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国人的公共舆论空间前所未有地热闹，这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微博的兴起和普及。从年初的药家鑫案、李昌奎案，到年中的温州动车追尾、郭美美事件，再到年底的孔庆东骂娘、李开复被“打假”等，甚至和中国人日常生活相距遥远的卡扎菲和乔布斯，都能成为国人交锋的话题。
　　表达之余，也有人付诸行动。有人走上街头“打拐”、赶往方正县砸为日本人立的碑、冲上高速公路拦截合法贩狗的长途车，广州老者区伯监督“公车私用”，还有各地涌现的联合提名参选人为原本了无波澜的基层选举增添了诸多话题性。这些行动反过来又进入舆论空间，使辩论更加激烈。
　　没有什么辩论是毫无意义的。辩论的火热化表明，越来越多的国人在思考和表达，而不是仅仅沉湎于过度的消费与娱乐。源自亿万庶民的公共生活热情正在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精英和权贵主导的社会转型中，增加了一个可能产生巨大作用的变量。这种辩论的缺点是其脆弱与无序，除了偶尔产生的实效之外，更多时候，喧嚣过后就没了下文。人们的热情随着一个又一个新生的公共话题起起伏伏，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那些最基本的社会问题。
　　而值得忧虑的是伴随着无序而来的敌意爆发。对立的阵营都没有发展出各自的理论话语，往往从讨论始，以漫骂终；或者从漫骂始，以漫骂终。更甚者，公共知识分子在网上公开相约，要拳脚棍棒相见，出口成脏的现象比比皆是。火烧报刊、上门威胁、造谣污蔑等越来越弥漫四散，大有在公共生活蔓延的趋势。在网络上，清晰可见民意的决裂，不同的阵营水火不容，充满敌意。传播方式的发展造就了信息爆炸，温和思辨的声音轻易就被对抗和敌意所淹没，敌意会滋生新的敌意，将彼此推上激进主义的深渊。
　　民意何故对立至此？其原因恐怕要归咎为传统媒体，或曰主流媒体丧失了传达多元立场的能力。比如，在温州动车追尾事件中，主流媒体能够报道的信息有限，记者们纷纷通过微博发布所见所感，感知的落差在网络上被放大为群情激奋；在药家鑫案中，专家学者发明了“激情杀人”等荒诞不经的理论为一个一般人眼中的杀人犯辩护，被挑战起来的愤怒就只能在网络上宣泄；媒体选择性地宣扬某种对历史的解释和对未来的预期，于是在网络上衍生出两种思路的刀兵相见。
　　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曾撰文指出，“代表性的断裂”很可能是未来民主进程的一大隐忧：政团、媒体和法律体系—无论其使用多么普遍的宣称—无法代表相应的社会利益和公共意见。“代表性的断裂”普遍地适用于分析全人类未来的民主进程，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我们甚至还没有建立起一种有效的代表性体系，这正是公共生活的脆弱与无序的根源之一，是敌意爆发且无法控制的根源之一。
　　在媒体多元表达能力丧失的背后，是利益的分化，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固化。此种现象不是中国独有，美国也掀起了汹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运动本身虽远未到危及美国体制的地步，但其提出的口号却一定会在未来持久地回响在统治阶层的耳畔：我们是99%。
　　今年5月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名利场》上发表文章称：1%的人群住着最好的房子，享受最好的教育、医疗和最美妙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样东西钱是买不来的：那就是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取决于其他99%的人生活得如何。纵观历史，无数1%的人群最终都明白了这一点，但往往为时已晚。
　　用更广阔的人类社会进程来观照社会转型，毫无疑问，各个国家的困境虽各有不同，但根本的问题却是共通的：财富占有和福利分配严重失衡，少数人控制了多数资源，多数人越来越看不到改善命运的希望，所以当年轻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他们会愤怒、抗议乃至战斗，每一种制度，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中国也不例外，社会结构呈现权贵化，且日益固化，财富分配不公，民主参与的路线图不清晰。更糟糕的是，对于这些早已显而易见，讨论多年的问题，我们依然找不到一条有效的解决路径，以至于问题本身都被口号化了，很难再凝聚公众的注意力和共识。
　　如果说过去10多年，GDP数字的增长多少还带来了普惠的副产品，但未来随着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调整，普遍受益的情形很可能要结束了，税收、法律等等政策调整都无疑将会剥夺一些得益者，补偿一些受损者。毫无疑问，这些都会是敌意的催化剂。
　　因为执政党的十八大，2012将是中国政治结构大变革的一年，能否建立一种既能有效弥合社会的断裂又能控制敌意爆发的政治秩序？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