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片于巴黎上映当天，社会运动分子包围了巴黎champo电影院，以抗议在此举行的《我控诉》首映仪式和波兰斯基回顾展。当天，为了抗议里昂学生自焚事件并支持黄马甲运动，学院路大街上早就人满为患。影院门口，该片的海报被涂上侮辱性字眼，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分子举着标语，把影院围得水泄不通。1978年，被控强奸幼女的波兰斯基搭上了离开美国的飞机，从此再也没踏上这片国土。三十年以后，他借左拉之口和1895年的德雷福斯事件，还原在司法系统下受重压和层层操控的人类处境。
　　用一个古典的历史故事来影射导演自身受到的对待，将自己和历史上著名的反犹冤案对比，这是艺术的净化，还是艺术的险恶？
　　也许两者皆不是，也许两者皆是。

我控诉…

　　《我控诉》以惊人的古典笔法重现了法国20世纪初的德雷福斯丑闻。1894年，通过安插在德国大使馆的间谍活动，法国情报部得到一封被撕毁的投诚书信，其中透露了一些军事情报。经过调查，嫌疑人被锁定在陆军炮兵团内。尽管证據并不充足，军方却直接逮捕并判炮兵上尉德雷福斯以叛国罪行，原因无他，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而当时法国反犹主义严重，极右势力抬头。该事件获得了媒体的巨大关注，德雷福斯被剥夺军衔，流放恶魔岛。而新任情报部长皮卡尔（该片主角）则得到了足以推翻先前定罪的证据，确认叛徒并非德雷福斯，而是另一名总参谋部人员艾思奇哈德。在多方势力的影响下，社会舆论沸腾。著名作家埃米尔·左拉在《曙光报》上发表他著名的《我控诉》一文，而后被政府控告不得不去英国避难，皮卡尔也因此坐监。德雷福斯案得到机会重审，并在1906年得到平反。
　　这一丑闻在法国历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这是反犹主义长期积压的集中表现，也是军队和法律系统腐化的明证，暗示着其后席卷全欧的两次巨大战争。作为20世纪末本世纪初最优秀的导演之一，波兰斯基以极端古典而优美的纪实笔法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

　　电影以德雷福斯被剥夺军衔的侮辱性场景开始，追随皮卡尔逐渐发现真相的脚步，进入一个令人窒息的官僚系统。总是脚步声，总是背影。在这部电影中，我们总看着某个人物的后脑勺，奔走在各式各样的第三共和国建筑中，是不在场的证人，也是无声的批判者。皮卡尔总是在走路：在参谋部，他陪伴德雷福斯走向为他设下的陷阱，并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羞愧;在广场上，他目睹德雷福斯被剥去军衔，摘取军帽，折断军刀，走向监狱和流放;第一次进入情报部门的破旧楼房时，他踏着吱呀作响的破旧楼梯，走进一扇打不开窗户的窒息官僚场所;在森林，他和情妇并排走在小径，心不在焉;在教堂里，沐浴在哥特式建筑的圣光中，他走向放着情报的长椅，打开事件真相的门。大量的篇幅被用以描写主角的“走路”这一中间状态，这状态看起来如此必然而日常，却总是领他去窒息的死局和无疾而终。一扇扇门在被打开，系统和真相的门却总是在他面前关上。参谋部里的将军们要求他放弃调查，鉴证科专家拒绝给德雷福斯洗冤，法官们驳回上诉和重审，群众在他经过的路上叫嚣侮辱。当他和德雷福斯的律师一同在乡间小路上行走时，一个神秘人将后者当场枪杀。而当皮卡尔试图抓住刺客时，刺客却遁入森林，踪迹全无。皮卡尔在树林的边缘环顾四周，森林安静、稳定，却潜伏着危险和可能的子弹。这正是对当下情势的绝妙隐喻：这个官僚系统看似稳定公正，却被不知名的力量操控，使人惊惶无措，找不到出口。
　　德雷福斯和皮卡尔面对的法律系统也正是这样无路可走的系统，二人的呼喊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申辩，左拉激情的控诉也以监禁和罚款收梢。片中的一个场景令人啼笑皆非并心有戚戚：鉴证科专家在法庭上展示通敌信件和德雷福斯的字迹对比，表示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德雷福斯用来混淆视听的结果。困惑又愤怒的德雷福斯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所以如果信件和我的字迹一致，我有罪，如果它和我的不一致，我也有罪？”
　　鉴证专家回答：“正是如此！”

控诉我…

　　作为一个艺术作品，《我控诉》是如此平衡、古典而优美。但当笔者坐在影院里，总感到某种隐隐的不适。波兰斯基和德雷福斯一样是犹太人，和德雷福斯一样受到一整个社会的审视，该片也终于像是作者本人的一次控诉和申辩，并将我们引向一个不得不讨论的问题：我们能将艺术作品和作者及其历史背景分开吗？这部电影能被仅仅当作一部历史片，而不涉及波兰斯基本人的任何现实吗？
　　笔者无法给出任何明确的答案，导演本人可能也不能。再极端的纯粹艺术论者，可能都无法断言这部电影不影射波兰斯基本人在美国司法体系中的任何经历。三十年前，波兰斯基案甚嚣尘上，负责该案的法官亲近媒体，在巨大的舆论引导下，主张将波兰斯基判以重刑。在逃离美国三十年后，导演本人也面对着全方位的失语。他无法在媒体发声，无法再获得美国的业内资源和合作，电影成了唯一的表达方式。片中的一个段落几乎就是导演的自指：在长达几年的监禁后，德雷福斯终于回到法国。此时他已经多年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几乎生活在完全的禁闭中。在法官面前，他试图申辩，但却无法发声，说话已经难以成句。这正是波兰斯基本人在媒体面前的经历。如今，87岁高龄的他隐居法国，并闭口不谈三十年前的案件。银幕上，皮卡尔进入被军队翻了个底朝天的公寓，在一片混乱的寂静中，默默地弹起了钢琴，这是个艺术家的姿态，也是个相信自己手中真相的人的姿态。
　　但真的可以如此吗？难道才华就能掩盖不经意中的险恶吗？再退一步说，作品一旦开始为作者辩护，它还是可以单独被观看并评价的作品吗？波兰斯基早已承认自己给年仅13岁的受害者酒精和毒品，并发生了性关系。这不论在当时的美国还是当时的欧洲，都是难以抗辩的重罪。作为名导演，曼森案的受害者，他也许确实受到了司法系统和媒体共同的压迫，但这也难以改变他行为的事实。然而，在这部影片中，被冤的德雷福斯（路易·卡雷尔饰演，现在法国影视界最帅的男人！）却是完全的清白无辜，替他抗辩者亦是一心向真。其余的军队人员、造假的情报部人员，无一例外或丑或老，混沌邪恶。
　　德雷福斯和波兰斯基能比较吗？前者活在19世纪末，正值欧洲排犹主义最严重的前夕，在四十年后，就发生了奥斯维辛这样的人性大灾难。德雷福斯面临的法律系统也并非正常的法律系统，而是军队内的法律，纪律和服从深入骨髓，使其变成一个毫不顾忌个体情感的恐怖机器。然而波兰斯基面临的审判却是在上世纪的美国，司法系统相对透明，公诉人、辩护律师、媒体和法官多方斡旋。事到如今，我们都知道德雷福斯事件是一场冤案，然而波兰斯基案却证据充足。以这样的历史事件自指，本身就是一种相当险恶的选择。
　　然而我们无法揣测导演的动机，也不能指责他无权拍摄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作为知名导演，波兰斯基掌握着更多的表达能力和手段，以电影控诉呼号自己感受到的屈辱和不公，自然也无可厚非。然而观众该如何面对这种险恶却真诚的表达？
　　波兰斯基已经说话，我们听见了，我们该如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