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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令澳，1915年生，浙江宁波人。1937年4月毕业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卢沟桥事变后从日本返沪，投笔从戎。1941年任蒋介石侍从室专员，从事对日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随蒋经国赴东北，参与外交特派员公署的机要工作。现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六、昙花一现的长春市政府接收
我们后来才知道，蒋介石策划这次“十一月大撤退”，乃是为向苏联施加压力，以达到其以退为进的真正目的：逼使苏方在以后谈判中让步。对此蒋胸有成竹，料定会取得预想的结果。因为他在月初曾接到斯大林的一封来信，热情地指名邀请其子蒋经国访苏。于是蒋介石想到，与其在东北作不会有结果的交涉，不如乘斯大林来信的机会，一方面给东北撤退人员施加压力，一方面让蒋经国为他的私人代表去莫斯科，争取与斯大林达成谅解，从而为全盘解决东北问题开辟通道。蒋介石这一硬一软的手法果然奏效。无怪乎东北苏军当局在几天内态度又变得温和，在撤退时派员前去挽留，表示愿意重开谈判。
大撤退开始后的第二天，长春苏军总部又通知留守行营的董彦平，宣布苏方已作出三项决定：暂缓撤军，以避免在国民党军队接收前出现军事真空；承认东北行营的合法地位；愿意协助行营到各地接收行政权并建立地方政府机构。
形势既有好转，蒋经国也就在出访莫斯科之前，先于12月4日从重庆飞抵北平，选派了退居北平的公署部分官员，随他同机返回长春。
这时，原来用作外交特派员公署办公地点的伪长春市长官邸已遭破坏，不堪使用。原因是长春已值冬季，而居民却无取暖之煤供应，因此他们纷纷到原日本人居住区，将那里的门窗、地板、天花板、甚至榻榻米等皆取之一空，聊以充作燃料。而苏联驻军却听之任之，不加过问，混乱状况甚于我们离开之前。所以我们只好另觅新址，选定原伪满交通大臣谷次亨的公馆作为公署新的办事处和住所。这所房子虽小些，但内部结构颇精致。当时谷次亨已作为俘虏被苏军押走，其家属仍留居公馆内，因此一切设施倒还保存完好，我们住进去后，他们就搬走了。以后谷的儿子仍不时前来索取一些物品，我们都给予了方便。
于是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在长春重新开始了工作。这次随蒋经国同来的仅有秘书高维翰、第一科科长许培尧、第三科科长的我、总务科科长吴祖烈、侍卫官蒋尧祥和译电员张世英、徐欣荣等数人。此外，长春市长赵君迈也住在公署。而苏方仍派了四名警卫及一辆由苏联军人驾驶的吉普车为公署服务。
苏军正式承认东北行营为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最高军事和行政机关后，即在满炭大楼成立了联络处，派员负责同行营官员保持联系，并予安全保护。此外，还从多方面给行营以照顾，如提供允许日夜通行的车辆给行营使用；拨出铁路车皮让行营直接从九台县煤矿运回燃煤取暖，等等。后来又同意中国方面成立空军指挥部，并允许使用苏军控制的机场及其设施。
在双方关系又趋于缓和的气氛下，蒋经国、张嘉璈同马林诺夫斯基、伏斯德诺霍夫、库兹涅佐夫(参谋长)等开始了第二轮谈判，并终于达成了以下几方面的谅解：
(1)苏联驻军协助中国政府先行接收长春、沈阳、哈尔滨三大城市和吉林、辽宁、安东等南满主要省份。
(2)为保障中方行政权力的实施及接收官员的安全，在中方陆路军队不及到达的情况下，可将部分兵力空运至长春或沈阳，苏方应对其提供必要的方便；中方对上述城市城防及机场的接管，则须在苏军完成撤退后方可实施。
(3)苏联军队业已自山海关、锦州一线开始撤退，其余地区亦将择期分批撤出。
(4)东北重工业企业之设备当属战利品范围，苏方有权将其拆除、搬迁或作其它处理。俟苏方撤军后，中苏双方可商讨合办某些重要企业的细则。
(5)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附件有关“中长铁路由中苏双方共同管理三十年后归还中国”之规定，苏方要求中方尽早提出中长铁路中方代表及理事长人选，以建立双方共同管理该铁路的理事会并开始工作。
滞留在北平的熊式辉得知上述谈判的结果后，即按重庆方面的指示，重新率领东北各省市的负责官员回到长春，布置了各项接收事宜。担任行营警卫的一个宪兵排也同时到达长春。
12月10日，在苏军联络官和特派员公署一科许培尧科长的陪同下，赵君迈首先接收了长春市政府。在市府官员未到齐前，经蒋经国同意，赵又临时借调公署的许培尧和我及高理文作为长春市接收专员，协助接管市府所属各系统单位。记得我们几个前去兼任新职时，蒋经国笑着说：“外交人员也不妨兼做点内政工作嘛!”他希望我们不怕困难，帮助赵君迈搞好接收。
与此同时，赵君迈又发布了各局局长及秘书长的名单，呈请行营后，便着令在北平办事处候命的这些部属从速赶来长春。其中熊式辉在江西的老部下萧仁树已在长春，这次被委任为市财政局长。
这时我们又得到情报说，苏方为履行其应诺，已要求在长春活动的中共非正规武装(当时称为“土八路”)撤出市区，在苏军未撤退前，不得干扰国民党官员的接收工作。不久，苏方又在市政府派驻了联络官员。我记得，那一阵凡赵君迈提出的要求，苏方大都给予满足或协助。例如那年长春取暖用煤十分紧缺，苏方也从九台煤矿专门拨给市政府一批民用煤作敷用。
长春接管后，沈阳市长董文琦、哈尔滨市长杨绰庵及南部几个省的省长也都在苏军联络官的陪同下，陆续接收了那里的行政权，但他们的境况却不及长春那样顺利。中共地方武装使他们完全陷于一种孤立的状态，政令出不了政府机关大门。不久，随着苏军向北满撤退，他们更失去了安全保证，于是纷纷撤回到长春和锦州。至于大连和旅顺，那时被苏方定为“军事禁区”，不准国民政府的任何官员前往，连我们公署几次要求派员去了解情况也屡遭拒绝。我们只好作罢。
七、局势微妙中杜聿明到东北
这时，新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也来到了东北。
在此之前，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依靠美国军舰的支援，已将中央军的几支精锐部队集结到秦皇岛至山海关一线，并随苏军的步步撤离，逐渐推进到锦西至锦州一带。大概在12月中旬，杜偕同负责华北和东北军队空运的空军副司令王叔铭，从北平乘专机抵达长春，以便同苏联军方进一步商谈军事接管的具体事项。为此，蒋经国亲自陪同杜聿明到苏联远东红军总司令部(设在原日本关东军总部旧址)，会见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等苏军专员。
马林诺夫斯基在谈话中告诉杜聿明，苏军目前已在山海关、营口、葫芦岛、锦州一线完成撤离，不久军队还将逐步从沈阳、长春和哈尔滨全线撤走全部军队。他表示，中方目前可以将一机械化师空运至长春市郊，以备作军事接收。
杜聿明听后十分高兴，回到公署吃晚饭时，他面露喜色，似乎很有信心地对蒋经国和王叔铭说，只要苏军有诚意，确能步步撤退，他可以一举进军直达沈阳、长春。至于中共在东北的武装，杜聿明认为目前决非他的 对手，是无力阻挡中央军前进的。他又踌躇满志地声称：“有了锦州作基地，便可空运军队到沈阳和长春，以配合陆路部队的推进。如此，至少东北的一半能迅速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他估计：苏方现在不大可能干涉中央军的进军；而北满和辽东半岛的前途则尚难逆料，因为苏联在那里有既得利益，这是他不肯轻易放弃的。
蒋经国同意杜聿明对形势的看法。他认为，从8月间他随宋子文到莫斯科谈判及目前国际形势的发展看，斯大林看来只要能恢复帝俄时代在东北的利益就满足了，因此他在表面上是会遵守中苏条约的有关规定的。他又认为，问题是苏联害怕美国势力的渗入，因而绝不会容忍国民党独占东北。从这点讲，苏联是否会把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交给中共，由此使中共在东北的力量得以加强，这倒是目前东北局势复杂性的症结所在。蒋经国批评国民党一部分人在重庆大搞反苏宣传，说这实在不是一种策略的做法。他说：“我们没有必要去斤斤计较苏方拆运设备这类经济损失。在东北我们应实行一种灵活的亲苏政策，至少不要使苏联怀疑我们，这样就能使中共无隙可钻了。所以，我要求来东北工作的军政人员一律不准有反苏的言行。”
在此之前，蒋经国曾私下抱怨过熊式辉头脑冥顽不化，搞反苏反共太表面化，不懂策略。他要求重庆方面将中央党务特派员齐世英调离东北，这也是对熊式辉、金镇等不懂大局所在的人的一个警告。
席间，杜聿明问王叔铭，空运一个师到长春，在飞机运输上有什么困难?王答，只要苏联军方提供机场及设备使用，便可先派些地勤及指挥人员来长春作准备，那么在空运上就不会有问题。
晚餐毕，他们又一起去行营见了熊式辉。第二天，继续同苏方就机场使用等问题作了商讨。第三天一早，蒋经国亲自去机场送杜聿明和王叔铭离开长春。
这里附带提一笔，据我观察和判断，蒋经国和杜聿明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王叔铭是留学苏联军事学校出身的，同小蒋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记得杜聿明来东北后，蒋经国一直对他很热情，常说杜有胆识、有魄力，处事果断且有谋略。当然，杜聿明对小蒋也很尊重。后来每逢蒋经国衔父命去沈阳见杜聿明时，杜总是亲自驾吉普车去机场迎候并设宴款待。而对于摆资格倚老卖老的熊式辉，蒋经国当面敷衍，心里却十分反感，认为他徒知强调原则，却不知用灵活手段来贯彻原则，是一个十足的老官僚。蒋经国指出，行营本身的不健全，也是东北局势不稳定的原因之一。
那天杜聿明和王叔铭刚进特派员公署大门，熊式辉就来电话询问，要蒋经国待杜一到便一起到他那里去。当时是我接的电话，问蒋怎么答复。他说：“急什么，我们还没吃饭和洗澡呢。回他电话，说我们要到晚上再去。”从这件小事也可看出蒋对熊的冷淡态度了。
杜聿明早在蒋经国来长春之前，就派了一个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少将、外事处长李守业到达长春，要他了解与苏军的谈判情况。李守业是黄埔五期生，去过苏联学习，抗战时期曾在广西全州杜聿明的第五军中任参谋。他到长春后，不去找行营，却一脚住进了特派员公署，将在署内看到、听到的一些交涉情况，利用公署的译电员为他拍发自己带来的密码电报给杜聿明。署中的人对他这种行径很不满意，待蒋经国一到长春，即向蒋作了反映，李也微有觉察。一天，乘吃午饭的机会，李有意说了一些恭维话，最后向小蒋表示：“我在贵署恐怕打扰太多，想搬出去，不知阁下意下如何?“他满以为小蒋碍于情面会挽留他，不料蒋经国随手举起一杯葡萄酒说：“鸣炮欢送。”李白讨没趣，当天下午就悄悄地搬走了。蒋经国一向讨厌有人利用他的关系，借以抬高自己，邀宠上司。尽管他和杜聿明之间关系很好，但对李守业的这种作法都毫不留情面。
关于东北经济接收问题，经过蒋经国的一次介绍之后，就直接由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与苏军总部参谋长库兹涅佐夫谈判，后来又有孙越崎参加。关于这一方面的交涉，直到苏联军队撤退，并无重大进展。
最后是关于中苏合办中国长春铁路问题，由于苏方在1945年9月22日不待中国代表团的到达，单方面成立中长铁路理事会，由卡尔金中将任副理事长，先行负责。所以中国方面一直处于被动的无权状态。根据此次蒋经国与马林诺夫斯基协商后，苏联欢迎中国早日提出理事会名单。
1946年2月，中苏双方正式组成中长铁路理事会：
理事长 张嘉璈(中方)
副理事长 卡尔金(苏方)
中方理事长代表 王徵(中方)
苏方理事长代表 爱斯卡古奈夫(苏方)
理事 万异 刘哲(中方)
马利(少将)加滋洛夫(大校)(苏方)
管理局长 裘拉皮廖夫(少将)(苏方)
中方局长代表 王竹亭
但是，中国方面的这些代表或理事都没有实际接事办过公。在苏联军队占领时期，苏方借口“铁路军管”，权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苏联方面并把原来的“满铁”日本人重要职员聘请为苏方顾问或留为理事，给予原来满铁时代的一切待遇和人权保障，以争取这些人为苏联效力。他们是：
山崎元幹(满铁最后一任总裁)
高碕逹之助(满铁前总裁)
高级顾问 平井喜久松
平岛敏夫
理事 铃木长明
古山胜夫
滨田幸雄
八、外交交涉中的几个小插曲
(一)美酒佳肴兴自豪
在这段中苏现地谈判显得顺利的时刻，苏联方面为了表示对蒋经国的友谊，一天，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来了一位上校副官到外交特派员公署，送来了四箱洋酒表示慰问，说：“这是世界上有名的波尔多葡萄酒和法国的七星白兰地。”当我们以面露惊讶的神情招待这位上校时，他接着就补充说：“这是我们的战利品。我们的元帅在罗马尼亚和德军作战时，缴获了德军饮用的大量名酒，而德军又是从法国军队中得到这些法国产的葡萄酒和白兰地的。”说罢，他的脸上浮现了一种得意的微笑。蒋经国得到通知后，立即来到会客室，握手感谢马元帅的这番盛意，并且热情地款待了这位副官。
说起在长春的东北特派员公署，我们的美酒佳肴曾经名噪一时，博得许多东北行营的高级官吏的称誉和垂涎。我们雇用的一位名厨，惯烧鱼翅、海参等高级京菜和各种西菜西点。据说他曾经在吴佩孚、张景惠那里做过厨师，现在他又以为“太子”服务感到自豪。每逢小蒋宴请张嘉、杜聿明、王叔铭、莫德惠、杨绰庵、赵家骧、董彦平等人，或留请中央通讯社东北分社主任刘竹舟、大公报特派记者吕德润以及一些空军飞行员共进午餐时，这位厨师莫不大显身手，中西菜肴并呈，色、香、味讲究，使吃厌了行营的大锅饭的客人们(行营伙食虽然也是鱼、肉丰富，但是大锅烹调，在饭厅一桌一桌开流水席，吃来毫无滋味)，都认为到特派员公署进餐，在荒凉的长春，确算是一种口福和享受。因此在蒋经国逗留期间，差不多天天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并在酒酣耳热之间，谈笑风生，气氛特别热烈。这也显出“太子”善于交际，性格豪爽的一面。
(二)画栋雕梁今安在
蒋经国为人平易近人，绝无一点官气。他在苏联学习和工作时，曾学得一手驾车的好本领。所以在东北外出工作时，常喜欢自己亲自驾车，而让苏军驾驶员马立克坐在一旁。他车开得飞快，却还能毫不在意地同马立克谈笑自若，可见他车技之高。
马立克是一位20来岁的俄罗斯军人，高高的个子，灰蓝色的眼睛，英俊儒雅，文化水平也高。他知道蒋经国留苏多年，夫人也是苏联人，因此对蒋尤为亲近和尊敬。蒋经国也了解苏联经过战争浩劫，国内物资奇缺，在国外作战的士兵都打算在战后带些驻在地的物品送给自己的家人。因此，他除了平日不断送马立克烟酒外，还特意关照侍卫官蒋尧祥，要他从北平捎来一些女用衣料、童装、皮靴和化妆品等，送给马立克。所以这位似是“克格勃”派来的苏军司机，对蒋经国一向抱感激和敬佩之心。
记得有一天，我们刚吃罢中饭，蒋经国忽然想去参观溥仪的新皇宫，叫我和许培尧一起去。那时长春已经下雪，他还是把吉普车开得飞快。途中，车子突然熄火了。只见他跳下车，打开车盖，查看引擎，找出故障，随即拉下车上的坐垫铺在雪地上，匍匐到车底下，拿着工具，一会儿就把故障排除了。然后又重新发动车子开往目的地，他那熟练的样子使马立克和我们都钦佩不已。
溥仪倒台前新建的这幢皇宫尚未全部完工，但规模已经不小。它坐落在旧“执政府”附近，战后迭遭火灾，已破败不堪。我们去时，那里十分冷落，人迹罕至。
从外表看，新皇宫的庭院楼阁依旧完整。进入里面，那“觐见殿”的画栋雕梁颇为壮丽。溥仪和皇后、王妃住的后宫卧室有好多间，但不论是西洋式的还是日本式的，都已糟蹋得不成样子。粉红、鹅黄、鹦哥绿等各色马赛克装饰的几间浴室精美绝伦，依稀可见当年宫内生活豪华和奢侈。因战后无人看管，又几次失火，宫殿内污水横溢，地上都结起冰，我们走在上面十分不便。看着这番破残荒芜的景象，我们实在不愿多作停留。记得蒋经国目睹这一切，曾喟叹道：“画栋雕梁，当年笏满床，而今安在哉!”他那夹杂着宁波乡音的话语，加上那文绉绉的词句，当时大概只有我这个浙江同乡听懂了其中的意思。我很佩服蒋经国，他浪迹海外多年，但对中国文化仍熟谙如昔，出口成章，足见他平日读书的勤奋。
(三)宋美龄慰劳苏联红军
在这段中苏关系比较融洽的“小阳春”日子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蒋夫人宋美龄亲自来东北慰劳苏联驻军官兵。
这个主意原是由蒋经国提出的。他向蒋介石建议，为平衡中美、中苏关系，有利于东北的顺利接收，在苏军撤离之前，是否请夫人来长春对苏军作一次慰问，以表示我方对苏联的友好。蒋介石接受了这一建议。宋美龄虽也表示同意，但要她作这样一次长途空中旅行到严寒的东北来，其实也很勉强。这与她惯于同在华美军将领酬酢确是大异其趣的。
1946年1月中旬，蒋经国专程去重庆迎候宋美龄。他还从重庆发来电报，要我们把特派员公署所在的“谷公馆”腾出来重新布置，作为夫人的下榻处。公署则暂时迁到原伪满总理张景惠的旧居去。
1月22日，由衣复恩空军上校驾驶的夫人专机抵达长春，只见宋美龄身着褐色皮毛大衣，头戴貂皮高帽，两手袖着貂皮袖筒，在蒋经国搀扶下缓缓走下舷梯。在向前来欢迎的苏军总参谋长等几位高级将领握手寒暄后，宋美龄即乘坐苏军提供的高级大轿车驶往“谷公馆”休息去了。陪同夫人前来的还有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周至柔上将，后勤司令部副司令黄仁霖等随行人员。而驻东北苏联红军主帅马林诺夫斯基却“因事”先奉召回莫斯科述职，不在长春。这在外交礼仪上是不对称的欢迎。
第二天开始慰问苏军。宋美龄由蒋经国陪同去苏军总部(原日军关东军总部)。随之举行了简短的慰问仪式。宋美龄分别授予苏联驻军及其高级将领锦旗和勋章，并将慰劳品清单交给苏方。苏军参谋长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接受了这些荣誉和慰劳物品。接着，苏方举行酒会招待宋美龄一行。苏军代表发言后，蒋经国代读了夫人的慰问辞，许培尧作翻译。宋美龄在一旁神情严肃，席间也很少说话，不久便匆匆返回公馆去了。
晚间宋美龄假原伪满中央银行大厅举行宴会，苏军将领数十人应邀参加。蒋经国、张嘉璈、董彦平、刘哲及东北各省市负责人、公署各科科长列席作陪。宋美龄即席致词，蒋经国翻译(讲稿系蒋经国所拟)。大意无非是希望加强两国间的友谊和合作，云云。这两次酒宴都开得沉闷、严肃，很难见有热烈欢快的场面。第三天一早，蒋经国陪宋美龄回北平，劳军慰问就在这冷冰冰的气氛中草草结束了。
(全文未完，待续)
六、昙花一现的长春市政府接收
我们后来才知道，蒋介石策划这次“十一月大撤退”，乃是为向苏联施加压力，以达到其以退为进的真正目的：逼使苏方在以后谈判中让步。对此蒋胸有成竹，料定会取得预想的结果。因为他在月初曾接到斯大林的一封来信，热情地指名邀请其子蒋经国访苏。于是蒋介石想到，与其在东北作不会有结果的交涉，不如乘斯大林来信的机会，一方面给东北撤退人员施加压力，一方面让蒋经国为他的私人代表去莫斯科，争取与斯大林达成谅解，从而为全盘解决东北问题开辟通道。蒋介石这一硬一软的手法果然奏效。无怪乎东北苏军当局在几天内态度又变得温和，在撤退时派员前去挽留，表示愿意重开谈判。
大撤退开始后的第二天，长春苏军总部又通知留守行营的董彦平，宣布苏方已作出三项决定：暂缓撤军，以避免在国民党军队接收前出现军事真空；承认东北行营的合法地位；愿意协助行营到各地接收行政权并建立地方政府机构。
形势既有好转，蒋经国也就在出访莫斯科之前，先于12月4日从重庆飞抵北平，选派了退居北平的公署部分官员，随他同机返回长春。
这时，原来用作外交特派员公署办公地点的伪长春市长官邸已遭破坏，不堪使用。原因是长春已值冬季，而居民却无取暖之煤供应，因此他们纷纷到原日本人居住区，将那里的门窗、地板、天花板、甚至榻榻米等皆取之一空，聊以充作燃料。而苏联驻军却听之任之，不加过问，混乱状况甚于我们离开之前。所以我们只好另觅新址，选定原伪满交通大臣谷次亨的公馆作为公署新的办事处和住所。这所房子虽小些，但内部结构颇精致。当时谷次亨已作为俘虏被苏军押走，其家属仍留居公馆内，因此一切设施倒还保存完好，我们住进去后，他们就搬走了。以后谷的儿子仍不时前来索取一些物品，我们都给予了方便。
于是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在长春重新开始了工作。这次随蒋经国同来的仅有秘书高维翰、第一科科长许培尧、第三科科长的我、总务科科长吴祖烈、侍卫官蒋尧祥和译电员张世英、徐欣荣等数人。此外，长春市长赵君迈也住在公署。而苏方仍派了四名警卫及一辆由苏联军人驾驶的吉普车为公署服务。
苏军正式承认东北行营为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最高军事和行政机关后，即在满炭大楼成立了联络处，派员负责同行营官员保持联系，并予安全保护。此外，还从多方面给行营以照顾，如提供允许日夜通行的车辆给行营使用；拨出铁路车皮让行营直接从九台县煤矿运回燃煤取暖，等等。后来又同意中国方面成立空军指挥部，并允许使用苏军控制的机场及其设施。
在双方关系又趋于缓和的气氛下，蒋经国、张嘉璈同马林诺夫斯基、伏斯德诺霍夫、库兹涅佐夫(参谋长)等开始了第二轮谈判，并终于达成了以下几方面的谅解：
(1)苏联驻军协助中国政府先行接收长春、沈阳、哈尔滨三大城市和吉林、辽宁、安东等南满主要省份。
(2)为保障中方行政权力的实施及接收官员的安全，在中方陆路军队不及到达的情况下，可将部分兵力空运至长春或沈阳，苏方应对其提供必要的方便；中方对上述城市城防及机场的接管，则须在苏军完成撤退后方可实施。
(3)苏联军队业已自山海关、锦州一线开始撤退，其余地区亦将择期分批撤出。
(4)东北重工业企业之设备当属战利品范围，苏方有权将其拆除、搬迁或作其它处理。俟苏方撤军后，中苏双方可商讨合办某些重要企业的细则。
(5)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附件有关“中长铁路由中苏双方共同管理三十年后归还中国”之规定，苏方要求中方尽早提出中长铁路中方代表及理事长人选，以建立双方共同管理该铁路的理事会并开始工作。
滞留在北平的熊式辉得知上述谈判的结果后，即按重庆方面的指示，重新率领东北各省市的负责官员回到长春，布置了各项接收事宜。担任行营警卫的一个宪兵排也同时到达长春。
12月10日，在苏军联络官和特派员公署一科许培尧科长的陪同下，赵君迈首先接收了长春市政府。在市府官员未到齐前，经蒋经国同意，赵又临时借调公署的许培尧和我及高理文作为长春市接收专员，协助接管市府所属各系统单位。记得我们几个前去兼任新职时，蒋经国笑着说：“外交人员也不妨兼做点内政工作嘛!”他希望我们不怕困难，帮助赵君迈搞好接收。
与此同时，赵君迈又发布了各局局长及秘书长的名单，呈请行营后，便着令在北平办事处候命的这些部属从速赶来长春。其中熊式辉在江西的老部下萧仁树已在长春，这次被委任为市财政局长。
这时我们又得到情报说，苏方为履行其应诺，已要求在长春活动的中共非正规武装(当时称为“土八路”)撤出市区，在苏军未撤退前，不得干扰国民党官员的接收工作。不久，苏方又在市政府派驻了联络官员。我记得，那一阵凡赵君迈提出的要求，苏方大都给予满足或协助。例如那年长春取暖用煤十分紧缺，苏方也从九台煤矿专门拨给市政府一批民用煤作敷用。
长春接管后，沈阳市长董文琦、哈尔滨市长杨绰庵及南部几个省的省长也都在苏军联络官的陪同下，陆续接收了那里的行政权，但他们的境况却不及长春那样顺利。中共地方武装使他们完全陷于一种孤立的状态，政令出不了政府机关大门。不久，随着苏军向北满撤退，他们更失去了安全保证，于是纷纷撤回到长春和锦州。至于大连和旅顺，那时被苏方定为“军事禁区”，不准国民政府的任何官员前往，连我们公署几次要求派员去了解情况也屡遭拒绝。我们只好作罢。
七、局势微妙中杜聿明到东北
这时，新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也来到了东北。
在此之前，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依靠美国军舰的支援，已将中央军的几支精锐部队集结到秦皇岛至山海关一线，并随苏军的步步撤离，逐渐推进到锦西至锦州一带。大概在12月中旬，杜偕同负责华北和东北军队空运的空军副司令王叔铭，从北平乘专机抵达长春，以便同苏联军方进一步商谈军事接管的具体事项。为此，蒋经国亲自陪同杜聿明到苏联远东红军总司令部(设在原日本关东军总部旧址)，会见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等苏军专员。
马林诺夫斯基在谈话中告诉杜聿明，苏军目前已在山海关、营口、葫芦岛、锦州一线完成撤离，不久军队还将逐步从沈阳、长春和哈尔滨全线撤走全部军队。他表示，中方目前可以将一机械化师空运至长春市郊，以备作军事接收。
杜聿明听后十分高兴，回到公署吃晚饭时，他面露喜色，似乎很有信心地对蒋经国和王叔铭说，只要苏军有诚意，确能步步撤退，他可以一举进军直达沈阳、长春。至于中共在东北的武装，杜聿明认为目前决非他的 对手，是无力阻挡中央军前进的。他又踌躇满志地声称：“有了锦州作基地，便可空运军队到沈阳和长春，以配合陆路部队的推进。如此，至少东北的一半能迅速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他估计：苏方现在不大可能干涉中央军的进军；而北满和辽东半岛的前途则尚难逆料，因为苏联在那里有既得利益，这是他不肯轻易放弃的。
蒋经国同意杜聿明对形势的看法。他认为，从8月间他随宋子文到莫斯科谈判及目前国际形势的发展看，斯大林看来只要能恢复帝俄时代在东北的利益就满足了，因此他在表面上是会遵守中苏条约的有关规定的。他又认为，问题是苏联害怕美国势力的渗入，因而绝不会容忍国民党独占东北。从这点讲，苏联是否会把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交给中共，由此使中共在东北的力量得以加强，这倒是目前东北局势复杂性的症结所在。蒋经国批评国民党一部分人在重庆大搞反苏宣传，说这实在不是一种策略的做法。他说：“我们没有必要去斤斤计较苏方拆运设备这类经济损失。在东北我们应实行一种灵活的亲苏政策，至少不要使苏联怀疑我们，这样就能使中共无隙可钻了。所以，我要求来东北工作的军政人员一律不准有反苏的言行。”
在此之前，蒋经国曾私下抱怨过熊式辉头脑冥顽不化，搞反苏反共太表面化，不懂策略。他要求重庆方面将中央党务特派员齐世英调离东北，这也是对熊式辉、金镇等不懂大局所在的人的一个警告。
席间，杜聿明问王叔铭，空运一个师到长春，在飞机运输上有什么困难?王答，只要苏联军方提供机场及设备使用，便可先派些地勤及指挥人员来长春作准备，那么在空运上就不会有问题。
晚餐毕，他们又一起去行营见了熊式辉。第二天，继续同苏方就机场使用等问题作了商讨。第三天一早，蒋经国亲自去机场送杜聿明和王叔铭离开长春。
这里附带提一笔，据我观察和判断，蒋经国和杜聿明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王叔铭是留学苏联军事学校出身的，同小蒋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记得杜聿明来东北后，蒋经国一直对他很热情，常说杜有胆识、有魄力，处事果断且有谋略。当然，杜聿明对小蒋也很尊重。后来每逢蒋经国衔父命去沈阳见杜聿明时，杜总是亲自驾吉普车去机场迎候并设宴款待。而对于摆资格倚老卖老的熊式辉，蒋经国当面敷衍，心里却十分反感，认为他徒知强调原则，却不知用灵活手段来贯彻原则，是一个十足的老官僚。蒋经国指出，行营本身的不健全，也是东北局势不稳定的原因之一。
那天杜聿明和王叔铭刚进特派员公署大门，熊式辉就来电话询问，要蒋经国待杜一到便一起到他那里去。当时是我接的电话，问蒋怎么答复。他说：“急什么，我们还没吃饭和洗澡呢。回他电话，说我们要到晚上再去。”从这件小事也可看出蒋对熊的冷淡态度了。
杜聿明早在蒋经国来长春之前，就派了一个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少将、外事处长李守业到达长春，要他了解与苏军的谈判情况。李守业是黄埔五期生，去过苏联学习，抗战时期曾在广西全州杜聿明的第五军中任参谋。他到长春后，不去找行营，却一脚住进了特派员公署，将在署内看到、听到的一些交涉情况，利用公署的译电员为他拍发自己带来的密码电报给杜聿明。署中的人对他这种行径很不满意，待蒋经国一到长春，即向蒋作了反映，李也微有觉察。一天，乘吃午饭的机会，李有意说了一些恭维话，最后向小蒋表示：“我在贵署恐怕打扰太多，想搬出去，不知阁下意下如何?“他满以为小蒋碍于情面会挽留他，不料蒋经国随手举起一杯葡萄酒说：“鸣炮欢送。”李白讨没趣，当天下午就悄悄地搬走了。蒋经国一向讨厌有人利用他的关系，借以抬高自己，邀宠上司。尽管他和杜聿明之间关系很好，但对李守业的这种作法都毫不留情面。
关于东北经济接收问题，经过蒋经国的一次介绍之后，就直接由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与苏军总部参谋长库兹涅佐夫谈判，后来又有孙越崎参加。关于这一方面的交涉，直到苏联军队撤退，并无重大进展。
最后是关于中苏合办中国长春铁路问题，由于苏方在1945年9月22日不待中国代表团的到达，单方面成立中长铁路理事会，由卡尔金中将任副理事长，先行负责。所以中国方面一直处于被动的无权状态。根据此次蒋经国与马林诺夫斯基协商后，苏联欢迎中国早日提出理事会名单。
1946年2月，中苏双方正式组成中长铁路理事会：
理事长 张嘉璈(中方)
副理事长 卡尔金(苏方)
中方理事长代表 王徵(中方)
苏方理事长代表 爱斯卡古奈夫(苏方)
理事 万异 刘哲(中方)
马利(少将)加滋洛夫(大校)(苏方)
管理局长 裘拉皮廖夫(少将)(苏方)
中方局长代表 王竹亭
但是，中国方面的这些代表或理事都没有实际接事办过公。在苏联军队占领时期，苏方借口“铁路军管”，权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苏联方面并把原来的“满铁”日本人重要职员聘请为苏方顾问或留为理事，给予原来满铁时代的一切待遇和人权保障，以争取这些人为苏联效力。他们是：
山崎元幹(满铁最后一任总裁)
高碕逹之助(满铁前总裁)
高级顾问 平井喜久松
平岛敏夫
理事 铃木长明
古山胜夫
滨田幸雄
八、外交交涉中的几个小插曲
(一)美酒佳肴兴自豪
在这段中苏现地谈判显得顺利的时刻，苏联方面为了表示对蒋经国的友谊，一天，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来了一位上校副官到外交特派员公署，送来了四箱洋酒表示慰问，说：“这是世界上有名的波尔多葡萄酒和法国的七星白兰地。”当我们以面露惊讶的神情招待这位上校时，他接着就补充说：“这是我们的战利品。我们的元帅在罗马尼亚和德军作战时，缴获了德军饮用的大量名酒，而德军又是从法国军队中得到这些法国产的葡萄酒和白兰地的。”说罢，他的脸上浮现了一种得意的微笑。蒋经国得到通知后，立即来到会客室，握手感谢马元帅的这番盛意，并且热情地款待了这位副官。
说起在长春的东北特派员公署，我们的美酒佳肴曾经名噪一时，博得许多东北行营的高级官吏的称誉和垂涎。我们雇用的一位名厨，惯烧鱼翅、海参等高级京菜和各种西菜西点。据说他曾经在吴佩孚、张景惠那里做过厨师，现在他又以为“太子”服务感到自豪。每逢小蒋宴请张嘉、杜聿明、王叔铭、莫德惠、杨绰庵、赵家骧、董彦平等人，或留请中央通讯社东北分社主任刘竹舟、大公报特派记者吕德润以及一些空军飞行员共进午餐时，这位厨师莫不大显身手，中西菜肴并呈，色、香、味讲究，使吃厌了行营的大锅饭的客人们(行营伙食虽然也是鱼、肉丰富，但是大锅烹调，在饭厅一桌一桌开流水席，吃来毫无滋味)，都认为到特派员公署进餐，在荒凉的长春，确算是一种口福和享受。因此在蒋经国逗留期间，差不多天天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并在酒酣耳热之间，谈笑风生，气氛特别热烈。这也显出“太子”善于交际，性格豪爽的一面。
(二)画栋雕梁今安在
蒋经国为人平易近人，绝无一点官气。他在苏联学习和工作时，曾学得一手驾车的好本领。所以在东北外出工作时，常喜欢自己亲自驾车，而让苏军驾驶员马立克坐在一旁。他车开得飞快，却还能毫不在意地同马立克谈笑自若，可见他车技之高。
马立克是一位20来岁的俄罗斯军人，高高的个子，灰蓝色的眼睛，英俊儒雅，文化水平也高。他知道蒋经国留苏多年，夫人也是苏联人，因此对蒋尤为亲近和尊敬。蒋经国也了解苏联经过战争浩劫，国内物资奇缺，在国外作战的士兵都打算在战后带些驻在地的物品送给自己的家人。因此，他除了平日不断送马立克烟酒外，还特意关照侍卫官蒋尧祥，要他从北平捎来一些女用衣料、童装、皮靴和化妆品等，送给马立克。所以这位似是“克格勃”派来的苏军司机，对蒋经国一向抱感激和敬佩之心。
记得有一天，我们刚吃罢中饭，蒋经国忽然想去参观溥仪的新皇宫，叫我和许培尧一起去。那时长春已经下雪，他还是把吉普车开得飞快。途中，车子突然熄火了。只见他跳下车，打开车盖，查看引擎，找出故障，随即拉下车上的坐垫铺在雪地上，匍匐到车底下，拿着工具，一会儿就把故障排除了。然后又重新发动车子开往目的地，他那熟练的样子使马立克和我们都钦佩不已。
溥仪倒台前新建的这幢皇宫尚未全部完工，但规模已经不小。它坐落在旧“执政府”附近，战后迭遭火灾，已破败不堪。我们去时，那里十分冷落，人迹罕至。
从外表看，新皇宫的庭院楼阁依旧完整。进入里面，那“觐见殿”的画栋雕梁颇为壮丽。溥仪和皇后、王妃住的后宫卧室有好多间，但不论是西洋式的还是日本式的，都已糟蹋得不成样子。粉红、鹅黄、鹦哥绿等各色马赛克装饰的几间浴室精美绝伦，依稀可见当年宫内生活豪华和奢侈。因战后无人看管，又几次失火，宫殿内污水横溢，地上都结起冰，我们走在上面十分不便。看着这番破残荒芜的景象，我们实在不愿多作停留。记得蒋经国目睹这一切，曾喟叹道：“画栋雕梁，当年笏满床，而今安在哉!”他那夹杂着宁波乡音的话语，加上那文绉绉的词句，当时大概只有我这个浙江同乡听懂了其中的意思。我很佩服蒋经国，他浪迹海外多年，但对中国文化仍熟谙如昔，出口成章，足见他平日读书的勤奋。
(三)宋美龄慰劳苏联红军
在这段中苏关系比较融洽的“小阳春”日子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蒋夫人宋美龄亲自来东北慰劳苏联驻军官兵。
这个主意原是由蒋经国提出的。他向蒋介石建议，为平衡中美、中苏关系，有利于东北的顺利接收，在苏军撤离之前，是否请夫人来长春对苏军作一次慰问，以表示我方对苏联的友好。蒋介石接受了这一建议。宋美龄虽也表示同意，但要她作这样一次长途空中旅行到严寒的东北来，其实也很勉强。这与她惯于同在华美军将领酬酢确是大异其趣的。
1946年1月中旬，蒋经国专程去重庆迎候宋美龄。他还从重庆发来电报，要我们把特派员公署所在的“谷公馆”腾出来重新布置，作为夫人的下榻处。公署则暂时迁到原伪满总理张景惠的旧居去。
1月22日，由衣复恩空军上校驾驶的夫人专机抵达长春，只见宋美龄身着褐色皮毛大衣，头戴貂皮高帽，两手袖着貂皮袖筒，在蒋经国搀扶下缓缓走下舷梯。在向前来欢迎的苏军总参谋长等几位高级将领握手寒暄后，宋美龄即乘坐苏军提供的高级大轿车驶往“谷公馆”休息去了。陪同夫人前来的还有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周至柔上将，后勤司令部副司令黄仁霖等随行人员。而驻东北苏联红军主帅马林诺夫斯基却“因事”先奉召回莫斯科述职，不在长春。这在外交礼仪上是不对称的欢迎。
第二天开始慰问苏军。宋美龄由蒋经国陪同去苏军总部(原日军关东军总部)。随之举行了简短的慰问仪式。宋美龄分别授予苏联驻军及其高级将领锦旗和勋章，并将慰劳品清单交给苏方。苏军参谋长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接受了这些荣誉和慰劳物品。接着，苏方举行酒会招待宋美龄一行。苏军代表发言后，蒋经国代读了夫人的慰问辞，许培尧作翻译。宋美龄在一旁神情严肃，席间也很少说话，不久便匆匆返回公馆去了。
晚间宋美龄假原伪满中央银行大厅举行宴会，苏军将领数十人应邀参加。蒋经国、张嘉璈、董彦平、刘哲及东北各省市负责人、公署各科科长列席作陪。宋美龄即席致词，蒋经国翻译(讲稿系蒋经国所拟)。大意无非是希望加强两国间的友谊和合作，云云。这两次酒宴都开得沉闷、严肃，很难见有热烈欢快的场面。第三天一早，蒋经国陪宋美龄回北平，劳军慰问就在这冷冰冰的气氛中草草结束了。
(全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