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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盗版”意味着不经允许而擅自使用他人的作品，如果“有价值便有权利”的信条正确无误，那么整个美国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盗版的历史。今天，电影、唱片、广播、有线电视等这些“大媒体”的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脱胎于所谓的“盗版”。迄今为止，一个持久的话题是：上一代盗版者们是如何融入这一代人中的？
好莱坞电影也是“盗版”?
好莱坞的电影产业其实是由一群逃难过去的盗版者们建立的。
20世纪初期，制片人和导演们从美国东海岸移居到加利福尼亚州，这部分归因于他们想摆脱电影制作创始人托马斯·爱迪生专利权的控制。爱迪生以自己的专利权为基础，成立了一个托拉斯组织——电影专利公司，对电影行业实行垄断操控，目的在于保护自己的产权。在当时电影专利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
1909年1月是所有公司必须开始遵守经营许可规定的最后期限。到了2月，有些未获得法律许可的实体对电影专利公司的托拉斯行为表示抗议。他们自称为“独立制作人”，没有向爱迪生申请使用他的这项专利而继续经营业务。1909年夏天，独立制片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制片人和剧院使用非法设备和进口胶片，开设了自己的地下市场。
当时美国的5美分电影院急剧膨胀。为了应对独立制片运动，专利公司成立了通用电影公司。它采取强制手段封锁市场入口，打压那些未经许可而制作的影片。它的手段十分强硬，甚至到了离谱的程度：没收非法放映设备、截断放映非法影片影院的片源供应、垄断影片发行和控制全美的电影交易。但当时的独立制片人威廉·福克斯对这种控制不以为然。他在营业许可被吊销后仍然继续反抗托拉斯的垄断行径。
像福克斯一样的独立制片人就是那个年代的Napster(音乐下载服务提供商)，而他们当时受到的抵制也并不比今天Napster受到的抵制少。“拍摄常常因为机器被盗而中断，底片丢失、设备损毁、布景倒塌甚至人员伤亡等事故比比皆是。”独立制片人不得不逃往西海岸。加利福尼亚远离爱迪生的控制，电影制片人因此不必担心因为盗用了他的发明而被法律惩罚。好莱坞电影制作业的先驱，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福克斯，当年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当然，加州发展得十分迅速。联邦法律的执行最终也蔓延到了西部。但由于当时专利权的年限仅为17年，因此当联邦法令传到这里的时候，大多数专利都已经过期了。一个新的产业已经诞生，而这要部分归功于制片人对爱迪生产权的“盗用”行为。
唱片：另一种形式的“盗版”
唱片业产生于另一种形式的盗版。
当时爱迪生和亨利·福尔诺发明了重现乐曲的机器时(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福尔诺发明了自动演奏的钢琴)，法律给予了作者控制曲谱副本和作品公开演奏的专有权利。换句话说，在1900年，如果想得到菲尔·罗素的热门曲目《快乐小老鼠》的曲本，或是想要公开弹奏它，根据法律规定都必须向作者支付费用。
但如果我想通过爱迪生的留声机或是福尔诺的自动演奏钢琴来录制《快乐小老鼠》呢？法律在这里就犯难了。因为如果有人想录制这首曲子，就必须去购买曲谱的副本。如果在公开场合播放翻录的录音，是必须支付著作权费用。但如果只是在自己的家里录这首歌的话，又或者根据自己的记忆录制这首歌曲，又怎么样呢？因为当时法律存在这个漏洞，让盗版他人的歌曲成为了“不用花一分钱”的事情。
作者们(和出版商)对这种情形很不满意，认为正是那些发明了录音技术的创新者，“榨取了美国作曲家们的智慧和成果”。好在不久之后，法律随即作出了既有利于作者也有利于歌手的规定，这场争端终于得以平息。国会通过了修正案，确保了作者可以从作品的机械性复制中得到报酬。然而，法律不仅给予了作者完全控制作品复制的权利，它也规定，一旦作者允许复制作品，歌手就可以以国会规定的价格录制唱片。著作权法的这一部分使歌曲的翻唱成为可能。只要作者授权录制他的歌曲，其他人在依照法律规定向原作者支付费用以后就可以进行录制， 但之中还是存在问题。
譬如，当约翰·格里森姆完成一部小说，出版商获得了许可以后就可以进行出版，而格里森姆则可以对这个许可随意开价。因此，出版这部作品的价格其实是由格里森姆自己定的。著作权法通常认为，只有获得了格里森姆的同意，你才能使用他的作品。
但是规范唱片产业的法律给予歌手的权利则要少得多。因此，事实上法律是通过一种“盗版”的方式对唱片产业进行补贴的——比起原作者来说，它给歌手的权利更为弱化。披头士们对作品的控制权少于格里森姆。而这种弱化控制的受益者是唱片产业和公众：唱片产业以低于实际需要的价格获得了有价值的东西；公众则接触到了更多的音乐资源。其实，国会给予歌手这种权利的原因十分清楚：它害怕著作权人会形成一股垄断的力量，阻碍生产力的进步。
所以从历史上看，1909年以前这个行业没有任何法律保障。而在1909年以后，强制许可体系则赋予了该行业一定的权利，其用意在于避免垄断格局的产生。美国国会认为这些措施促成了该行业的蓬勃兴起。公众则受惠于更低廉的价格、更优良的品质和更多样的选择。通过限制音乐家的权利和在一定意义上“盗版”他们的作品，唱片生产商和公众都成了受益者。
广播：也产生于“盗版”
广播电台播放音乐时，这种行为相当于对作者作品的“公开演绎”。如前文所述，法律应赋予作者的著作权保护。但是当广播电台播放音乐的时候，它不仅公开使用了作者的作品，也使用了歌手的劳动成果。播放当地孩子们演唱的《祝你生日快乐》是一回事，播放滚石乐队或是莱尔·洛维特的歌曲则是另外一回事。歌手给广播电台播放的曲目增加了价值。根据法律规定，广播电台应该向作者支付费用。如果法规具有较好的连续性，那么它也应该要求广播电台向歌手支付报酬。
但是当时法律并非总是如此连贯，管理广播的法律并没有作此规定。广播电台只需付费给作者就可以了，因此无偿得到了一些好处。即便它需要向作者购买播放歌曲的特权，但是它对歌手劳动成果的使用却没有花一分钱。
这种区别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想象一下，你作了一首曲子，它是你的第一部作品，你拥有授权公开演绎该作品的专有权利。如果麦当娜想要在公开场合演唱这首歌曲，她必须得到你的同意。想象一下她确实唱了你的歌并且十分喜欢，所以她决定录制一张唱片，而这张唱片风靡一时。在美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下，广播电台每播放一次你的歌曲，都要向你支付著作权费用。你能够赚到一些钱。可是对于麦当娜来说，除了她的唱片销量可能会让她间接受益以外，她并没有得到其他任何东西。在公开播放她的唱片的时候，她的权利没有受到“保护”。广播电台因此无偿盗取了麦当娜作品的价值。
无疑，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些艺人也得到了相当的好处。一般来讲，广播电台的促销所带来的收益可能会大于歌手放弃的权益。这种看法也许是对的。但即便如此，法律通常赋予了创作者选择的权利。通过作出他们期望的选择，法律却赋予了广播电台不劳而获的权利。
有线电视：同样诞生于某种形式的“盗版”
有线电视企业在1948年开始铺设社区有线电视网络。当时，虽然他们向观众转播的节目内容来自广播电视公司，但是大多数企业都拒绝向广播电视公司支付费用。甚至当有线电视公司开始为自己提供的服务收费时，他们也拒绝为自己销售的东西付费。有线电视公司就像小偷一样“盗用”了广播电视公司的节目内容，并且从没有对它经“盗用”而提供的内容收费。
广播电视公司和著作权人迅速对这种行为发起了反击。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罗塞尔·海德把这种行为看做“非正当和毁灭性的竞争”。有线电视节目的普及也许有益于“公共利益”。但美国全国广播工作者协会法律顾问道格拉斯·阿涅罗在听证会上质问参议员昆廷·布尔迪克：“公益指使你去盗用别人的东西了吗?”
可在那时，有线电视最奇特的一点就是，它是唯一一个不需要掏一分钱来购买自己销售的产品的行当。后来，有关的著作权人把有线电视公司告上了法庭，但最高法院两次都判决有线电视公司无须支付费用。
国会也用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才解决了有线电视公司是否应该为他们“盗版”的内容付费这个问题。最后，国会采用了它在处理广播问题中的相同办法。没错，有线电视公司是应该为其播放的节目付费。不过这种费用额度不应由著作权人决定，而是应该通过法律设定。所以现在看来广播和电视，这两样大众媒体确实是以他人的利益而大肆发展起来的。
好莱坞电影也是“盗版”?
好莱坞的电影产业其实是由一群逃难过去的盗版者们建立的。
20世纪初期，制片人和导演们从美国东海岸移居到加利福尼亚州，这部分归因于他们想摆脱电影制作创始人托马斯·爱迪生专利权的控制。爱迪生以自己的专利权为基础，成立了一个托拉斯组织——电影专利公司，对电影行业实行垄断操控，目的在于保护自己的产权。在当时电影专利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
1909年1月是所有公司必须开始遵守经营许可规定的最后期限。到了2月，有些未获得法律许可的实体对电影专利公司的托拉斯行为表示抗议。他们自称为“独立制作人”，没有向爱迪生申请使用他的这项专利而继续经营业务。1909年夏天，独立制片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制片人和剧院使用非法设备和进口胶片，开设了自己的地下市场。
当时美国的5美分电影院急剧膨胀。为了应对独立制片运动，专利公司成立了通用电影公司。它采取强制手段封锁市场入口，打压那些未经许可而制作的影片。它的手段十分强硬，甚至到了离谱的程度：没收非法放映设备、截断放映非法影片影院的片源供应、垄断影片发行和控制全美的电影交易。但当时的独立制片人威廉·福克斯对这种控制不以为然。他在营业许可被吊销后仍然继续反抗托拉斯的垄断行径。
像福克斯一样的独立制片人就是那个年代的Napster(音乐下载服务提供商)，而他们当时受到的抵制也并不比今天Napster受到的抵制少。“拍摄常常因为机器被盗而中断，底片丢失、设备损毁、布景倒塌甚至人员伤亡等事故比比皆是。”独立制片人不得不逃往西海岸。加利福尼亚远离爱迪生的控制，电影制片人因此不必担心因为盗用了他的发明而被法律惩罚。好莱坞电影制作业的先驱，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福克斯，当年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当然，加州发展得十分迅速。联邦法律的执行最终也蔓延到了西部。但由于当时专利权的年限仅为17年，因此当联邦法令传到这里的时候，大多数专利都已经过期了。一个新的产业已经诞生，而这要部分归功于制片人对爱迪生产权的“盗用”行为。
唱片：另一种形式的“盗版”
唱片业产生于另一种形式的盗版。
当时爱迪生和亨利·福尔诺发明了重现乐曲的机器时(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福尔诺发明了自动演奏的钢琴)，法律给予了作者控制曲谱副本和作品公开演奏的专有权利。换句话说，在1900年，如果想得到菲尔·罗素的热门曲目《快乐小老鼠》的曲本，或是想要公开弹奏它，根据法律规定都必须向作者支付费用。
但如果我想通过爱迪生的留声机或是福尔诺的自动演奏钢琴来录制《快乐小老鼠》呢？法律在这里就犯难了。因为如果有人想录制这首曲子，就必须去购买曲谱的副本。如果在公开场合播放翻录的录音，是必须支付著作权费用。但如果只是在自己的家里录这首歌的话，又或者根据自己的记忆录制这首歌曲，又怎么样呢？因为当时法律存在这个漏洞，让盗版他人的歌曲成为了“不用花一分钱”的事情。
作者们(和出版商)对这种情形很不满意，认为正是那些发明了录音技术的创新者，“榨取了美国作曲家们的智慧和成果”。好在不久之后，法律随即作出了既有利于作者也有利于歌手的规定，这场争端终于得以平息。国会通过了修正案，确保了作者可以从作品的机械性复制中得到报酬。然而，法律不仅给予了作者完全控制作品复制的权利，它也规定，一旦作者允许复制作品，歌手就可以以国会规定的价格录制唱片。著作权法的这一部分使歌曲的翻唱成为可能。只要作者授权录制他的歌曲，其他人在依照法律规定向原作者支付费用以后就可以进行录制， 但之中还是存在问题。
譬如，当约翰·格里森姆完成一部小说，出版商获得了许可以后就可以进行出版，而格里森姆则可以对这个许可随意开价。因此，出版这部作品的价格其实是由格里森姆自己定的。著作权法通常认为，只有获得了格里森姆的同意，你才能使用他的作品。
但是规范唱片产业的法律给予歌手的权利则要少得多。因此，事实上法律是通过一种“盗版”的方式对唱片产业进行补贴的——比起原作者来说，它给歌手的权利更为弱化。披头士们对作品的控制权少于格里森姆。而这种弱化控制的受益者是唱片产业和公众：唱片产业以低于实际需要的价格获得了有价值的东西；公众则接触到了更多的音乐资源。其实，国会给予歌手这种权利的原因十分清楚：它害怕著作权人会形成一股垄断的力量，阻碍生产力的进步。
所以从历史上看，1909年以前这个行业没有任何法律保障。而在1909年以后，强制许可体系则赋予了该行业一定的权利，其用意在于避免垄断格局的产生。美国国会认为这些措施促成了该行业的蓬勃兴起。公众则受惠于更低廉的价格、更优良的品质和更多样的选择。通过限制音乐家的权利和在一定意义上“盗版”他们的作品，唱片生产商和公众都成了受益者。
广播：也产生于“盗版”
广播电台播放音乐时，这种行为相当于对作者作品的“公开演绎”。如前文所述，法律应赋予作者的著作权保护。但是当广播电台播放音乐的时候，它不仅公开使用了作者的作品，也使用了歌手的劳动成果。播放当地孩子们演唱的《祝你生日快乐》是一回事，播放滚石乐队或是莱尔·洛维特的歌曲则是另外一回事。歌手给广播电台播放的曲目增加了价值。根据法律规定，广播电台应该向作者支付费用。如果法规具有较好的连续性，那么它也应该要求广播电台向歌手支付报酬。
但是当时法律并非总是如此连贯，管理广播的法律并没有作此规定。广播电台只需付费给作者就可以了，因此无偿得到了一些好处。即便它需要向作者购买播放歌曲的特权，但是它对歌手劳动成果的使用却没有花一分钱。
这种区别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想象一下，你作了一首曲子，它是你的第一部作品，你拥有授权公开演绎该作品的专有权利。如果麦当娜想要在公开场合演唱这首歌曲，她必须得到你的同意。想象一下她确实唱了你的歌并且十分喜欢，所以她决定录制一张唱片，而这张唱片风靡一时。在美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下，广播电台每播放一次你的歌曲，都要向你支付著作权费用。你能够赚到一些钱。可是对于麦当娜来说，除了她的唱片销量可能会让她间接受益以外，她并没有得到其他任何东西。在公开播放她的唱片的时候，她的权利没有受到“保护”。广播电台因此无偿盗取了麦当娜作品的价值。
无疑，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些艺人也得到了相当的好处。一般来讲，广播电台的促销所带来的收益可能会大于歌手放弃的权益。这种看法也许是对的。但即便如此，法律通常赋予了创作者选择的权利。通过作出他们期望的选择，法律却赋予了广播电台不劳而获的权利。
有线电视：同样诞生于某种形式的“盗版”
有线电视企业在1948年开始铺设社区有线电视网络。当时，虽然他们向观众转播的节目内容来自广播电视公司，但是大多数企业都拒绝向广播电视公司支付费用。甚至当有线电视公司开始为自己提供的服务收费时，他们也拒绝为自己销售的东西付费。有线电视公司就像小偷一样“盗用”了广播电视公司的节目内容，并且从没有对它经“盗用”而提供的内容收费。
广播电视公司和著作权人迅速对这种行为发起了反击。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罗塞尔·海德把这种行为看做“非正当和毁灭性的竞争”。有线电视节目的普及也许有益于“公共利益”。但美国全国广播工作者协会法律顾问道格拉斯·阿涅罗在听证会上质问参议员昆廷·布尔迪克：“公益指使你去盗用别人的东西了吗?”
可在那时，有线电视最奇特的一点就是，它是唯一一个不需要掏一分钱来购买自己销售的产品的行当。后来，有关的著作权人把有线电视公司告上了法庭，但最高法院两次都判决有线电视公司无须支付费用。
国会也用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才解决了有线电视公司是否应该为他们“盗版”的内容付费这个问题。最后，国会采用了它在处理广播问题中的相同办法。没错，有线电视公司是应该为其播放的节目付费。不过这种费用额度不应由著作权人决定，而是应该通过法律设定。所以现在看来广播和电视，这两样大众媒体确实是以他人的利益而大肆发展起来的。