是压根儿未曾想过的。
　　其实，那时的人们生活状况都普遍的清苦，青黄不接时，连米饭都没得吃，大多是以杂粮代替主粮充饥，不少的家庭每天仅吃两顿。我那时因饥饿常在梦中哭醒。王老先生那时退休就是解雇，是没有养老金的。我曾见到过一回，为改善他们的伙食，走路已不利索的他还去河里撒网捕过鱼呢。至于常吃坛子里的腌菜更是当时多数平民家庭膳食的一个缩影……
　　几天后，本已人心惶惶的小镇发生了一件大事。外地一支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队伍途经这里，几天时间里，除散发传单和动员当地红卫兵参加串联活动外，他们见古老的文物就破坏。该镇东正街建于宋朝、历经800年风雨的“斩龙桥”上的一对栩栩如生的石狮子，堪称是镇上一道独特风景，都未能幸免。
　　也就是这时起，我已极少见到他们兄妹的踪影了。我隐约记得他们突然露脸那天是在掌灯时分，是趁着夜色随同邻居去街后的芦江大队看电影《地雷战》。此后，我就再也未曾见过他们。至今回想，他们的突然离开极有可能与造反派队伍来该镇有关。尽管没人来惊扰过他们，然而，这一风吹草动的情势还是迫使他们仓促地结束了这次“探亲”之旅。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从以上内容和时间节点上，我们不难看出，唐生智子女突然回到家乡的真实缘由，很有可能是当时其父在抗击“逼供”的情急之下，以防子女遭到不测而做出的一个非常举措。作为行武出身的唐生智，其大半生征战沙场视死如归，然而作为父亲，他也有舐犊情深的一面。我现将这段往事写出来，也算是弥补一点他在生活史料上的空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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