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上大历史中的小小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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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西郊一处偏僻的湖边小院,几个老人和一个文弱的年轻人围着一堆木板,共17块,全都黝黑锃亮,散发着淡淡的墨香,它们就是古籍印刷最原始的工具——雕版。
  『器曰书坊』的刻工、印工,平均年龄60岁(主要是器曰拖了后腿,否则得到65岁了),大部分曾从事古籍印刷工作40年以上,他们从扬州的各个角落聚拢在一起,修复、再造古籍善本,每刻成一部新书,都像是从时间手里抢回了一件即将遗失的珍宝。
  CNT对话
  
  如何看待中国古籍和西方古籍?
  在纸书方面中国远远领先于全球,四五百年前的水平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西方以前多是使用羊皮卷,纸书没办法和中国比。中国古籍让我格外心动的是它的美感,带有典型的中国式的人文气质,黄金时期(唐、宋)中国古籍被外来文化干扰较少。
  修书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耐心。哪怕一点点浮躁,都可能毁了那些传承几百年的古书。同时要有传承的信念,刻书工艺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断掉。修复那些善本,让后人看到它原本的美,可以接触它、重新读懂它,让它焕发新的生命。
  原先我只是单纯地喜欢古籍,真正投身去做,发现善本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库,越挖越深,越发不可自拔。我身边做这个的人确实不多,要做好也很不容易,我觉得自己很适合做这个事情,也因此更多了一分责任。
  古籍中,是否有个人特别偏爱的领域?
  中国植物志。我很喜欢植物,植物志又是中国古籍里非常重要的一脉,反映出的文化很健康,文字很优美,能看到古人与自然相处的情怀。植物志宋元明清历代都有刊刻,版本比较清晰,我觉得自己的时代也应该有,不然就少了一环。
  古籍中有很多不被大家注意的精彩的东西,能看到当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能发现不少冷知识。我研究过很多关于植物的古书,其中记载了各种植物的习性,比如说《南方草木志》记载的“雍”,也就是空心菜,是全球最早的水培植物记载,比欧洲的水培植物要早1300年。
  中国善本修复的行业状况如何?
  目前与善本修复相关的学术机构很发达,比如各种博物馆,但在民间的发展很薄弱,老艺人都不怎么做了。但我总觉得工艺传承的力量在民间,学术机构很少和市场打交道,而匠人们的手艺和生活是一体的。
  民间匠人的手艺一点不比专业机构里的专家差,身负好几十年修得的实战经验,就是没人传承,而且实践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善本等好东西都往公藏机构里走,学院派和民间的交流也少。
  中国有哪些地方可以了解古籍修复工艺?
  扬州可以深入探访一下,从清代开始它就是古籍复制和刻制的策源地,明清时期文化比较发达,流传下来很深厚的古籍文化,当地有一个雕版印刷博物馆。此外我还推荐四川德格印经社和南京金陵刻经处。
  千年佛经的力量
  2012年,记者器曰陪同扬州几位雕版师傅及国家图书馆的两位专家前往日本爱知县岩屋寺,考察一部宋版大藏经《思溪藏》。
  《思溪藏》是宋版经典佛经,卷帙浩繁,地位类似《四库全书》。所有经版都在南宋末年毁于战火,宋版原刻的经书,目前在日本有7处藏有全本或零本,而在中国,仅国家图书馆藏有5000余册,也是清末驻日钦使随员杨守敬从日本买回来的。
  “吱呀”一声打开阁门,器曰闻到一股扑鼻而来的樟木香味,30多个长方形的经箱堆满了整间屋子,一尘不染。器曰下意识地屏住呼吸,生怕惊扰了这些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佛经。
  记载佛经的黄麻纸已经非常脆弱,散发出独特的香气,正是这香气避免了蛀虫的破坏。奇异的是,纸上的墨色特别黑,犹如簇新的黑漆,让人不敢相信它们已历经千年。每一个字都是典型宋刻的颜体,版面周正,字体舒展,与明、清刻印的佛经那种局促的版面完全不同。
  
  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本千年纸书保存得如此完好?首先,用材讲究,黄麻纸不含酸性物质,可历久而不朽;其次,做工精良,由此也引发了后人的珍视之心。
  这次和宋版书的亲密接触,改变了器曰的生活轨迹。回到扬州,他辞去了记者的工作,一头扎进故纸堆,开始了“善本再造,古籍修复”的生活。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再造出好的善本,让后人也生出保护它的信念。
  旧时光的涅槃重生
  开始从事雕版古籍善本再造后,器曰如同一人分饰两角。一个角色是“农夫”,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雕版古籍善本再造的制作是一个分工非常细的工作,一部书从立意到成品要经历将近30道工序,写样、雕刻、印刷、装订、齐栏……每一道工序都不能逾越,他说这个工作很多人不能适应,因为太耗时间和耐心了。
  另外一个角色是“医生”,悬壶济世,治病救人。拿到待修的古籍,他和老工人们往往要花数周时间“会诊”,研究古籍属于什么版本、刻于什么年代,确定修缮方案,包括寻找最匹配的修复用纸和还原书的装订方式。很多古书是前人修过的,若是修得不好,还要剥离开,判断、找回最初的风格。
  修书要修得完美,又不能过度,维持它身上时光的色彩。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修的,比如书里的印章。藏书章是书的生命足迹,记录了它曾经被收藏在哪些地方,在哪些人的生命里经过。通常,越好的书上面的印章越多。
  2014年夏秋之际,有人送来两册拍卖得来的仿宋刻《备急千金药方》,书页残存60%,纸色暗淡青黄,布满各种破损,还有被火烧过的痕迹,稍微一动,纸屑就掉下来,内页有很严重的虫蛀,窟窿穿透几十页纸,就像一枚钉子深深扎进书中。这本古书的前后两页已经被修过——是个不懂行的人做的,用A4纸和化学胶粘合起来,如此这两页就算是废掉了。   虽是残本,这《备急千金药方》仍不失为一本好书:字形秀美隽永,摹刊极精,刻工一丝不苟,古意盎然。由于被长时间重压,书页已无法翻开,器曰用针一张一张地理,把每个压合点挑开,把掉的纸屑重新拼图、复位。那段时间,器曰的工作室铺满了“千金药方”,“修书室和医生的手术室一样,闲人莫进。”
  复位后,要用天然的糨糊,把破损的书页纸粘合在颜色、时代都与原书接近的陈年托底纸上。糨糊是用当年的新面粉制成的,在蒸笼上一蒸就可以与书页分离,方便后世重修。接下来,要耐心地刷浆、整平,待书页自然阴干,再用牛角挑子慢慢挑起来。一沓修复完成的旧书页静静摊在眼前,仿佛涅槃重生。
  每个修书匠的动机与愿景都不同,器曰的动机很简单,就是享受修好一本古书的满足,过程虽然很煎熬,但也能激发无尽的想象力——翻开一本古书,揣度它的身世和流变,审视那些落过水、过过火、被挤压、被撞击的痕迹,阅读收藏者留下的批注,无一不是在解读时光的故事。
  等待一本古书的“成熟”
  “以前是按秒度日,总是急匆匆规划下一秒要做什么。现在我是按节气来过日子。”器曰的书坊远离闹市,墙上爬满了植物,门口有个小湖,日常听不见汽车的喧闹,更多是欢快的鸟叫。
  从最简单的制作信笺开始,如今器曰已完成了不少善本再造的工作,也遇到过不少困难。
  
  制作善本的很多古老材质已经难以找到。比如前人印书用的是传统的烟墨,是用窑烧中松木的灰,加上松香,装入罐子,埋在地下沤三年才使用,发酵过的墨,色泽历久如新。如今,这种松烟只有景德镇为数不多的窑烧匠人才有。三四十年前,市面上还可以找到印书的古纸,民国时期的纸,一张4尺整张的要卖到几百元。严格说来,这种纸大多不是“找到”而是“遇到”,极尽珍贵。
  此外,如果古书的纸页缺损,尤其是绝版书,内容的伤疤就难以弥补。原始的古书很难找到,即使找到了版本也未必对。
  待一切可做的事情做完,就迎来了长长的等待。书托裱一层,要慢慢地自然风干,一旦加了外力,就干扰了它在自然中应该完成的一个轮转,待它自然“成熟”,才能适应新的生命。
  修书人的生活,器曰过得越来越如鱼得水,“以前我是这个都市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天南海北地跑采访,做的工作很快餐化,可替代性非常高,而现在,我手中拿着师父们代代相传的鬃刷刷墨,制作纸捻用来固定书页,有种‘舍我其谁’之感。中国历代都有人刻书,宋代多是书商和官刻,明清多是藏书家,民国多是实业家,我希望能尽微薄之力,在这个时代把这一环给接上。”
  《华严经》有云:“若人静坐一须臾,胜造恒沙七宝塔。” 器曰一直在揣摩“有为”与“无为”的尺度。佛家并非让人什么都不做,而是要懂得把握做事的分寸,这是大智慧。如今我们并不缺少改变世界的勇气,而是缺少对天地与时间的敬畏之心。
  每个修书匠的动机与愿景都不同,器曰的动机很简单,就是享受修好一本古书的满足,过程虽然很煎熬,但也能激发无尽的想象力——翻开一本古书,揣度它的身世和流变,审视那些落过水、过过火、被挤压、被撞击的痕迹,阅读收藏者留下的批注,无一不是在解读时光的故事。
  人类纸业的“活化石”
  有千年历史的黄麻纸被称为人类纸业的“活化石”,它记录着中国传统造纸工艺,是了解纸文化的一个窗口。唐、宋时期的文书、经卷等多用黄麻纸,因其能长期保存。中国古代的第一张染色加工纸就是黄麻纸,以本性麻纸染以黄蘗汁而成,在中国造纸技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黄蘗或曰绘呜,芸香科落叶乔木,皮中有生物碱——小柏碱,既是染料,又是杀虫防蛀剂。古人取其辟蠹、庄严、便于涂盖再写,尤以写经为多,也有府书写文书者。
  “知识爆炸”古已有之
  宋代书籍的天头地脚开阔,留白多,感觉很舒朗。到了明清,书中加了很多批注、脚注,信息容量很大,排版显得非常局促。由此可知,明清时期已存在“知识爆炸”,当时人也不停地刻书,古书的面貌渐渐没有那么清爽了。
  《华严经》有云:“若人静坐一须臾,胜造恒沙七宝塔。” 器曰一直在揣摩“有为”与“无为”的尺度。佛家并非让人什么都不做,而是要懂得把握做事的分寸,这是大智慧。如今我们并不缺少改变世界的勇气,而是缺少对天地与时间的敬畏之心。
  古籍装订形式的变迁
  
  简策装竹木简
  简策是中国最早的书籍装订形式,商周时通行,到了晋代,随着纸的应用,简策书籍逐渐为纸本书所代替。
  卷轴装
  应用最久的装订形式。卷轴装始于帛书,隋唐时应用于纸书,以后历代均沿用,现代装裱字画仍沿用卷轴装。
  旋风装
  中国书籍由卷轴装向册页装发展的早期过渡形式。旋风装形同卷轴,书页鳞次相积,阅读时从右向左逐页翻阅,收藏时从卷首向卷尾卷起。唐朝吴彩鸾手写的《唐韵》(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用的就是这种装订形式。
  经折装
  由卷轴装向册页装过渡的中间形式。经折装是首先用于佛经的一种装订形式,始于唐代末年,称为折子或奏折。这种装订形式已完全脱离卷轴,外观近似于后来的册页书籍。
  蝴蝶装
  简称“蝶装”,是早期的册页装,由经折装演化而来,约出现于五代后期,盛行于宋朝。
  包背装
  又称“裹后背”,是在蝴蝶装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装订形式,出现于南宋末年,元、明、清均较多使用,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都是采用这种装订。
  线装
  明代中期以后盛行的装帧形式。线装的折页与包背装完全相同,版心朝外,背面相对。线装装帧是中国传统装订技术史中最先进的一种,线装书籍便于阅读,又不易散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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