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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遭遇空前和全面的整体性危机，非简单的修补和调整所能自救，最终不得不进行全面的革故鼎新，以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替代之。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次第演生了三种替代运动，即“三民主义”替代运动、社会主义替代运动和“新传统主义”替代运动。本文逐次分析了此三种替代运动的基本思路及其历史命运，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和必然趋势。
关键词 政治文化 替代运动 三民主义 社会主义 新传统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5-0039-09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个高度整合的体系，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包涵政治思想、政治价值、政治理论在内的传统解释体系和意义体系；二是传统社会各个政治人群特殊的心理取向和行为模式；三是由前二者决定的传统社会特殊的政治样态和政治规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以来遭遇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虽进行了顽强抵抗和回应性调整，然而终至失败，以致不得不以一种政治文化的覆灭和另一种政治文化的生成为其最终结局。我们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近代行程分为两个阶段，即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而采取的顽强抵抗和回应性调整称之为本土运动阶段，将一种旨在替代传统政治文化的新政治文化的生成称之为替代运动阶段。所谓本土运动，系文化人类学的概念，指一个主位文化因客位文化的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注：本土运动（nativistic movement），依林顿所说，包括两种，一种是向后看的，这种情形是一种返回适应；另一种是向前看的，这种运动是吸收和整合式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0年庚子事件八国联军侵华以及辛丑条约的签订，60年间，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强势政治文化的冲击而引起的几场重大的本土运动事件及其背后的“中体西用”式的政治文化调适和演进思路，最终不能挽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溃败的命运，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中国在与西方的较量中一败涂地，宣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土运动阶段的最终失败和落幕。（注：参阅拙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土运动与近代行程（1840-1901）》，《学术探索》2006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2007年第2期）
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替代运动的阶段。就中国彼时的历史来看，儒学体系和以清廷为表征的官僚体制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我们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思想体系和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吴虞、陈序经、胡适等对名教的批判与对自由、民主与科学的宣扬，以及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名义上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作为一条主线，把这种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替代运动以“三民主义”替代运动概括之。我们把新文化运动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介绍、1921年中共的成立、其后中共的政治活动实践以及以之为主轴的思想建设运动（自1949年建国为止），称之为“社会主义替代运动”。我们把梁、严等后期思想的回归，新文化运动中国粹派的努力，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张君劢、贺麟、钱穆等重释和重评儒学文明的价值并及梁氏乡村建设运动的努力称之为新传统主义替代运动。（注：在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现代新儒家卓然一派、自成体系且传承深远，方克立先生认其为“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思潮的主流派”（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代序《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这自是不刊之论；然而，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却绝不以现代新儒学自限，还包括在一定意义上开现代新儒学之先声、或与现代新儒家共享某些文化观点与主张、或者同情新儒家但又与之保持一定距离的学者及思想家）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是在思想史研究的一般意义上来检视三民主义、社会主义、新传统主义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意义，毋宁说，本文是在政治学的意义上试图探讨：在近现代中国获得现代性的历史行程中，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三种替代方案，三民主义、社会主义、新传统主义导向政治实践和社会变革的“知—行”品格及其历史命运。为此，本文不重思想家思想之全面阐发，而瞩目于思想学说之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基础；不重某一思想家与另一思想家之间学说之辨析，而特重某一社会思潮整体特征与实践秉性之揭示。
一、三民主义替代运动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一项政治思想或者理论，并不单纯属于思想家、理论家个人，而可视之为受其影响并共享此项思想或者观念的群体所共有之态度和倾向；不仅是思想家个人，甚至是某一家一派所主张，亦可视之为所有有功于此项思想或者理论之提出的人群所共有之态度和倾向。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一种政治思潮、政治理论或者政治观念如何影响于现实政治及社会之变迁，或者反过来，一种社会及政治状况如何塑造与影响一种政治思潮、理论与观念之形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以三民主义概括孙中山先生的整个政治思想体系未必尽然合理，虽然三民主义未必能尽然概括革命党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虽然梁、严、吴、陈、胡等人在民元前后对于名教的批判与对民主自由科学的阐扬，不必出自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启发，虽然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政府只是在名义上继承了三民主义思想，不过笔者仍然以三民主义替代运动概括上述革命派、自由主义者、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年代的政治思想与政治主张的走向。原因在于：第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思想并含革命与建设二端。于推翻满清、创立民国的革命运动时期则发而为革命的若干主张和理论依据；于民国既立之后，则发而为建设民国、创制共和的政治设想和若干举措。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思想可以视为革命党人政治思想与主张的代表、中心和指导。第二，民国前后的自由主义思想虽非经孙中山先生授意或经由三民主义之启迪，然而其抨击礼教，高扬民主共和自由科学的精神却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主张有内在精神的一致性。（注：费正清先生认为中国政治在1915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模式的影响，殷海光先生也在其所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专辟一章论述民国前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流播。不过正如殷先生所说，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在彼时中国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实不足以象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一样表明其对彼时中国政治的实际影响。故而笔者以三民主义替代运动而非自由主义替代运动命名这一条目。请参阅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2002年版，第255页）第三，国民政府虽然事实上藉三民五权之名而未必行三民五权之实，不过彼时事实上在中国多种政治思想的选择和博弈当中，社会主义替代运动已经占据了1901到1949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替代运动的主题，三民主义替代运动的时代逐渐让位于社会主义替代运动的时代，同时伴随着国民政府于1949年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三民主义”替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名义上和事实上的努力与可能均告终止，社会主义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替代最终历史性地确立。
三民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思想世界对民族、民权、民生问题的关注——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变之历史
行程的一个重要阶段，虽然这个阶段并未能终结中国近现代政治文化演转的整个历程。在三民主义替代思路中，民国前后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对传统政治文化之批判以及对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政治价值的颂扬，实为此种替代思路之先声；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三民主义极具实践品格的阐释以及三民主义从“旧”到“新”的发展，构成此种替代运动之主干；而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的政治思想与举措，无论是从观念形态还是实践形态来说，都可谓此种替代运动之末流。
辛亥革命虽然造就了一个民国，然而民国前后政治迭乱、人心浮动、莫知所从。民国革命虽然颠覆了一个专制政府和异族政权，而于广大民众之思想观念、传统道德实有所未及。而民德与民智，实是民权共和之基础，于是民元前后中国思想界之名流巨子纷纷立言以鞭斥名教纲常，高唱自由民主，风气所及，遂演成新文化运动之思想革命。对于民元前后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者的理解，笔者赞同殷海光先生的做法。殷先生说“我们所选择的人，当他某一阶段的思想合于这一组性质中的四种时，我就将他放进自由主义栏里。这一组性质是：第一，抨孔；第二，提倡科学；第三，追求民主；第四，好尚自由；第五，倾向进步；第六，主张用白话文”。原因在于“自严复以降，就我所知，在中国思想界可以作代表人物的人物里没有任何人的思想是从头到尾像化石一样不变的”（注：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第257页）。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下，中国彼时的自由主义思想由梁、严、吴、陈、胡诸人的立言得以表达。上文已列出自由主义思想者的大致主张，限于篇幅及文字，此不赘述。
除孙中山先生本人思想学说之外，晚清革命党人思想中应当述及的是：①邹容《革命军》思想，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其一为主张直接的革命行动以颠覆满清；其二为主张革命教育以化育民众；其三为主张革命建设以立政纲。（注：《革命军》更为详尽之主张，见于其第六章《革命独立之大义》，就其申论之重点来说，一为推崇民族革命，二为关注国民之义务与权利，三为建设民主共和之国家。参阅邹容：《革命军》，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268页）②《民报》六大主义，含：（一）颠覆现今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维护世界和平；（四）土地国有；（五）主张中日国民的连合；（六）要求列强赞成中国革命。（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82页。另请参阅《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民报》第三号号外（1906年4月18日），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93-294页）③章太炎的民族革命、民权主张与个人主义思想（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87-820页）。至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五权思想，初则发而为民族政治革命的主张而为颠覆满清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动员，再则发而为民国建设若干主张（其后孙中山先生有专门论述建国思想之《建国方略》）。革命思想与建设思想的主要精神，实是一体二面，一脉相承，同出一源。孙先生论民国建设的进程与阶段则划分为军政期、训政期和宪政期，循序而进，以期最终达到民权共和。
如果说革命党人试图在彼时中国完成民主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那么民元前后的自由主义思想者则试图在上个世纪初完成一场思想革命或者文化革命。前者革命的对象指向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以及秩序，后者则指向传统中国的文化与道德。因此革命党人的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者的若干见解与主张，其精神实质实有相通与共融之处。从两种思想的学理渊源来看，二者均受美欧政治思想、社会思想之影响，说二者系出同源并非不实之词。整合两种思想，可以视为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试图替代的方案，由于这种替代特别突出地强调民族大义、民众主权以及自由平等，以与传统政治文化每每相互对立，所以我们称之为三民主义替代运动。不过正如革命党人的革命实践当中政治革命（民权）与社会革命（民生）的成果实在有限并受到质疑一样，与之一体两翼的思想革命或曰文化革命，在后来的人们看来，也不免有若干缺陷：举中国传统文化而归之于孔教，此其一；举孔教而欲全盘否定之，此其二；举中国传统文化而欲全盘西化之，此其三。激愤多于理性，和后来的社会主义替代运动相比，三民主义替代运动在对中国传统历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彼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的把握上，早就孕育了先天的不足。
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三民主义替代运动在名义上由国民政府加以继承并推进。事实上早在孙逝世之前和国民政府于1925年成立之前，孙中山进行了重释三民主义和改造革命党的工作。他在民主主义中强调了反帝的内容，同时包括汉人和境内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利。民权主义经常被理解为民主，此时则区分了国民享有的自主权利和政府的行政权力。孙中山虔诚地希望使政府成为机器，人民成为机械师；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通过选举、创制、复决和回收选票的过程。民生主义是最模糊的一条，孙中山特别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并重申他早年坚持的限制资本和亨利
关键词 政治文化 替代运动 三民主义 社会主义 新传统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5-0039-09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个高度整合的体系，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包涵政治思想、政治价值、政治理论在内的传统解释体系和意义体系；二是传统社会各个政治人群特殊的心理取向和行为模式；三是由前二者决定的传统社会特殊的政治样态和政治规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以来遭遇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虽进行了顽强抵抗和回应性调整，然而终至失败，以致不得不以一种政治文化的覆灭和另一种政治文化的生成为其最终结局。我们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近代行程分为两个阶段，即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而采取的顽强抵抗和回应性调整称之为本土运动阶段，将一种旨在替代传统政治文化的新政治文化的生成称之为替代运动阶段。所谓本土运动，系文化人类学的概念，指一个主位文化因客位文化的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注：本土运动（nativistic movement），依林顿所说，包括两种，一种是向后看的，这种情形是一种返回适应；另一种是向前看的，这种运动是吸收和整合式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0年庚子事件八国联军侵华以及辛丑条约的签订，60年间，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强势政治文化的冲击而引起的几场重大的本土运动事件及其背后的“中体西用”式的政治文化调适和演进思路，最终不能挽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溃败的命运，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中国在与西方的较量中一败涂地，宣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土运动阶段的最终失败和落幕。（注：参阅拙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土运动与近代行程（1840-1901）》，《学术探索》2006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2007年第2期）
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替代运动的阶段。就中国彼时的历史来看，儒学体系和以清廷为表征的官僚体制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我们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思想体系和政治活动，梁启超、严复、吴虞、陈序经、胡适等对名教的批判与对自由、民主与科学的宣扬，以及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名义上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作为一条主线，把这种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替代运动以“三民主义”替代运动概括之。我们把新文化运动后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介绍、1921年中共的成立、其后中共的政治活动实践以及以之为主轴的思想建设运动（自1949年建国为止），称之为“社会主义替代运动”。我们把梁、严等后期思想的回归，新文化运动中国粹派的努力，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张君劢、贺麟、钱穆等重释和重评儒学文明的价值并及梁氏乡村建设运动的努力称之为新传统主义替代运动。（注：在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现代新儒家卓然一派、自成体系且传承深远，方克立先生认其为“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思潮的主流派”（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代序《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这自是不刊之论；然而，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却绝不以现代新儒学自限，还包括在一定意义上开现代新儒学之先声、或与现代新儒家共享某些文化观点与主张、或者同情新儒家但又与之保持一定距离的学者及思想家）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是在思想史研究的一般意义上来检视三民主义、社会主义、新传统主义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意义，毋宁说，本文是在政治学的意义上试图探讨：在近现代中国获得现代性的历史行程中，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三种替代方案，三民主义、社会主义、新传统主义导向政治实践和社会变革的“知—行”品格及其历史命运。为此，本文不重思想家思想之全面阐发，而瞩目于思想学说之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基础；不重某一思想家与另一思想家之间学说之辨析，而特重某一社会思潮整体特征与实践秉性之揭示。
一、三民主义替代运动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一项政治思想或者理论，并不单纯属于思想家、理论家个人，而可视之为受其影响并共享此项思想或者观念的群体所共有之态度和倾向；不仅是思想家个人，甚至是某一家一派所主张，亦可视之为所有有功于此项思想或者理论之提出的人群所共有之态度和倾向。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一种政治思潮、政治理论或者政治观念如何影响于现实政治及社会之变迁，或者反过来，一种社会及政治状况如何塑造与影响一种政治思潮、理论与观念之形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以三民主义概括孙中山先生的整个政治思想体系未必尽然合理，虽然三民主义未必能尽然概括革命党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虽然梁、严、吴、陈、胡等人在民元前后对于名教的批判与对民主自由科学的阐扬，不必出自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启发，虽然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政府只是在名义上继承了三民主义思想，不过笔者仍然以三民主义替代运动概括上述革命派、自由主义者、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年代的政治思想与政治主张的走向。原因在于：第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思想并含革命与建设二端。于推翻满清、创立民国的革命运动时期则发而为革命的若干主张和理论依据；于民国既立之后，则发而为建设民国、创制共和的政治设想和若干举措。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思想可以视为革命党人政治思想与主张的代表、中心和指导。第二，民国前后的自由主义思想虽非经孙中山先生授意或经由三民主义之启迪，然而其抨击礼教，高扬民主共和自由科学的精神却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主张有内在精神的一致性。（注：费正清先生认为中国政治在1915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模式的影响，殷海光先生也在其所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专辟一章论述民国前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流播。不过正如殷先生所说，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在彼时中国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实不足以象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一样表明其对彼时中国政治的实际影响。故而笔者以三民主义替代运动而非自由主义替代运动命名这一条目。请参阅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2002年版，第255页）第三，国民政府虽然事实上藉三民五权之名而未必行三民五权之实，不过彼时事实上在中国多种政治思想的选择和博弈当中，社会主义替代运动已经占据了1901到1949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替代运动的主题，三民主义替代运动的时代逐渐让位于社会主义替代运动的时代，同时伴随着国民政府于1949年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三民主义”替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名义上和事实上的努力与可能均告终止，社会主义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替代最终历史性地确立。
三民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思想世界对民族、民权、民生问题的关注——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变之历史
行程的一个重要阶段，虽然这个阶段并未能终结中国近现代政治文化演转的整个历程。在三民主义替代思路中，民国前后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对传统政治文化之批判以及对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政治价值的颂扬，实为此种替代思路之先声；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三民主义极具实践品格的阐释以及三民主义从“旧”到“新”的发展，构成此种替代运动之主干；而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的政治思想与举措，无论是从观念形态还是实践形态来说，都可谓此种替代运动之末流。
辛亥革命虽然造就了一个民国，然而民国前后政治迭乱、人心浮动、莫知所从。民国革命虽然颠覆了一个专制政府和异族政权，而于广大民众之思想观念、传统道德实有所未及。而民德与民智，实是民权共和之基础，于是民元前后中国思想界之名流巨子纷纷立言以鞭斥名教纲常，高唱自由民主，风气所及，遂演成新文化运动之思想革命。对于民元前后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者的理解，笔者赞同殷海光先生的做法。殷先生说“我们所选择的人，当他某一阶段的思想合于这一组性质中的四种时，我就将他放进自由主义栏里。这一组性质是：第一，抨孔；第二，提倡科学；第三，追求民主；第四，好尚自由；第五，倾向进步；第六，主张用白话文”。原因在于“自严复以降，就我所知，在中国思想界可以作代表人物的人物里没有任何人的思想是从头到尾像化石一样不变的”（注：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第257页）。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下，中国彼时的自由主义思想由梁、严、吴、陈、胡诸人的立言得以表达。上文已列出自由主义思想者的大致主张，限于篇幅及文字，此不赘述。
除孙中山先生本人思想学说之外，晚清革命党人思想中应当述及的是：①邹容《革命军》思想，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其一为主张直接的革命行动以颠覆满清；其二为主张革命教育以化育民众；其三为主张革命建设以立政纲。（注：《革命军》更为详尽之主张，见于其第六章《革命独立之大义》，就其申论之重点来说，一为推崇民族革命，二为关注国民之义务与权利，三为建设民主共和之国家。参阅邹容：《革命军》，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268页）②《民报》六大主义，含：（一）颠覆现今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维护世界和平；（四）土地国有；（五）主张中日国民的连合；（六）要求列强赞成中国革命。（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82页。另请参阅《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民报》第三号号外（1906年4月18日），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93-294页）③章太炎的民族革命、民权主张与个人主义思想（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87-820页）。至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五权思想，初则发而为民族政治革命的主张而为颠覆满清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动员，再则发而为民国建设若干主张（其后孙中山先生有专门论述建国思想之《建国方略》）。革命思想与建设思想的主要精神，实是一体二面，一脉相承，同出一源。孙先生论民国建设的进程与阶段则划分为军政期、训政期和宪政期，循序而进，以期最终达到民权共和。
如果说革命党人试图在彼时中国完成民主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那么民元前后的自由主义思想者则试图在上个世纪初完成一场思想革命或者文化革命。前者革命的对象指向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以及秩序，后者则指向传统中国的文化与道德。因此革命党人的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者的若干见解与主张，其精神实质实有相通与共融之处。从两种思想的学理渊源来看，二者均受美欧政治思想、社会思想之影响，说二者系出同源并非不实之词。整合两种思想，可以视为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试图替代的方案，由于这种替代特别突出地强调民族大义、民众主权以及自由平等，以与传统政治文化每每相互对立，所以我们称之为三民主义替代运动。不过正如革命党人的革命实践当中政治革命（民权）与社会革命（民生）的成果实在有限并受到质疑一样，与之一体两翼的思想革命或曰文化革命，在后来的人们看来，也不免有若干缺陷：举中国传统文化而归之于孔教，此其一；举孔教而欲全盘否定之，此其二；举中国传统文化而欲全盘西化之，此其三。激愤多于理性，和后来的社会主义替代运动相比，三民主义替代运动在对中国传统历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彼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的把握上，早就孕育了先天的不足。
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三民主义替代运动在名义上由国民政府加以继承并推进。事实上早在孙逝世之前和国民政府于1925年成立之前，孙中山进行了重释三民主义和改造革命党的工作。他在民主主义中强调了反帝的内容，同时包括汉人和境内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利。民权主义经常被理解为民主，此时则区分了国民享有的自主权利和政府的行政权力。孙中山虔诚地希望使政府成为机器，人民成为机械师；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通过选举、创制、复决和回收选票的过程。民生主义是最模糊的一条，孙中山特别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并重申他早年坚持的限制资本和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