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过程中的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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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将土地与经济发展间的相关度及其变化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韩国工业化在加速阶段和工业化后期的整个工业化推进过程中,耕地减少与GDP、工业化服务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城市化水平变化是不同的:土地对经济发展影响程度在工业化加速阶段的相对弹性影响度系数很强,而到了工业化后期,影响度则比以前明显减弱;即使到了工业化后期,如果不能继续实施严格的农地保护制度,而过分强调平抑地价,降低土地供给成本,那么农地资源消耗速度仍将持续走高,不会自动进入农地资源消耗的平稳期。虽然不同国家有所差异,但是,我们从中可以得出很多有益的结论和启示,对我国强化土地管理,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工业化发展;相关度;土地政策优化与调整
  中图分类号 F0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3-0081-04
  
  目前,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推进,已经进入中期阶段[1],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用地压力巨大,土地需求异常强烈,如何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克服目前存在的大量耕地的非农化,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土地利用和管理必须考虑的问题。鉴于韩国同属东亚,研究它们在走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利用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我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1 韩国工业化发展中土地利用变化概况
  
  1.1 工业化起步阶段土地利用状况分析
  韩国工业化进程起步于上世纪60年代, 在60 年代初至70 年代中期这段工业化的起步时期,韩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人均收入也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其中,城市化水平达到50%,人均GDP也超过了1 500美元。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1963-1976年,韩国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2],由于产业发展迅速,工业用地需求急剧扩大;同时,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住宅需求也开始大幅度增长,工业和城市用地需求的增加,激发了土地需求的增长。但由于韩国严格执行农地保护政策,农地占用受到较大限制,且韩国政府还通过各种方式如开垦、填海造田等增加可用农地,使得农地数量减少并不明显。
  1.2 工业化加速时期土地利用状况分析
  20世纪70 年代中后期到80 年代中后期,是韩国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时期,韩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韩国重点发展重化工业, 扶持钢铁、石油化工、有色金属、造船、电子和机械工业等。但工业化加速的直接效应就是土地需求剧增,从而建设用地增加和耕地减少。国际经验表明, 城市化水平在30%~70%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3]。在韩国则更加明显,韩国工业化起步阶段城市化水平是30.5%,而到1976年达到49.7%,年均提高1.48%。而在工业化加速时期,城市化水平更是从1977 年的51.6%提高到1987 年的68.5%, 年均提高1.69%,比前一时期增加了0.2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丧失约10 119 hm2耕地, 这对于一个只有990 万hm2土地的韩国来说已经很大了。
  1.3 工业化后期土地利用状况分析
  20世纪90年代后,韩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土地需求进一步增加,为适应经济建设需要,韩国开始放宽耕地转用限制,把一部分耕地转化为工厂和住宅,一方面来降低土地价格,同时来解决土地短缺问题。尽管20世纪末,韩国人均GDP已达到8 711美元,城市化水平也高达81%,但农地资源消耗速度相比前几个阶段不仅未下降,反而出现大幅度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到了工业化后期,如果不能继续实施严格的农地保护制度,农地资源消耗速度不会自动进入农地资源消耗的平稳期。
  
  2 韩国工业化推进中的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相关度变化分析
  
  2.1 韩国工业化加速阶段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对韩国工业化加速阶段耕地变化与GDP、工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水平分别进行一一对应回归分析,并经过检验,结果均显著。而在回归过程中,我们分别进行了绝对变化的相关度和相对相关度弹性两种分析。目的在于考察绝对弹性系数和相对弹性系数,也即影响度或影响系数。
  


  从表1可以看出,工业化加速阶段,在耕地面积减少667 hm2情况下,影响度最大的是服务业增加值是6.1亿美元,其次是工业增加值3.7亿美元,再次就是对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影响为2亿美元,对GDP的增加影响最小为0.1亿美元。
  从相对弹性系数影响度来看,耕地减少1%,带来增加幅度最大的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达到了38%,其次是服务业增加值就会增加21.7%,再次是工业增加值增加21.5%,增加幅度最小的是GDP增加19.8%。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在韩国,耕地减少对投资影响弹性最大。
  2.2 韩国工业化后期阶段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韩国工业化后期耕地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耕地绝对变化影响最大的是服务业增加值,即耕地减少667 hm2,服务业增加4亿美元,其次是固定资产投资为2.7亿美元,再次是工业增加值为2.4亿美元,最后才是GDP增加0.07亿美元(见表2)。这与韩国在工业化加速阶段的影响度排序基本一致。尤其是服务业最高,GDP影响度最低。所不同的是投资和工业增加值影响度的排序有所变化以及影响度大小有所差异。
  第二,从相对弹性系数影响度来看,耕地每减少1%,
  引起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幅度最大为5.9%,而很有意思的是它对工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和GDP增加的影响幅度均为4%。这一特点与工业化加速阶段的相对弹性系数变化是很不一样的。
  


  
  3 我国耕地及其建设用地变化分析
  
  3.1 我国耕地变化的阶段性考察
  通过对1949-2005年我国耕地变化考察,可以将其分为1949-1995年和1996-2005年两个阶段,我国耕地面积变化可以发现以下特点:①1949-1957年,我国耕地面积是急剧增加的,在1957年达到高峰,1957年以后,耕地面积缓慢减少。但总体上在1979年之前,耕地面积总体上还是增加的,之后呈现缓慢下滑之势。②1996年以来我国的耕地总量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从1996年的1.300 7亿亩下降到2005年的1.220 7亿亩,9年累计下降了0.08亿亩,下降幅度达到6.15%。1996-2001年变化比较平缓,在1998年的时候甚至耕地数量还有所回升,2002-2005年下降速度相对较快,尤其是2002年和2003年,下降的幅度比较大,其中2003年达到最大,耕地数量减少了2.01%。人均耕地数量变化比较平稳,几乎呈线性递减,从1996年的1 060m2到2005年的933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下降幅度达到12%。
  从这里可以看出,由于经济的发展对建设占用耕地需求长期存在,加上生态建设对生态退耕的要求以及农业结构调整等多方面原因,我国耕地总量下降趋势明显,在短期内难以逆转。
  3.2 我国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概况及特点。
  对比分析建设用地比重的变化,可看到建设用地总体比重的上升很大一部分是由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带动的,交通运输用地和水利设施用地比重变化并不大(见表3)。
  


  注:取建设用地占农用地和未利用地为100%,考察建设用地分别占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的比重;取建设用地占农用地为100%,考察其中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比重;括号内为居民点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水利建设用地在各自部分所占的比例。
  表3数据说明:①在所有新增建设用地中,农业用地占80%~85%,并且整体上呈上升趋势;未利用地占15%~20%,整体上呈下降趋势。②建设用地增加主要是通过占用农用地尤其是耕地,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大约60%左右,2003年达到67%。③在新增建设用地中,居民点工矿用地占了近80%,交通运输用地和水利建设用地占用不到20%。
  
  4 从韩国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关系中获得的启示
  
  (1)从绝对弹性影响度来看,不管是工业化加速阶段还是工业化后期,耕地的单位绝对量减少,对服务业的绝对增加量影响最为明显,对GDP绝对量影响最小。从相对弹性影响度系数来看,不管是工业化加速阶段还是工业化后期,耕地减少1%,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影响最大(加速阶段是38%,后期是5.9%)。而从工业化两个阶段相比较,土地对经济发展影响程度在工业化加速阶段相对弹性影响度系数很强,而到了工业化后期,影响度则比以前大大减弱。
  (2)虽然一般来说耕地利用结构及其规模变化将经历与工业化的“倒U”型变化类似的耕地减少速度先慢再快再慢的变化曲线。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变化过程,在工业化后期仍然会出现耕地减少速度加快的现象。因此,加强土地调控与管理并不能因为“倒U”变化趋势而有所减弱,相反必须不断加强。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等人的研究成果,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经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倒U”型变化。伴随这一过程的土地利用变化也会呈现出相对应规律,在工业化的前期阶段,土地资源消耗主要由第二产业的发展引起;在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时期,土地资源消耗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为改善居住条件而引发的居住用地需求增加。据测算,单位产值的第二产业用地要大于第三产业用地,所以,到了后工业化阶段,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时,如果人口增长维持在较低水平,土地资源的消耗也因产业用地的减少而减少。这样,与工业化的“倒U”型变化类似,在人均耕地资源较少、后备资源有限,而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那么,耕地减少(或者建设用地增加)同样呈现出以下变化规律,工业化前期,通过各种方式增加耕地量的速度快于耕地资源消耗(建设开发利用)速度。工业化加速时期,即经济发展快速阶段耕地减少速度大于耕地增加速度,而在工业化后期农地的消耗速度逐渐缓慢。但从韩国土地利用变化看,在工业化的初期,由于农地保护政策,农地资源占用受到较大限制,而且韩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如开垦、填海造田等增加了部分可用农地,使得农地数量的减少并不明显。直到从1970年开始,韩国农地的数量减少现象才显现出来,在1971-1975年期间,韩国农地每年平均减少0.87%。但在随后的30年中,韩国已有20% 的耕地消失在大片的城市住宅和高速公路网中, 平均每年丧失约10 119 hm2, 年均减幅0.21%, 占全部土地面积的比重由期初的22.96%降到期末的22.48%, 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又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农工争地矛盾加剧,所以,农地资源的消耗速度相比前几个阶段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出现大幅度的上升。由此可见,即使到了工业化后期,如果不能继续实施严格的农地保护制度,而过分强调平抑地价,降低土地供给成本,那么农地资源消耗速度仍将持续走高,不会自动进入农地资源消耗的平稳期。
  (3)经济发展政策必须实现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确定土地利用规模变化,转向到以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战略转移。工业化必然带来土地利用结构新变化。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证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的过程就是农地面积大量减少,二三产业用地比例提高的过程,同时,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度发展必然伴随着农地高速度消耗的现象,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规律。因此在制定土地资源利用政策和农地保护政策时,必须正视并尊重这一规律。只要能将农地资源减少的速度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就是农地保护政策的成功,强求耕地减少零消耗(建设用地零增长)是不可能的,也是没必要和不现实的。但是,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是导致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两个主要原因,也昭示着控制耕地减少(建设用地增加)要以两个主线来进行。其一是制定合理、科学、持续发展的产业政策,保证工业化增长方式先进且低耗、工业化推进速度适度、产业结构高效配置。而且,产业经济政策必须以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例如在投资政策上就要符合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的基本规律,通过土地政策和投资政策的调整与互动,实现由“以经济增长速度定土地利用”到“以土地来确定经济增长速度”转化,从“以投资定土地”到“以土地定投资”的转变,力争以最少的土地资源消耗获取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使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摆脱要素拉动型尤其是土地要素拉动型的低效经济增长方式,走资源耗费少、要素利用率高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其二要制定适合中国的实际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就业率的提高,无论是资源依托型还是产业集聚型或者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均要以高效土地利用、减低土地资源消耗为前提。
  (编辑:李 琪)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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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sis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us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dvancement in South Korean
  
  ZHANG Qi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Resourees Manage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correlation degree and its change between land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discovered that farming reduction,GDP,increasing value of industrialized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s well as urbanization level not only differentiate but also change at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speedup and the late stages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South Korea. The above phenomena actually reflect the adapting and adjusting process of land use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ange:Relative elasticity.influence of land influence on econmic development in the phase of accelerating industrialization is strong. In the en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fluence decrease compared with the influence in the former phase. Even in the end of industrialization ,if strict land protection system can not continue to being implemented, the land price is excessively restricted, and the land supply cost is decreased, then the raral land resources comsuption speed will increase. and it will not automatically into the steady phase of rural land resources consuption. Although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differences, we can still draw useful conclusions and inspirations and that can give us useful reference significances on strengthening land management and ensuring sustainable and st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dustrialization; relevance;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oflan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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