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预期的实现，需要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对应到核试与东北亚的其它安全挑战上，就是应对戰略的丰富化、立体化和灵活化。
　　军事背后的语言通常是政治，极端军事背后的语言通常是极端的政治。2月12日上午10时57分，朝鲜北部丰溪里的一声核爆，既折射出了朝鲜国内先军政治的牢固性，也充分折射出了半岛无核化背后的张力绷到极致的国际政治。悬浮于朝鲜半岛直至东北亚上空的核阴霾，一方面是朝方向国际社会高调发声，另一方面，不同力量和诉求，也在借助新的核阴霾发声。各种声音的交集合唱，汇成了不同的声部，指向了不同的利益诉求。朝核问题，是最复杂和最有难度的演奏，并对所有各方形成考验。
　　从国际道义看，朝鲜的第三次核试，无疑逾越了联合国成员应当遵守的国际义务。这个义务，刚刚在此前1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去年12月朝鲜发射光明星三号而作出的2087号决议中得到了进一步强调。这个包括中国在内一致通过的决议，核心内容是朝鲜须遵守安理会有关决议规定，不得再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此外，在绝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都遵循防止核扩散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义务的情况下，使用弹道导弹技术和进行核试验，都意味着对于国际社会普遍愿望的挑战。
　　中国使用“坚决反对”字眼，并罕见地召见了朝鲜对华大使再度表达“强烈不满”，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国际社会具有一致性。联合国安理会与国际社会普遍使用“强烈谴责”以表达对朝鲜核试的反对立场，并开始酝酿“适当”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也因此具有正当性。有核以来的历史只能证明的是，核平衡只在极少数国际社会成员具有核开发能力时才勉强达成，而这种平衡也极其脆弱——冷战时期，核平衡曾屡次遭遇失守。没有任何依据能够证明，核武器的无序开发，会带来更稳定的安全形势。
　　核扩散只会让世界不稳定，这是常识。
　　还要看到，核开发的过程，是充满高风险的过程。这种风险，可能是空气、海洋、土壤环境的长期核污染，也可能是区域内国家安全信任的长期不能建立。在东北亚，这两种可能性都格外大。一方面，尽管朝鲜宣布核试结果“完美”，相关监测也表明同辐射方向威胁不大，但是，是否存在核污染、影响时长等等，不能仅靠短期监测就下结论，还需要更长时间更充分的测量数据以支持这一结论。另一方面，如果有关国家关于朝鲜核爆当量的推测较接近事实，那么朝鲜此次核爆不足1万吨似乎表明，距离开发到武器级并装备于中程导弹和未来的战略轰炸机还很遥远。
　　这也就意味着试验设计到目前为止不完美，意味着核泄漏概率无法降低。这种情况长期不能改变，意味着邻近国家的安全风险在增大——尽管朝鲜将核敌对目标设定为美国，但无法否认，这种不能完全控制的核风险，对中国不利。
　　更主要的是，对于朝鲜的核冲动，有关国家特别是与半岛存在历史纠葛与现实博弈的国家，即将或已经做出的反应。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朝鲜核试后，日本追求脱离和平宪法第九条“禁用集体自卫权”的进程加快了，安倍内阁甚至有人认为，日本应该获得先发制人进行打击的权利。这种明显违背二战后体系的行为，正在获得似乎越来越充分的借口。而这对于包括中、韩、朝在内的与日本有主权和历史认知争议的国家来说，绝非幸事。
　　核试带来的另一个可能后果是，相关国家借机获得开发或购买战术核武器的权利。鉴于美、日、韩在安保机制中的一致性，以及美国自身在东亚的利益，指望美国拒绝提供相关技术，可能并不现实。
　　朝鲜核试，造成的不是一个风险源，而是多个风险源。这与中国维持一个宁静的周边环境埋头发展的意愿严重相悖。事实正在告诉我们，和平预期的实现，需要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对应到核试与东北亚的其它安全挑战上，就是应对战略的丰富化、立体化和灵活化。这是朝鲜半岛发出的诸多核语言中，我们最应读懂的关键之处。
　　（作者系专栏作家、著名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