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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离不开“外包”服务
70后的叶青（化名）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同时在北京电视台主持着两档节目，平时忙起来没日没夜。性格强势又能干的她，曾坚持不雇保姆，直到2010年第二个儿子出生。当时大儿子还没上幼儿园，正能哭能闹；老公长期在海外出差，家里的活基本指望不上。分身乏术的叶青无奈给朋友打了电话，朋友从老家介绍了一个“靠得住的人”。
3000元月薪，管吃住。本来与叶家毫无关联、在山西老家当保姆的小强第一次来到了北京。
50多岁的小强是典型的农村妇女，朴实、干起活来大大咧咧，却从不偷懒。因为名字里有个“强”字，刚开始叶青一家开玩笑叫她“小强”，后来叫习惯了。小强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孩子，陪孩子一起睡，夜里起来数次检查被子是否盖好；孩子经常两点钟哭闹要吃奶，凌晨四点钟就要起床，小强的作息全跟着孩子走。白天喂奶喂饭，洗孩子衣服，偶尔打个盹儿。为了带好孩子，小强甚至学起了普通话。
两年多来，“外人”小强磕磕绊绊带着孩子长大，会走路、咿咿呀呀地会说话了……叶青一家和也小强处出了感情。“小强做饭可难吃了。”叶青半开玩笑地说，“但全家都喜欢她，两岁的儿子也离不开她。”
在北京，和小强一样的家政服务从业者在册的有二十多万。根据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和北京某家政服务公司成立的课题组提供的数据，2012年，在北京600多万户家庭中，像叶青这样有家政服务需求的家庭有80万。这个数字不包括单身的需要家政服务者。
在北京工作的台湾人刘凯文就是一位离不开“外包”服务的单身男。
刘凯文从事广告行业，来北京四年，相伴左右的是一条两岁的萨摩犬——“妹妹”。刚来北京时，为了全身心应对工作，刘凯文经朋友介绍雇佣了“阿姨”萧娟，并一直合作到现在。第一次见到萧娟，他惊讶这个朋友口中的“阿姨”如此年轻。于是二十出头“阿姨”萧娟拿着刘凯文交付的家门钥匙每周上门三次，打扫房间、熨衣服、喂狗、遛狗。一个月领900元钱薪水。“除了我家，萧娟同时给四五家打工。很多雇主都是单身，要求干的活也多半是打扫卫生，偶尔做饭。”刘凯文讲述他所知道的北京“外包”们的生活状态。
刘凯文说，像他这样的单身人士，雇佣钟点工的唯一选择就是把钥匙留给对方。“需要嘱咐的话，通常会写在纸条上。”他说，这样的信任，也是现实之下的无奈之举。
除了打扫卫生，做饭也是不少单身人士必需的“外包”。刘凯文的朋友景浩，最近请了一个“阿姨”，她做川菜拿手。
不能或者不愿意承担家务，目前在中国的大都市已很普遍。宜家委托ISOPUBLIC调查公司2005年的一份调研发现，上海只有不到5%的白领女性下班后回家做饭，这一数字接近于北京和广州相应调查结果的一半。还有10%的被调查者坦言她们从来不做饭。
她们的选择多是方便、无处不在的“外包”：在外面就餐、请家政人员在家做、或者干脆叫外卖。
“完美”生活由“外包”实现
而如今在中国，一个家庭的“外包”生活，从这个家庭组建之初就开始了。
整个国庆假期，杨雪（化名）忙得团团转。在连云港经营着一家小型婚庆公司的她，黄金周连续接了三场婚礼。由于说话太多，刚歇下来，杨雪扁桃体就发炎了。“这几天幼儿园又开学，还要上课，每天带着水杯喝不停”，喜宴上光鲜的婚礼策划师杨雪，另一个身份是幼儿园音乐老师。
2007年，杨雪身边的朋友陆续结婚，公认有文艺细胞的她被拉去帮忙策划婚礼。那时候婚礼策划兴起没几年，朋友的一席话提醒了她，“为了办婚礼简直脱了一层皮，要是有可靠又便宜的策划公司，哪用这样折磨自己。”于是杨雪和朋友合伙搞起了副业。
经营至今5年，杨雪生意没有做大，但在这个中国的沿海城市里也已小有名气，“现在的年轻人，对婚礼要求高，有的干脆要办成一个小型音乐会。专业的婚礼公司有人手、有设备，客户觉得很省事。”
省事，是不少年轻人外包婚礼的主要原因之一。杨雪介绍，有的新人甚至在外地工作，回家只是办事，没时间参与筹划，自己婚礼的策划基本都是公司和他们的父母商量完成。
杨雪看好这份行业，并非没有根据。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在婚礼上的花费是530亿美元，今年有望突破570亿美元。
显然，这样通过“外包”“完美”自己的生活，婚庆公司只是个开始。
北京的好太太幸福学院，这个秋天也忙碌起来。学院市场部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正在为11月开学的10人课程班招人。“学费10万，学期是14天。”
从最初的“淑女班”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太太班”，“如何做女人”似乎成了许多在婚姻中或即将步入家庭女性趋之若鹜的“学习”场所。似乎必须通过外人教授的“经验”和“技巧”，才好解决完善自己的婚姻生活。
“其实外包真的很方便。省出的时间和力气，我可以用来赚钱和休闲。”刘凯文的客厅里，餐桌的玻璃板下放着各种他常用的卡片，有宠物医院的、便利店的、物业公司的、餐厅的、干洗店的。
过去，家里装个灯泡、通个厕所、换个保险丝，是家庭男主人的基本技能。如今，拿出卡片，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这些服务原本就是应该提供的，不然交物业费干吗？”刘凯文说。
劳动不再光荣？
“在我们的生活中，外包的项目越来越多。劳动不再是光荣，自己动手做点什么成了失败的象征。”今年6月，洪晃在自己的专栏里写了这么一段话。尽管她也感同身受外包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空心化”，但仍不得不面对工作忙碌无暇照顾家庭这一现实。
时间和压力，是不少人选择外包的最直接理由。叶青最忙的时候，甚至把自己的舅舅舅妈接到家里来，帮着带孩子。
2011年，北京零点市场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41.1%的白领们正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61.4%的白领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心理疲劳。而很多人舒缓压力的办法，就是把费时又费力的家务外包出去。
巨大的需求让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的薪水水涨船高。北京一家知名家政公司对过去的4年保姆工资成交价进行了统计。4年内保姆的工资呈螺旋式上涨，从1300元左右到2600元左右，累计涨了1倍，而节日一般都是工资的波峰期。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2012年1到8月，全国家庭服务和加工维修服务的价格同比涨幅是9.7%。今年刘凯文给阿姨的时薪涨到了70元，2008年是50元。
尽管如此，刘凯文依然觉得内地的家政价格还挺便宜的。“很多老外家里都会雇两个保姆，带孩子和打扫的，他们在自己国家估计不会这么‘奢侈’。”刘凯文笑说。
回归家庭，是个美好的愿景
在打了若干通电话后，叶青终于向一个朋友敲定了暂时接替小强的保姆人选。挂了电话，她像一桩心事落了地。尽管这几天被找保姆的事情折腾得够呛，叶青还是不愿找家政公司，她觉得熟人介绍更可靠。
安全感，像是家庭事务外包中的一个奇怪悖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年的家政调研发现，上海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不敢聘用家政服务员。大部分家政服务员未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而雇主也因为户籍、健康等问题，对家政行业有着普遍的不信任。近年来，情况略有好转，不少二三线城市也成立了家政服务行业协会。
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事务转交给外人包办，有人也开始思考这样的转变对自己和对家人而言是否是最好的选择。
从事金融行业的张东阳（化名）也发现了这个变化，人到中年的他认为，越来越依赖于专业的家庭服务，也反映了中国人越来越不自信和更懒了，“连像月子里自己带孩子这样的本能都丧失了”。三年前，借着女儿出生的契机，张东阳辞了职，回家当起全职爸爸。
亲身体验家庭事务后，他发现道理说得简单，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回家最大的好处，是时间比较自由。我不太会带小孩，所以还是请了一个保姆，因为和妈妈一起住，所以也不用做饭。”张东阳笑着说，自己属于“非典型性回归”。回家后，张东阳还是兼做着自己的老本行，替客户做些投资咨询，赚的钱不比辞职前少。不善做家务的他，并没有因为回归而尝试学习更多的家事。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37期
70后的叶青（化名）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同时在北京电视台主持着两档节目，平时忙起来没日没夜。性格强势又能干的她，曾坚持不雇保姆，直到2010年第二个儿子出生。当时大儿子还没上幼儿园，正能哭能闹；老公长期在海外出差，家里的活基本指望不上。分身乏术的叶青无奈给朋友打了电话，朋友从老家介绍了一个“靠得住的人”。
3000元月薪，管吃住。本来与叶家毫无关联、在山西老家当保姆的小强第一次来到了北京。
50多岁的小强是典型的农村妇女，朴实、干起活来大大咧咧，却从不偷懒。因为名字里有个“强”字，刚开始叶青一家开玩笑叫她“小强”，后来叫习惯了。小强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孩子，陪孩子一起睡，夜里起来数次检查被子是否盖好；孩子经常两点钟哭闹要吃奶，凌晨四点钟就要起床，小强的作息全跟着孩子走。白天喂奶喂饭，洗孩子衣服，偶尔打个盹儿。为了带好孩子，小强甚至学起了普通话。
两年多来，“外人”小强磕磕绊绊带着孩子长大，会走路、咿咿呀呀地会说话了……叶青一家和也小强处出了感情。“小强做饭可难吃了。”叶青半开玩笑地说，“但全家都喜欢她，两岁的儿子也离不开她。”
在北京，和小强一样的家政服务从业者在册的有二十多万。根据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和北京某家政服务公司成立的课题组提供的数据，2012年，在北京600多万户家庭中，像叶青这样有家政服务需求的家庭有80万。这个数字不包括单身的需要家政服务者。
在北京工作的台湾人刘凯文就是一位离不开“外包”服务的单身男。
刘凯文从事广告行业，来北京四年，相伴左右的是一条两岁的萨摩犬——“妹妹”。刚来北京时，为了全身心应对工作，刘凯文经朋友介绍雇佣了“阿姨”萧娟，并一直合作到现在。第一次见到萧娟，他惊讶这个朋友口中的“阿姨”如此年轻。于是二十出头“阿姨”萧娟拿着刘凯文交付的家门钥匙每周上门三次，打扫房间、熨衣服、喂狗、遛狗。一个月领900元钱薪水。“除了我家，萧娟同时给四五家打工。很多雇主都是单身，要求干的活也多半是打扫卫生，偶尔做饭。”刘凯文讲述他所知道的北京“外包”们的生活状态。
刘凯文说，像他这样的单身人士，雇佣钟点工的唯一选择就是把钥匙留给对方。“需要嘱咐的话，通常会写在纸条上。”他说，这样的信任，也是现实之下的无奈之举。
除了打扫卫生，做饭也是不少单身人士必需的“外包”。刘凯文的朋友景浩，最近请了一个“阿姨”，她做川菜拿手。
不能或者不愿意承担家务，目前在中国的大都市已很普遍。宜家委托ISOPUBLIC调查公司2005年的一份调研发现，上海只有不到5%的白领女性下班后回家做饭，这一数字接近于北京和广州相应调查结果的一半。还有10%的被调查者坦言她们从来不做饭。
她们的选择多是方便、无处不在的“外包”：在外面就餐、请家政人员在家做、或者干脆叫外卖。
“完美”生活由“外包”实现
而如今在中国，一个家庭的“外包”生活，从这个家庭组建之初就开始了。
整个国庆假期，杨雪（化名）忙得团团转。在连云港经营着一家小型婚庆公司的她，黄金周连续接了三场婚礼。由于说话太多，刚歇下来，杨雪扁桃体就发炎了。“这几天幼儿园又开学，还要上课，每天带着水杯喝不停”，喜宴上光鲜的婚礼策划师杨雪，另一个身份是幼儿园音乐老师。
2007年，杨雪身边的朋友陆续结婚，公认有文艺细胞的她被拉去帮忙策划婚礼。那时候婚礼策划兴起没几年，朋友的一席话提醒了她，“为了办婚礼简直脱了一层皮，要是有可靠又便宜的策划公司，哪用这样折磨自己。”于是杨雪和朋友合伙搞起了副业。
经营至今5年，杨雪生意没有做大，但在这个中国的沿海城市里也已小有名气，“现在的年轻人，对婚礼要求高，有的干脆要办成一个小型音乐会。专业的婚礼公司有人手、有设备，客户觉得很省事。”
省事，是不少年轻人外包婚礼的主要原因之一。杨雪介绍，有的新人甚至在外地工作，回家只是办事，没时间参与筹划，自己婚礼的策划基本都是公司和他们的父母商量完成。
杨雪看好这份行业，并非没有根据。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在婚礼上的花费是530亿美元，今年有望突破570亿美元。
显然，这样通过“外包”“完美”自己的生活，婚庆公司只是个开始。
北京的好太太幸福学院，这个秋天也忙碌起来。学院市场部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正在为11月开学的10人课程班招人。“学费10万，学期是14天。”
从最初的“淑女班”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太太班”，“如何做女人”似乎成了许多在婚姻中或即将步入家庭女性趋之若鹜的“学习”场所。似乎必须通过外人教授的“经验”和“技巧”，才好解决完善自己的婚姻生活。
“其实外包真的很方便。省出的时间和力气，我可以用来赚钱和休闲。”刘凯文的客厅里，餐桌的玻璃板下放着各种他常用的卡片，有宠物医院的、便利店的、物业公司的、餐厅的、干洗店的。
过去，家里装个灯泡、通个厕所、换个保险丝，是家庭男主人的基本技能。如今，拿出卡片，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这些服务原本就是应该提供的，不然交物业费干吗？”刘凯文说。
劳动不再光荣？
“在我们的生活中，外包的项目越来越多。劳动不再是光荣，自己动手做点什么成了失败的象征。”今年6月，洪晃在自己的专栏里写了这么一段话。尽管她也感同身受外包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空心化”，但仍不得不面对工作忙碌无暇照顾家庭这一现实。
时间和压力，是不少人选择外包的最直接理由。叶青最忙的时候，甚至把自己的舅舅舅妈接到家里来，帮着带孩子。
2011年，北京零点市场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41.1%的白领们正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61.4%的白领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心理疲劳。而很多人舒缓压力的办法，就是把费时又费力的家务外包出去。
巨大的需求让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的薪水水涨船高。北京一家知名家政公司对过去的4年保姆工资成交价进行了统计。4年内保姆的工资呈螺旋式上涨，从1300元左右到2600元左右，累计涨了1倍，而节日一般都是工资的波峰期。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2012年1到8月，全国家庭服务和加工维修服务的价格同比涨幅是9.7%。今年刘凯文给阿姨的时薪涨到了70元，2008年是50元。
尽管如此，刘凯文依然觉得内地的家政价格还挺便宜的。“很多老外家里都会雇两个保姆，带孩子和打扫的，他们在自己国家估计不会这么‘奢侈’。”刘凯文笑说。
回归家庭，是个美好的愿景
在打了若干通电话后，叶青终于向一个朋友敲定了暂时接替小强的保姆人选。挂了电话，她像一桩心事落了地。尽管这几天被找保姆的事情折腾得够呛，叶青还是不愿找家政公司，她觉得熟人介绍更可靠。
安全感，像是家庭事务外包中的一个奇怪悖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年的家政调研发现，上海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不敢聘用家政服务员。大部分家政服务员未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而雇主也因为户籍、健康等问题，对家政行业有着普遍的不信任。近年来，情况略有好转，不少二三线城市也成立了家政服务行业协会。
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事务转交给外人包办，有人也开始思考这样的转变对自己和对家人而言是否是最好的选择。
从事金融行业的张东阳（化名）也发现了这个变化，人到中年的他认为，越来越依赖于专业的家庭服务，也反映了中国人越来越不自信和更懒了，“连像月子里自己带孩子这样的本能都丧失了”。三年前，借着女儿出生的契机，张东阳辞了职，回家当起全职爸爸。
亲身体验家庭事务后，他发现道理说得简单，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回家最大的好处，是时间比较自由。我不太会带小孩，所以还是请了一个保姆，因为和妈妈一起住，所以也不用做饭。”张东阳笑着说，自己属于“非典型性回归”。回家后，张东阳还是兼做着自己的老本行，替客户做些投资咨询，赚的钱不比辞职前少。不善做家务的他，并没有因为回归而尝试学习更多的家事。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