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四，但2008年春节前后的冰雪灾害，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这个人口和经济总量大国的某种脆弱性。几场暴雪竟导致20个省区供电中断，交通瘫痪，百余人死亡或失踪，受灾人口超过1亿，直接经济损失就达1000多亿元。
　　古今中外，每当灾害发生，行动最迅速的往往是民间组织和掌握信息最及时的地方政府。但此次特大雪灾发生最严重时刻，在数以万计的人们被困现场，很少看到民间组织及时组织民众参与到一线的救灾援助中。由此凸现了民间组织在中国不仅成长缓慢，即便已有的也相当迟钝，相反，很多地方花力气劝说人们不要街头施舍，有的城市地铁广播不就每天无数次播出“共同抵制乞讨卖艺行为”而理直气壮毫无愧色……
　　而此次地方政府的救助行动严重缺位也不必讳言。1月10日在某些地区大雪开始成灾，因为缺乏早期预警系统，相关地方政府都未启动实质性的救灾体系，直到2月1日中央宣布成立灾害应变指挥中心，局面才开始改观。此时灾害已发生20天之久。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谈到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制度形成的原因时说，传统中央集权制度乃是为了对付频繁的水患应运而生，集权化体制有利于调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救灾。但是，有这个能力未必有这个直接动力。灾害发生时，地方政府普遍反应迟钝。当中央政府深度关切，核心层的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动，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更是率先垂范之后，各地的救灾援助才变得“灵活”起来。这又一次暴露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常有常见之积弊：上面不动，下面不会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谈到他对世界史上饥馑和灾害的专题研究结果时曾说：民主体制下自下而上的压力可以成为政府足够的动力，反之，这个动力就弱。在此次突如其来的雪灾导致交通通信阻隔这样的“孤岛”面前，我们如何更加有效地遏止平时日益扩张的税收和自身管理成本增加的冲动，从而实现日积月累的“藏富于民”，这值得深思。在一个“基层富裕”的社会，即使在特殊情境下个别地区被困为孤岛，民众的抗灾能力也更强，能够坚持的时间也更长。那时的政府，可以更多地只考虑提供如气象预警、电力、交通、电信畅通、信息公开等公共服务以及制度性的救灾保障体系，而把其他紧急的救灾任务还给当地民间慈善组织、社会公益团体和保险等机构。
　　雪灾还暴露出基础设施建设的脆弱。从供水管道的防寒性能，到高压输电塔钢架承重设计标准，等等，也许都要向青岛当年德国人制造的城市下水管道学习。虽然不可能要求基础设施建设都能抵御百年一遇的天灾，但是要求几十年不过时应不为过。这些年来地方政府财收大增，几十上百年不过时的楼堂馆所几乎遍地开花，但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同步发展了呢？特别需要一提的是，雪灾还充分显示，中国的垄断企业，恰恰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最短板！铁道部门管理的混乱和铁路资源的短缺再清楚不过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京广线一断，全国铁路几乎瘫痪一半；信息不畅通，全国各地多数遭遇晚点的旅客都处于茫然无知、信息全无、孤独无助的“傻等”状态；车辆调度混乱，不该跑的弯路乱跑，该跑的车却不跑……就在春运前夕，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提问时为垄断辩护说，现在铁路90％以上的货运能力放在国家重点物资运输上；铁道部现在承担大量的国家运输需要，完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靠市场机制难以保证。的确，中国政府之所以保留电力、铁路、石油等行政性垄断企业，不就是为了预防短缺、保障供应吗？但近年来实际情况却适得其反，总是一些垄断企业出现短缺：发电企业缺乏积极性库存大量的电煤，从而突发状况到来时措手不及；而垄断造成铁路投资不足、效率不高、运力配置失当和运力基础设施结构不均衡等；大量闲置的社会投资却无法有效进入铁路系统。平时屡屡的“油荒”和城乡停电，司机们和居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大灾当前，出问题最大的还是铁路、供电等等国企垄断行业，难道只是偶然？人们在平时吃尽了垄断企业质次价高、腐败低效的苦，国难当头，雪灾当头，我们看见总书记、总理率先奔赴抗灾前线，之前，我们没有看见铁道、交通、民航、电力等部门主官深入第一线，在调用内燃机车疏散民工问题上，铁道部与广州市居然为费用争执不休，最后还是由温总理拍板解决。
　　灾难和危机是一面最真实的镜子，但愿我们能够吸取教训，从国强国弱的高度上重新思考打破垄断、还权于国、还利于民这一性命攸关的问题。
　　灾难面前，有人感叹治国之难。是啊！但这个难易也是相对而言的，如果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政府身上，自然使所有的责任都落在它的头上，治国就更难了。从国强国弱的角度看亦是如此：市场强则国强，民众强则国强。否则，如果民众积贫积弱，一盘散沙；市场发育不全，关键时刻，民众连同它所在的国家就有可能陷入不堪一击坐以待毙的境地。（作者系北京资深时政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